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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诩是曹操中后期最器重的谋臣，其传记与荀彧、荀攸并列，仅位于《诸夏侯曹传》之后，是曹操智囊团中的领衔者。贾诩在曹营中身份颇为特殊，他出身贫寒，不像荀彧、荀攸等出身名门贵胄；他原是张绣谋士，属半路变节而来，并非曹操起家时的旧臣，没有郭嘉、程昱那样亲信。纵使缺乏这些先天优势，贾诩依然依靠自己的智谋为曹操所重用。曹操赏识贾诩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贾诩曾经辅佐张绣战胜过他自己。对于一个可以击败自己的谋士，曹操有着浓厚的兴趣，以至于看到贾诩来降，大喜，握着他的手说：“使我信重于天下者，子也。”是啊，连曾经的敌人都可以用为谋士，天下智士又有谁不会欣然投奔来呢。
官渡之战时，曹操曾一度处于困境，有点丧失信心，是贾诩及时地分析曹操与袁绍的利弊，鼓励曹操决心一战，故有官渡之胜。而当若干年后，曹操南下荆州，一路畅通无阻时，贾诩却反其道而行之，给曹操泼了一盆冷水。贾诩反对即刻东下平定江东的策略，认为收服荆州后应致力于奖励将士，安抚百姓，发展生产，这样不用征讨江东自会臣服。曹操没有听取，果然战败。有趣的是，当撰写《三国志》的陈寿兴致勃勃的地将此劝谏作为贾诩功绩的时候，为《三国志》作注引的裴松之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贾诩的劝谏纯属不合时宜：荆州是四战之地，刘备、孙权都想据为己有，如果固守荆州的话反而会失去战略主动，曹操东下取吴是明智之举。至于失败，只是运气不好，遭到了南风和疫疾，不能因失败而否定曹操的平吴策略。应该说，裴松之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对于江东的孙权政权来说，“文服”并非良策，“武伐”才是最佳征服手段。但曹操的失败也绝非“时运不佳”，其种种原因我们将在后面几章细数端详。
是否去打这场仗？对于江东政权来说是一个命运的抉择，同样对于曹操来说也是一个选择。在同一本史书上，我们都能看到两位史学家截然对立的观点，那就不难猜测出在赤壁战前曹操的幕僚团中有多么大争执的声音了。
当时曹操的智囊团中，除了贾诩以外，郭嘉已经先逝，另有荀彧、荀攸、程昱、蒋济、董昭等数人，察诸人传记，未见有在赤壁之战中一展才智的谋臣。只有程昱传记中记载了程昱对于刘备东逃后孙权会不会杀刘备的预测，也未见其对进军江东的战略持何种观点。我们认为，出于人物传记对人物美化的考虑，赞成参战的建议一般不会出现在人物传记中（因为陈寿认为赞成参战是一种失策）。由此可以推论，随军的曹操智囊团们大多数是赞成顺势东下灭吴的战略的，其中包括在官渡之战中为曹操献过奇计大功的荀攸、程昱。我们也很难说这些赞同的声音是发自内心的还是随声附和的，因为从曹操拒听贾诩的劝谏已经可以看出，智囊团的意见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他的专断与骄横已经使这场战争不可阻挡的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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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与“生化战”
对于古人来说，瘟疫和战争最为恐怖的两大灾难。而当这两大灾难又往往同时产生，相伴而来。试想，正是因为瘟疫流行、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所以农民揭竿而起，地方武装叛乱，外敌趁乱入侵，从而引发全国性的战争；相反，正是因为战争连绵不断，大批的阵亡士卒抛尸野外，无人掩埋，致使尸体腐烂，空气和饮水遭到污染，疫病横生，从而引发全国性的瘟疫。而每到这两者相伴而来、人民祸不单行的时候，也往往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东汉的覆亡、唐朝的覆亡、明朝的覆亡莫不如此。
灵帝年间，中国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瘟疫传播，这场疫疾横扫了黄河南北数十个郡县，带走了全国近四分之一的人口，许多村庄甚至鸡犬不留，沦为人间地狱。汉朝奉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认为自然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变化是相互关联，互为感应的。天象往往是人事的折射，也往往能够对人事起到预测作用。如此大规模的疫病灾害自然被谶纬家认定为汉室将亡的先兆。只是这一次的预兆不再是迷信的胡诌，而是通过事实进行了验证。在疫病灾难面前，可以医治疫病的“仙人”自然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于是乎，张角，赤脚医生与宗教领袖的结合型人物，通过行医聚拢人心，通过布道建立队伍，终于在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黄巾起义虽然在当年之内就被*，但它却摧毁了汉王朝生存下去的最后希望，宗教领袖与农民反抗者们所未尽的事业若干年后将由*他们的军阀替他们完成。
这场瘟疫对于汉末争霸的诸侯们来说影响也是巨大的。由于疫灾加兵灾，司隶、兖州、豫州等原先富庶的“黄金地区”变得人丁凋零、土地荒芜。曹操在这里起兵的头几年经常招不到足够的兵员，或是缺乏基本的粮草供给。这客观上逼迫曹操不能安于现状，必须不断扩张进取。曹操最精锐的“青州兵”是从青州征召和劝降的，曹操的主要粮食供给则有赖于击破陶谦、袁术后的徐州、淮南等地。但尽管如此，曹操在官渡与袁绍对峙的时候，还遭受着粮食短缺、军心不振等先天劣势，直到占领河北才摆脱了这种尴尬局面。
赤壁之战，疫病再一次与战争携手同来。而早在周瑜为孙权分析曹操的四大劣势之时，曹军“不习水土、必生疾病”就已成为必败的原因之一。但可惜的是，无论是《三国演义》还是其他有关赤壁之战的传说都未能把疫病传播当作战争中的重要问题加以考虑。对战争的描写可谓是《三国演义》的精华之所在，但在罗贯中的笔下，战争的胜负被简单地归因于天时（是否出师有名，是否符合道德）、地利（天气因素、地形因素）、人和（主帅的决策、谋臣的智谋、武将的武勇），固然，这样的逻辑符合小说思维和传奇规范，但也使纸面上呈现的战争过于主观。那么，曹军军中疫病流行到底对赤壁之战有怎样的影响？据我看来，其影响不仅不能被忽视，反而相当重要。以至于赤壁战后，曹操在给孙权的书信中这样回护自己的失败：“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在文中，瘟疫几乎成了他战败的全部原因。
在电影《赤壁》中，导演吴宇森出于对历史的尊重，将赤壁之战中瘟疫的威力在影片中再现。在此基础之上，他又多走了一步，虚构了一场曹操利用瘟疫制造的“生化战”。那么在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末年，深受瘟疫之害的军阀列强们会不会想到利用瘟疫作为摧毁敌军的“生化”武器呢？实际上，据汉史学者何新考证，早在汉武帝时期，匈奴人已经知道利用疫病进行“生化战”。匈奴人在败退的时候，将大批死亡的将士、马匹、牲畜的尸体堆积在河流上游，腐烂的尸体将河流污染，病疫顺流而下。追击匈奴的汉朝将士饮用了下游的河水后，大量感染死亡，无法医治。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骠骑将军霍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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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干何干？
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有个历史老师特逗，在课堂上出了一个谜语，在此与大家分享。谜面是“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打四个中国历史人物。提示是从日本、苏联、共产党、国民党四个角度考虑。谜底是：屈原、苏武、毛遂、蒋干。
蒋干，因为赤壁之战中的一次滑稽的出场，成了曹操阵营中最有名气的谋士。许多人可能根本不知道曹营首席谋士郭嘉、贾诩、荀彧，但是却对蒋干的名字耳熟能详。
历史中的蒋干确系周瑜的同郡，也确实被曹操派去说服周瑜。但并非在赤壁之战中。据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记载，蒋干“有仪容，以才辨见称”。但纵然是这样灵巧的辩士却无法撼动周瑜的意志，归来见曹操时还赞誉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间”。这一段情节旨在为周瑜“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的胸怀作佐证，但却成为小说家为赤壁之战添油加醋的作料。《三国演义》把蒋干劝降和反间计揉搓在一起，在展现周瑜谋略的同时也表现了周瑜诡谲和骄傲的一面；而电影《赤壁》将蒋干劝降、反间计和草船借箭揉搓在一起，则是在瑜、亮合作的基础之上更集中地描绘了周瑜、诸葛亮亦敌亦友的微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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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瑁、张允，被谁冤杀？
电影《赤壁》如法炮制了《三国演义》中反间计一幕，周瑜利用蒋干传递了伪造的降书，使得曹操对水军都督蔡瑁、张允产生了怀疑，并最终处死了二人，从而为周瑜去掉了一个大隐患，成为赤壁之战周瑜取胜的关键。
蔡瑁、张允确实是被冤杀的，然而凶手却不是曹操，而是罗贯中。事实上，史书上的蔡瑁、张允并没有被卷入“反间计”之中，他们甚至压根就不是曹操的水军都督。《三国志·董二袁刘传》谈及蔡瑁、张允的时候，只论及二人是刘表的幼子刘琮的党羽，在刘表临终时阻止刘表长子刘琦进见，而极力扶持刘琮上台。随即曹操南征大军将至，第一个跳出来劝刘琮投降的却不是蔡、张二人，而是蒯越、傅巽、韩嵩等一班刘表旧臣。这几个人共同的特征就是都是躲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