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久，和绿营之间，彼此一定程度的牵连总是有的。拿安徽开刀，不可避免地，要扫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脸面。损人不利己，关卓凡并无意为之。
而且，现在的安徽，也算是关卓凡自己的地盘。伊克桑“领安徽提督事”，轩军负责整个安徽绿营的整编。之前，安徽巡抚英翰对轩军在安徽的“大操大办”，一直都是很配合的。事实上，安徽之所以要报销军费，正是出于整编的需要——账数清晰，轩军才好接手。
对安徽绿营的整编，现正进入关键阶段，这个时候，和英翰翻脸，横生枝节，殊为不智。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在这么多巡抚里边，英翰是硕果仅存的一个旗人。跟两广总督瑞麟一样，英翰也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朝廷和作为首辅的关卓凡，都有维持英翰的义务和必要。何况，英翰正儿八经地打过发捻，操守也不太差，整体而言，比瑞麟强得多了。
关卓凡支持阎敬铭查办军费报销弊案，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追究以前的责任，而是为了阻吓以后的不逞。办谁不办谁，必定是“有选择的”和“象征性的”。现阶段，绝不会“捞到碗里就是菜”，绝不会做不加分别的大面积的打击。不然，大伙儿扭在一起，其他的啥活儿也别想干了。
这些，阎敬铭是完全了解的。
原时空，阎敬铭被称为“救时宰相”。是“宰相”，就得“燮理阴阳”。所以，阎敬铭虽然清刚，但绝非没有政治头脑、一味蛮干的粗汉，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不会给关卓凡添乱的。
阎敬铭对关卓凡表示，王永泰的这个举动，和他完全没有关系。非但如此，王永泰在折子里说的事情，不少还是他的调查尚未涉及的。比如安徽的军费报销，阎敬铭只晓得李宗绶、宋尊邦进京后，有大额“汇兑银两”情事，并摸到了为他们承汇的钱庄；但毛英章是他们和户部的中间人——这是整个案子中最重要的一点，阎敬铭就不晓得。
这就奇了，一个“风闻言事”的六科给事中，对于户部的弊案的底细，居然比户部尚书还要了解？
基本可以确定：王永泰并非真的“风闻言事”，而是有人传递了很确实的消息给他，甚至于直接授意他上这个折子。
谁会在背后做这样的事情呢？
查王永泰的履历，河南固始人，年纪不小，科名甚晚，在都察院里，一直默默无闻。其他的，实在看不出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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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 先抑后扬
无论如何，这种参折，绝对没有“淹了”的道理；也不可以不经调查，就“应毋庸议”。
尽管如此，整整过了四天，关于查办此案的上谕才发了下来：
“六科给事中王永泰奏：鸿胪寺少卿毛英章包揽安徽军费报销，经该省粮道李宗绶、凤阳府知府宋尊邦来京汇兑银两、贿托关说等语，着派麟昌、方鼎锐确切查明，据实具奏。钦此！”
这道谕旨，有几个地方，颇值得玩味。
一个是迟至第五天，才对王永泰的参折有所回复，或者说，才正式“启动调查程序”；一个是上谕的内容异常简单，行文之中，未做任何“有倾向性的指示”。这两点，都显得“上头”对查办这个案子，似乎并不是特别上心，甚至还有一点点小犹豫。
最重要的是，麟昌是刑部满尚书，方鼎锐是以刑部侍郎的身份署理刑部的部务。这两位都是刑部的堂官，而刑部虽然是办案的“对口单位”，但这种案子，仅靠刑部一家子，“份量”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这是因为，第一，虽然毛英章的鸿胪寺少卿，仅仅是一个从五品的位子，但他还有一个兼职：军机章京。
这是关卓凡的“创制”。
太常寺、太仆寺、鸿胪寺，这一类冷曹衙门，平日少事，闲得蛋疼，而主官必是进士出身，多半都是笔头来得的。关卓凡以为资源不好闲置，便从中挑选手脚便捷、脑子活泛的，拉到军机处来充任章京。如此。拿一份工资。干两人活计。无形中便消减了一个“编制”，省下了一笔开销。
没想到有人脑子活泛过头了，居然把手伸进了军费报销的案子里。
枢府要员涉案，必定要各部“会审”，单靠一个刑部是搞不掂的。现在仅仅派了刑部两个堂官主办，什么意思？
第二，毛英章是从五品，但他的那位同年。被舆论的口水喷得最多的现任户部侍郎黄绍祖，可是正二品的大员。黄某人如果涉案，更不是单单刑部的正副堂官就审得的，必得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这个级别的人物，“奉明发特旨”，才能“询问案由”。
总之，上谕下来，不是大伙儿原先想象的风雨交加、雷霆大作的架势。
有人就嘀咕，难道这事儿不是阎丹初的手笔？也是，如果是阎老西儿的话。应该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动手。
那么这个王永泰又是个什么来头？
也有人认为，走着瞧吧。“上头”说不定“先抑后扬”，好戏也许还在后头。
似乎为了佐证这种说法，上谕下来的第二天，刑部还没来得及做任何动作，王永泰又上了一个折子：
“臣续有风闻，近日坊间哄传，安徽报销，户部索贿银十五万两；嗣因阎敬铭将到，恐其持正驳诘，始以九万金了事。黄绍祖、毛英章皆受赂遗巨万，余皆按股朋分，物议沸腾，众口一词，不独臣一人闻之，通国皆知之。盖事经败露，众目难掩，遂致传说纷纭。”
“臣窃思奏销关度支大计，数十年积弊相仍，全赖主计之臣整顿，以挽积习。黄绍祖久历部务，毛英章奔走中枢，皆深知此中情弊者，使其毫无所染，何难秉公稽核，立破其奸？乃甘心受其贿赂，为之掩饰弥缝。以主持国计之人，先为网利营私之举，何以责夫贪吏之借势侵渔，蠹胥之趁机勒索者也？”
“万青藜兼署部务，纵未闻有受贿枉法之行，何能免失察溺职之责？”
“夫天道无常，人事有凭，臣昧死伏乞皇太后皇上立赐罢黄绍祖、毛英章、李宗绶、宋尊邦，一并听候查办。万青藜亦应查取职名，交部议处。”
这个折子比上个折子更加厉害，直接把黄绍祖拎了出来，而且摆出了索贿、受贿的具体数字：索贿“十五万”，受贿“九万”，有如亲见。
说什么“续有风闻”，其实大伙儿都明白，王永泰写第一个折子的时候，第二个折子必是已经在打腹稿了，如果第一个折子发生足够效用，就不上第二个折子；现在必是觉得朝廷没有大动干戈的意思，才上第二个折子的。
至于万青藜，以礼部尚书兼署了一阵子户部尚书——刚好就是安徽派人进京奏销军费的那段时间。阎敬铭到任后，万青藜自然就交卸了户部的差使。由始至终，这个户部尚书的位子根本没有坐热，却撞上了安徽报销案的大麻烦，只好自叹倒霉了。
好在对于万青藜，王永泰还肯说上一句，“未闻有受贿枉法之行”。
也有人在这个折子里出了风头的，这就是阎敬铭。按王永泰的说法，户部原本索贿十五万两，安徽觉得太多，但讲不下价来。就在这个时候，传出了阎敬铭出任户部堂官的消息。户部上下畏惧阎敬铭清正，只好赶快照安徽的还价收货结案。
阎敬铭人还在山东，便轻轻松松打掉了北京的七万两银子，则阎丹初锋芒之锐，实在是可观得很了。
这个折子递上来，朝廷就不能不“大办”了。
第二天，上谕颁下来了：
“安徽报销一案，前经谕令麟昌、方鼎锐严行讯办，定须究出实情。黄绍祖、毛英章有无情弊，断难掩饰。着添派阎敬铭、曹毓瑛、瑞常，会同查办。”
和之前那道上谕不同，这道上谕口气严厉，算是有相当的“倾向性”了。“添派”的三位大臣，也极具份量和“代表性”。
阎敬铭是户部尚书，案子出在户部，正是阎之该管。
曹毓瑛既是军机大臣，又是兵部尚书。一方面，他代表军机处；另一方面，既然是“军费报销”，那么也算是兵部的事，也是曹之该管。
瑞常是协办大学士，代表内阁。
再加上刑部的正副两位堂官，这个“五人审判小组”，够上档次的了。
另外，关贝勒也已作出指示，乃八字方针——“不枉不纵，水落石出”。
会办五大臣开始办案，传的第一位人证，就是连上两道参折的王永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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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两天假
11月15、16日这两天，狮子得向各位书友请个假。这两天的欠账，下个礼拜还上。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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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老兄教训的是
王永泰是六科给事中，在体制上，会办五大臣欲对之有所“询问”，必须“奉旨”。这样一来，从“请旨”，到“准奏”，再到侍卫处出公事给都察院，最后由都察院通知王永泰应讯，两天时间又过去了。
“询问”的地点就在都察院。
案子虽然是刑部“承办”，但把王永泰传到刑部来是不合适的，因为他是举发者，不是嫌犯；而且，王永泰虽然只是五品官，品级远远低于会办五大臣，但他是六科给事中，是言官，这个身份，五大臣必须给予相当的尊重。
同样的道理，户部、兵部也不大妥当。
五大臣略一商量，索性把询问的地点放在都察院，这算是“登门拜访”，对言路，足够尊重了吧？
因为是“奉旨询问”，五大臣和王永泰彼此不行参礼，只叙科名先后，相互作揖之后，延请落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