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 当年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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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些事儿 当年明月- 第4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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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崇祯时期,官员已经相当腐败,收钱办事,就算是好人了。对此,崇祯非常地不满,决心肃贪。

  问题在于,明朝官场,经过二百多年的磨砺,越来越光,越来越滑。潜规则、明规则,基本已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大家都在里边混,就谈不上什么贪不贪了,所谓天下皆贪,即是天下无贪。

  当然,偶尔也有个把人,是要突破规则,冒冒头的。

  比如户部给事中韩一良,就是典型代表。

  当崇祯下令整顿吏治时,他慷慨上书,直言污秽,而且还说得很详细,什么考试作弊内幕,买官卖官内幕,提成、陋规等等。为到达警醒世人的目的,他还坦白,自己身为言官,几个月之内,已经推掉了几百两银子的红包。

  崇祯感动了,这都什么年月了,还有这样的人啊,感动之余,他决定在平台召开会议,召见韩一良及朝廷百官,并当众嘉奖提升。

  皇帝很激动,后果很严重。

  因为韩一良同志本非好鸟,也没有与贪污犯罪死磕到底的决心,只是打算骂几句出出气,没想到皇帝大人反应如此强烈,无奈,事都干了,只能硬着头皮去。

  在平台,崇祯让人读了韩一良的奏疏,并交给百官传阅,大为赞赏,并叫出韩一良,提升他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原本只是七品,一转眼,就成了四品。

  我研读历史,曾总结出一条恒久不变的规律——世上的事,从没有白给的。

  韩一良同志还没高兴完,就听到了这样一句话:

  “此文甚好,希望科臣(指韩一良)能指出几个贪污的人,由皇帝惩处,以示惩戒。”

  说话的人,是吏部尚书王永光。

  王永光很不爽,自打听到这封奏疏,他就不爽了,因为他是吏部尚书,管理人事,说朝廷贪污成风,也就是说他管得不太好,所以他决定教训韩一良同志。

  这下韩御史抓瞎了,因为他没法开口。

  自古以来,所谓集体负责,就是不负责,所以批评集体,就是不批评。韩御史本意,也就是批评集体,反正没有具体对象,没人冒头反驳,可以过过嘴瘾。

  现在一定要你说出来,是谁贪污,是谁受贿,就不好玩了。

  但崇祯似乎很有兴趣,当即把韩一良叫了出来,让他指名道姓。

  韩一良想了半天,说,现在不能讲。

  崇祯说,现在讲。

  韩一良说,我写这封奏疏,都是泛指,不知道名字。

  崇祯怒了:你一个名字都不知道,竟然能写这封奏疏,胡扯!五天之内,把名字报来!

  事儿大了,照这么搞,别说升官,能保住官就不错,韩一良回去了,在家抓狂了五天,憋得脸通红,终于憋出了一份奏疏。

  很明显,韩一良是下了功夫的,因为在这份奏疏里,他依然没有说出名字,却列出了几种人的贪污行径,并希望有关部门严查。当然,他也知道,这样是不过了关的,就列出了几个人——已经被处理过的人。

  反正处理过了,骂绝祖宗十八代,也不要紧。

  这封极为滑头的奏疏送上去后,崇祯没说什么,只是下令在平台召集群臣,再次开会。

  刚开始的时候,气氛是很和谐的,崇祯同志对韩一良说,你文章里提到的那几个人,都已经处理了,就不必再提了。

  然后,他又很和气地提到韩一良的奏疏,比如他曾经拒绝红包,达几百两之多的优秀事迹。

  戏演完了,说正事:

  “是谁送钱给你的!说!”

  韩一良同志懵了,但优秀的自律精神鼓舞了他,秉承着打死也不说的思想,到底也没说。

  崇祯也很干脆,既然你不说,就不要干了,走人吧。

  韩一良同志的升官事迹就此结束,御史没捞到,给事中丢了,回家。

  然而最伤心的,并不是他,是崇祯。

  他不知道,自己如此坦白,如此真诚,如此想干点事,怎么连句实话都换不到呢?

  这个问题,没人能回答。

  但要说他啥事都没干成,也不对,事实上,崇祯二年(1629),他就干过一件大事,且相当成功。

  这年四月,刑部给事中刘懋上疏,请求清理驿站。

  所谓驿站,就是招待所,著名的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王守仁先生,就曾经当过招待所的所长。

  当然,王守仁同志干过的职务很多,这是最差的一个。因为在明代,驿站所长虽说是公务员,论级别,还不到九品,算是不入流,还要负责接待沿途官员,可谓人见人欺。

  所以一直以来,驿站都没人管。

  但到崇祯这段,驿站不管都不行了。

  因为明代规定,驿站接待中央各级官员,由地方代管。

  这句话不好理解,说白了,就是驿站管各级官员吃喝拉撒睡,但费用自负。

  因为明代地方政府,并没有办公经费,必须自行解决,所以驿站看起来,级别不高,也没人管。

  但驿站还是有油水的,因为毕竟是官方招待所,上面来个人没法接待,追究到底,还是地方官吃亏,所以每年地方花在驿站上的钱,数额也很多。

  而且驿站还有个优势,不但有钱,且有政策——摊派。

  只要有接待任务,就有名目,就能逼老百姓,上面来个人,招待所所长自然不会自己出钱请人吃饭,就找老百姓摊,你家有钱,就出钱,没钱?无所谓,你们要相信,只要是人,就有用处,什么挑夫、轿夫,都可以干。

  其实根据规定,过往官员,如要使用驿站,必须是公务,且出示堪合(介绍信),否则,不得随便使用。

  也就是说说。

  到崇祯年间,驿站基本上就成了车站,按说堪合用完了,就要上交,但这事也没人管,所以许多人用了,都自己收起来,时不时出去旅游,都用一用,更缺德的,还把这玩意当礼物,送给亲朋好友,让大家都捞点实惠。

  鉴于驿站好处如此之多,所以但凡过路官员,无论何等妖魔鬼怪,都是能住就住,不住也宰点钱,既不住也不宰的,至少也得找几个人抬轿子,顺便送一程。

  比如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地理学家徐霞客,云游各地(驿站),拿着堪合四处转悠,绝对没少用。

  刘懋建议,整顿驿站,不但可以节省成本,还能减轻地方负担。

  但问题是,怎么整顿。

  刘懋的方法很简单,一个字——裁。

  裁减驿站,开除富余人员,减开支,严管介绍信,非紧急不得使用。

  按照他的说法,只要执行这项措施,朝廷一年能省几十万两白银,且地方负担能大大减轻。

  崇祯很高兴,同意了,并且雷厉风行地执行了。

  一年之后,上报执行成果,裁减驿站二百余处,全国各省累计减少经费八十万两,成绩显著。

  不久之后,刘懋就滚蛋了。

  这世上,有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好事,实际上不是,比如这件事。

  刘懋同志干这件事,基本是“损人不利己”。国家没有好处,地方经费节省了,也省不到老百姓头上,地方吃驿站的那帮人又吃了亏,要跟他拼命,闹来闹去折腾一年,啥都没有,只能走人。

  崇祯同志很扫兴,好不容易干了件事,又干成这副熊样,好在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反正驿站有没有无所谓,就这么着吧。

  事实上,如果他知道刘懋改革的另一个后果,估计就不会让他走了,他会把刘懋留下来,然后,砍成两截。

  因为汇报裁减业绩的人,少报了一件事:之所以减掉了八十余万两白银的经费,是因为裁掉驿站的同时,还裁掉了上万名驿卒。

  崇祯二年(1629),按照规定,银川驿站被撤销,驿卒们统统走人。

  一个驿卒无奈地离开了,这里已无容身之所。为了养活自己,他决定,去另找一份工作,一份更有前途的工作。

  这个驿卒的名字,叫做李自成。

  换句话说,崇祯上台以后,是很想干事的。但有的事,干了也白干,有的事,干了不如不干,朝廷就是这么个朝廷,大臣就是这帮大臣,没法干。

  所以他很失落,很伤心,但更伤心的事,还在后头。

  因为上面这些事,最多是不能干,但下面的事情,是不能不干。

  崇祯四年(1631),辽东总兵祖大寿急报:被围。

  他被围的地方,叫做大凌河。

  一年前,孙承宗接替了袁崇焕的位置,成为蓟辽总督。

  虽然老头已经七十多了,但实在肯靠谱,上任不久,就再次巡视辽东,转了一圈,回来给崇祯打了个报告。

  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关锦防线非常稳固,但锦州深入敌前,孤城难守,建议在锦州附近的大凌河筑城,扩大地盘,稳固锦州。

  这个报告体现了孙承宗同志卓越的战略思想。七年前,他稳固山海关,恢复了宁远,稳固宁远,恢复了锦州,现在,他稳固锦州,是打算恢复广宁,照这么个搞法,估计是想稳固沈阳,恢复赫图阿拉,把皇太极赶进河里。

  想法好,做得也很好,被派去砌城的,是总兵祖大寿、副总兵何可纲。

  在袁崇焕死前,曾向朝廷举荐过三个人,分别是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

  他在举荐三人时,曾说过:

  “臣选此三人,愿与此三人共始终,若到期无果,愿杀此三人,然后自动请死。”

  袁崇焕的意思是,我选了这几个人,工作任务要是完不成,我就先自相残杀,然后自杀。

  这句话比较准,却也不太准。

  因为袁崇焕还没死,赵率教就先死了。袁崇焕死的时候,祖大寿也没死,逃了。

  现在,只剩下了祖大寿和何可纲,他们不会自杀,却将兑现这个诺言的最后一部分——自相残杀。


  投降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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