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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事府最早是太子的辅佐机构。康熙废储之后，“太子”二字便不存于清朝政治，詹事府的本职消失，蜕变成一个纯粹的清秘之地。在功能上，詹事府和翰林院其实是重叠的，分翰林院的一点活儿来干。有资格进翰林院但暂时进不去的，在这儿先打打杂。
就是说，这其实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机构。
原时空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改革官制，实行新政，第一个被裁掉的，就是詹事府。
如果孙东谋供职的地方是翰林院或都察院，就不好派人跑进去大庭广众地指着鼻子骂了。
这种方式的打脸，左右人等也会疼痛。连带着整个部门跟着丢脸。丢翰林院和都察院的脸，打击面太宽，难免使人起狐悲之念。遭受池鱼之殃的许多人地位重要，其中还有立场和己方接近的，不利于建立“统一战线”。
可如果不在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场所。当众对孙东谋“下手”，威慑力就不够。
詹事府就是这样一个不过不失、恰到好处的场所。
钟王来办这个差使，几乎是最好的选择。近支郡王的身份，对外可以强调，这道旨意代表皇族也即最高统治集团的意志。同时，年纪轻，办这种差使不算失身份；年纪更大、地位更高的王爷，未必肯办这种差事。
还有，钟王口齿伶俐便给，如果换了别的人，比如醇王，就算肯干这个差事，分量也更重，可是说话结结巴巴，气势上未免不足，效果就没那么好了。
当然，加皇上“兵事”、“洋务”功课的折子是醇王上的，不能由他自个来骂人。
孙东谋其实没有什么背景，真正有背景的人，反倒站在后面，观风望色。
翰林院的掌院学士是倭仁，以自己同为“弘德殿行走”，有瓜田李下之嫌，从头到尾，一言不发。掌都察院的新任左都御史潘祖荫，明确表达自己的态度：支持醇王；但是，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诸公请自行其事”。
所以，这个事情，从一开始，反对派就没有一个主心骨。没有大树可以依靠，行动起来，自然犹犹豫豫，瞻前顾后。
等见到朝廷的疾声厉色，清楚再做仗马之鸣的后果，便偃旗息鼓了。
这一关，关卓凡过的意料之外的轻松。
关卓凡认真分析，认为除了自己事先的种种布局和事后的凌厉态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为美国平叛大捷，这个时候，也即1865年前后，本时空中国人的心态，和原时空中国人的心态，已经不一样了。
原时空，国人的心态，是失败者的心态；本时空，国人的心态，是半个胜利者的心态。
关卓凡以为，原时空的排外，除了观念的守旧，很大程度类于生物的“应激反应”，是一种失败者的自我本能防护。
因为恐惧而抗拒，自我切断和外界的沟通、交流，以自我想象和强化出来的优越感，维持本体平衡，构筑防护罩，以使自我能够在剧烈变化的环境里生存下去。
“套中人”，其谓也。
或者叫：“排异反应”。
其实，中国的保守，大多数时候，只集中于“制度”层面；“器物”层面，对外一向是开放、包容的。
中国的器物文明，兼容并蓄，有无数的外来因子。这个传统，直到明末，都没有发生实质改变。
晚明的士林，对“格物”、“火器”、“兵学”，都有浓厚的兴趣。后人很难想像，那个时候的儒生，居然有许多人醉心“设计火器”和“研究战法”。纸面上的“新式火器”层出不穷，“新战法”也时有所闻。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对满洲的军事失利不断，人们希望依靠新式武器扭转战局。
一个是，彼时，东西方文明开始发生直接的碰撞，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了。
当然，没有基本数理知识和工业经验打底，这些设计，“新式火器”也好，“新战法”也罢，绝大多数荒腔走板，没有实用价值，也基本没有走出过书斋，走下过纸面。
但至少，那个时候，少有人把西方的先进技术，仅仅视作“奇技淫巧”。
彼时的中国，面对科学技术已经走在自己前面的西方，心态依然是平和的，依然还是强者的心态。因此，可以从容吸取觉得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只是这种吸取的力度还非常有限。
西方对中国领先的幅度还有限，中国也并不真正了解这种领先的意义。毕竟，在发生中西对抗的时候，依靠地理和数量上的优势，中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解西方技术领先带来的优势。
无论如何，对外来的器物文明，彼时的中国，并不会发生“排异反应”。
彼时的中国，还没有经历自己无法理解的失败，还没有遭受这种失败带来的强烈刺激。
当终于剧痛于这种强烈刺激，不同体质的个体，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应激反应”。
日本的“应激反应”：抛弃这具为自己带来痛苦的躯壳，挣扎化蝶重生。
中国的“应激反应”：缩进这具躯壳的更深处，作茧自缚。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如果这种失败发生在明末，而不是清末，中国又将如何反应？
历史无法“如果”，关卓凡只能庆幸，自己做了一个历史投机者能够做的最正确的选择：加入美国的内战，并成为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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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今、明两天的更新做一个对调，今天两更改一更，明天一更改两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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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章 都到步军统领衙门来
轩军美国平叛的胜利，告诉国人，我们也能够打败洋人；并予国人强烈的心理暗示：对英法的失败，只是“暂时的失败”，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把场子找回来。
中国人因为前所未有的屈辱、恐惧，而生发的对洋人的“应激反应”：或者奴颜婢膝，或者完全排斥——这两种看似相反的反应，其实异曲同工——都尚未固化，这个时候，关卓凡以一场对外的大胜，为中国人扫除心魔，重建信心。
国人的心态，乃从一个失败者，转向半个胜利者；从一个弱者，转向半个强者。则对外来的器物文明的抵抗，自然松动。
为小皇帝加“兵事”“洋务”功课一役的胜利，还让关卓凡获得一个重要的经验：对于这种单纯的观念层面的反抗，绝不要做什么“虚怀若谷”、“倾闻谏议”的姿态。而是要一开始便以行政暴力，自上而下，兜头狠击，将反对意见，“扼杀于萌芽之中”。
就是说，不给反对者说话的空间。原时空的史实证明，这种事情，鸡同鸭讲，根本不可能通过讲道理说服反对者。给反对者说话的空间越大，反对的意见便越多，最终朝堂之上，洋洋盈耳的肯定都是反对的声音。
到了这种时候，如果强行推行原议，反倒以人“独裁”的口实，阻力反倒会大得多，连自己人也会底气不足。事情便可能办得不汤不水，甚至半途而废，无疾而终。
要做的。是利诱、拉拢、威逼、分化、打击，而不是“说服”。
关卓凡乘胜追击，本年度最后一项重要的人事任命，“三品衔驻美公使”。波澜不惊地通过了。
这位本时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正式的驻外使节，叫做郑藻如，字志翔，号豫轩，广东香山人。他是咸丰元年的举人，洪杨乱起。办过团练，打过依附长毛作乱的“红巾军”，乃为曾国藩赏识，入曾幕帮办洋务事宜。
郑藻如和容闳是同乡，轩军赴美之前，容闳向关卓凡推荐郑藻如，说他英语好，熟悉洋务，又打过仗，如果请他赴美帮办军务。正可得其所长。关卓凡于是写信给曾国藩，商请郑藻如入幕。曾国藩很大方，当即割爱；而可以建功于异域，郑藻如自己也很兴奋。
入美之后，郑藻如如鱼得水，襄办军务。调度后勤，折冲樽俎，算是关卓凡幕中最有力者之一。归国之后，又跟着关卓凡剿回、剿捻，已经积功保到了道台衔。
考虑驻美公使人选的时候，关卓凡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郑藻如。
事实上，轩军赴美之前，关卓凡就有了这个打算。带郑藻如赴美，除了他确实是合适的人才之外。还多少有“考察”未来驻美公使人选的意思在里面。
郑藻如能够在彼时就成为驻美公使的备选，是因为，在原时空，他就做过中国的驻美公使。不过，那是光绪七年。即1881年的事情。那个时候的郑藻如，已经将近耳顺之年了。
原时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正式的驻外使节，是本时空主持“顾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郭嵩焘。光绪元年，即1875年，郭嵩焘出任驻英公使。
当时，为了这个事情，朝野内外，吵得沸反盈天；本时空，郑藻如出任驻美公使，却风平浪静，鸦雀无声。
极其鲜明的对比。
光绪元年，英国外交官马嘉里在云南被杀，英国声称“撤使、绝交、用兵”。清廷委曲求全，签署《烟台条约》，答应英人种种要求，其中包括派出钦差大臣赴英表示“惋惜”——其实就是道歉，并出任驻英公使。
这个活计找上了郭嵩焘。
可是，这真不是个好活计。
外国派使节驻华，已经被视为对中国的侮辱，何况倒过来派使节驻洋？那不是“事鬼”吗？
舆情汹涌，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