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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立即上奏，力陈美国“税增物贵，束脩、膏火、房租、衣食各费倍于从前，”支持添拨经费。
奏折中，李鸿章说了这么一段话：“此举为造就人才，渐图自强至计，关系甚大。据报，头、二批学生，一、二年间，已有可进大书院之童，既应专心研究，以裨实用，断无惜费中止之理！”
然而，四年之后，“此举”便“中止”了，何故？
确不为“惜费”，而是另有重大缘故。
后世的史评，一般都认为，“留美幼童”的半途夭折，是由于“保守势力的阻挠和破坏”所致，但关卓凡认为，事实刚刚好相反，要对此事负最大责任的，不是“旧派”，而是“新派”。
究其竟，是留美幼童的管理者——“驻洋肄业局”内部，对“办学方针”，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分歧，彼此势同水火，无法协调，以致“留美幼童”整体上有偏离既定轨道、脱幅而去的危险。
于是，清廷只好自断手足，偌大心力、花费，统统付之流水，空留一声叹息。
关卓凡认为，此事的第一责任人，正是首倡“留美幼童”、并一直为之尽心竭力的容闳。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容闳自己一手毁掉了自己呕心沥血的事业。
“驻洋肄业局”内部，分歧众多，但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有相当数量的留美幼童，加入了洋教——基督教或天主教；二是，留美幼童普遍只重“西学”，十分轻视、甚至荒废了“中学”。
容闳不仅支持小留学生们信教和“轻中”，事实上，他本人就是留美幼童这些行为的幕后推手之一。
*（未完待续。）
第八十六章 势同水火
容闳的思想和作为，若窥端倪于他的人生履历，以下几点很可以说明问题：
第一，从七岁入读英国人在澳门开办的教会学校，一直到二十六岁于耶鲁大学毕业，容闳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是完整的“西学”，和“中学”基本不沾边儿。对“中学”，容闳既没有什么深入的理解，也就谈不上什么感情。
第二，容闳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第三，二十四岁那年，在耶鲁大学就读的容闳，加入了美籍。
关卓凡并不怀疑容闳对于祖国的忠诚和感情，不然也不会委以重任，倚为臂膀。但同时，他也承认，容闳这种身份和经历，使其很难对中国当时的合法政府，抱有真正的尊重。不然，容闳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当他有意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时候，先去投靠的，是太平天国，而非朝廷。
当然，容闳的这个特点，对于关卓凡个人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倒并不算是什么坏事。
可是，若容闳因此而支持“留美幼童”信奉洋教和轻废“中学”，却是不能接受的——原时空的朝廷，不论“保守派”还是“洋务派”，包括“留美幼童”最大的支柱李鸿章在内，都不能接受。
关卓凡更加不能接受。
关节点在“留美幼童”的年龄上——这是一把地道的双刃剑。
自小就接受西方近现代科学、文化的教育，小学、中学、大学“一条龙”读下来，较之成人后再“放洋”之半路出家，所学自然更加扎实、透彻，思路也更加灵活、开通，更少牵绊，用之于“新政”、“洋务”——中国的近现代化建设，自然更加之得心应手。
在当时中国民智未开、保守势力强大的背景下，曾国藩、李鸿章、容闳等人，对“留美幼童”的苦心设计。是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的。
可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留美幼童”年纪太小，心智尚远未成熟，极易受外界的影响。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如何保证他们的族群、国家认同不动摇、不转移？如何保证成人肄业之后，回到中国的，不是一群“黄皮白心”？
必须承认，对于十来岁的小孩子来说。彼时美国的教育和生活，吸引力十倍于自己的祖国。更加有趣的学问，更加人性的教学，更加平等的人际关系，更加自由奔放的空气，没有一个正常的孩子，能够抵御住这些无所不在的诱惑。
你不能把他们装到套子里——事实上也不可能办得到，因为你是在人家的学校里上学、读书。何况，“增长见闻”——观察、了解、认识留学目的地，从更先进的社会制度中汲取养分。本来就是设计“留美幼童”的初衷之一。
为此，刚开始的时候，留美幼童不是集中住宿的，而是分散到美国当地几十户不同的人家中。
这种做法，就算套以二十一世纪的标准，也是顶“时尚”、顶“先进”的。要知道“留美幼童”可是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事儿呀。
既然不能把小孩子装到套子里，管理者能做的，就是守住底线了：
一，不入洋教。
二，“西学”、“中学”并重。在美国学校教育之外。从国内派出教员，常驻美国，对小留学生进行相当力度的“中学”教育，以此保证“留美幼童”不忘根本。
朝廷定规：“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
作为从二十一世纪穿越过来的人，关卓凡本人，对这些“中学”课程，并不感冒。可是，他承认，在当时的环境下，除此之外，并没有更好的方案，可以保证小留学生们心系祖国，不改族群和国家的认同。
当然，在本时空，事儿落到他的手上了，具体课程设置，自然要略作调整，譬如，那个《圣谕广训》，大约会拿下来，换上别的。
可是，大方向不会改变，即以“中学”教育，保证小留学生不变“颜色”。
遗憾的是，容闳就是要挑战这两条底线。
“驻洋肄业局”定规：“幼童以三个月一次来局学华文，每次十二人，十四日为满，逾期则此十二人复归，再换十二人来。以此轮流，周而复始。”
这个规定，初初的时候，是得到了较为严格的执行的，效果也不错。但是，愈往后，愈是滞碍难行。
个中原因，一是因为留美幼童浸润“西学”日久，对“中学”兴趣日减，甚至到了“厌弃儒学”的程度；二，也是更重要的，作为“驻洋肄业局”主要管理者之一的容闳，不但不坚持既有原则和规定，反而顺风纵火，支持学生抵制“中学”。
对此，李鸿章深感忧虑，致信当时的驻美公使陈兰彬说：“学徒抛荒中学确属实情，由于莼甫意见偏执，不欲生徒多习中学，即夏令学馆放假后正可温习，莼甫独不谓然。”
莼甫，容闳的字。
就是说，不但三个月一次的“轮训”，容闳不支持，甚至学生放暑假了，利用假期补习中文，容闳也从中阻挠。
轻废“中学”之外，学生纷纷信奉洋教，参加礼拜，而容闳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更是以“信仰自由”为天经地义——朝廷有什么干涉的权力？
“留美幼童”本人们，不论“中学”、“西学”孰轻孰重，还是允不允许“宗教信仰自由”，不消说，一边倒地站在容闳一边。
至于美国人，自然明里暗里，支持容闳——在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中，多发展几个亲美派，甚至“带路党”，有什么不好？
在这两个问题上，“驻洋肄业局”内部，彼此针对，势同水火，衍生出来的其余问题，譬如什么小留学生变服饰、和美国女孩谈恋爱，与这两个问题相比，都算小case了。
朝廷终于不能不出手干涉了：将容闳调任驻美副公使，不再兼管“驻洋肄业局”。
做驻美公使，自然是大大升官，但容闳并不领情，他说：
“若专就予一身而言，以区区留学生监督，一跃而为全权公使，是政府以国士遇我，受知遇而不感激，非人情。但以教育计划言，是予视为最大事业，亦报国之唯一政策。今发轫伊始，植基未固，一旦舍之他去，则继予后者，谁复能如予之热心，为学生谋幸福耶？况予与诸学生相处既久，感情之亲，不啻家人父子，予去，则此诸生且如孤儿失怙，是恶可者？……请政府收回成命，裨得仍为学生监督，以期始终其事。”
就是说，容闳视自己为“留美幼童”的唯一保护者，中国留美学生的“教育计划”，是容莼甫的禁脔，不容他人染指。
朝廷只好退了一步，在调任容闳至华盛顿出任驻美副公使的同时，“驻洋肄业局”方面，给予了他一个含糊的“相帮”的权力。
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容闳利用这个名义，专门从华盛顿跑到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驻洋肄业局”所在地，继续指手画脚，一如其旧。可是，因为他毕竟已经不是“驻洋肄业局”的“总办”、“帮办”了，“驻洋肄业局”现管理层极为不满，积蓄已久的矛盾，终于彻底爆发，不可收拾了。
此时，整个“留美幼童”计划，已到了无法正常推进的地步，而朝廷明白，即便和容闳破脸，彻底免去他在“驻洋肄业局”内的任何职务和名义权力，也没有用——容闳对“留美幼童”们的影响以及在整个留学计划中的作用，是无可移替的。事实上，和美国政府、学校、当地各有力人士打交道，全部都是容闳的首尾。
如果容闳不愿意放手，你拿他一点法子也没有——他是美籍。
到了这个地步，除了自废武功，已经没有更好的路子可走了。
“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