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拿破仑向英国求助一样！”他哈哈大笑着叫着，“我会做的，会做的！如果可以的话，甚至现在就去！”他看见我一本正经严肃地起身，急忙补充说。
确实，这件事意想不到地办得不能再好了，过了一个半月我们的医生重又得到了职位，是在另一个省，领到了路费，甚至还有补助。我怀疑经常去他们那儿的巴赫穆托夫（当时我却因此故意不去他们那里，对跑来看我的医生态度也几乎很冷漠），我怀疑巴赫穆托夫甚至劝说他们接受他的借款。这六个星期里我见到巴赫穆托夫两次，第三次碰面是在给医生送行的时候。这次饯别巴赫穆托夫安排在自己家里，以喝香槟用晚餐的形式进行。医生的妻子也出席了，不过，她很快就回去照料小孩了。这是５月初一个晴朗的傍晚，太阳像一个巨大的球降落到海湾里。巴赫穆托夫送我回家；我们顺着尼古拉耶夫斯基桥漫步，两人都有几分醉意。巴赫穆托夫谈到自己欢喜的心情，因为这件事了结得这么好，他还为什么事而感激我，他解释说，在做了这件好事后现在他是多么愉决，他相信，一切功劳都归于我，而现在许多人告诫和宣传做个别件把好事是丝毫没有意义的，这是没有道理的。我也想谈得不得了。
“谁要是否定个别的‘善行’，”我开始说，“谁就是否定人的本性和蔑视他个人的人格。但是组织‘社会的慈善事来夕和个人自由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同时又不互相排斥的问题。个别的善行将永远存在，因为这是个人的需要，是一个人直接影响另一个人的有现实意义的需要。在莫斯科有一个老人，是位‘将军’，也就是四等文官，有德国名字；他整整一生都在狱堡和犯人中奔波；每一批流放去西伯利亚的犯人都事先知道，在麻雀山将会有一个‘将军老头’去看望他们。他做自己的事认真和虔诚到了极点；他出现在哪里，总要走遍每一排围住他的流放犯，在每个人面前停下来。详细询问每个人的需求，他几乎也不向谁进行说教，把他们大家称为“亲爱的”，他给他们钱，寄必需的用品……绑腿、裹脚布、麻布，有时带些劝人为善的小册子来，分给每个识字的罪犯，他充分相信，他们会在路上读这些书，而且识字的会念给不识字的听。他很少询问犯了什么罪，如果罪犯自己开始讲，他也就听着。他对所有的罪犯都一视同仁，不加区别。他跟他们说话就像跟兄弟一样，但是他们自己最后都把他看做父亲，如果他发现哪个流放的女人手上抱着孩子，他就走近前去，对孩子爱抚一阵，用手指打几个榧子逗他笑。多年来他就是这样做的直至死去；后来整个俄罗斯、整个西伯利亚都知道他，也就是所有的罪犯都知道他。有一个过去在西伯利亚呆过的人对我说，自己就是个见证人，那些最冥顽不化的罪犯也常回忆起将军，其实呢，将军去看望一批批犯人时，给每个兄弟的钱难得超过２０戈比的。确实，他们回忆起他并非那么炽热或者非常正经，有一个‘倒霉鬼’打死过１０个人，害过６个孩子，仅仅是为了得到一种满足（据说是有这样的人），突然什么时候，也许整整２０年里也就这么一回，他忽然无缘无故会发出一声长叹并且说。‘现在将军老头怎么样了，还在不在世？’说这话时，也许还会付之一笑，……就此而已。您又怎么知道， 他二十年未忘怀的这位将军老头，在他心中永远播下了一颗什么种子、您又怎么知道，巴赫穆托夫，一个人亲近另一个人，这对被亲近的人的命运会有什么样的意义？……要知道这时有整个人生和多得不计其数的我们所不知道的岔道，最优秀的棋手，他们中最机智的也只能预料后面几步棋；一位能顶上士步棋的法国棋手，已被当作神奇的事而大写特写了。而人生又有多少步，我们不知道的事又有多少？当您撒下您的种子，当您撒下您的‘善行’、无论哪种形式的好事，您就奉献了您的一部分个性，同时也接收了别人的一部分个性；你们彼此互相了解；再稍加一注意，您已经得到知识、最意外的发现作为补偿。最后，您一定会把您所做的事看作是门科学，它将会把您的整个生命都吸引住，还能充实整个生命。从另一方面来说，所有您的思想，所有被您撒下、也许已经被您遗忘的种子，将会得到体现和发育成长；从您那里有所获的人将会把它们传递给别的人。您怎么知道，您将怎样参与未来决定人类的命运？如果知识和这项工作的整个生命力最后将使您上升到能撒下巨大的种于、能给世界留下伟大的思想作遗产，那么……”诸如此类的话，我当时说了许多。
“可是与此同时倒想想，你却要失去生命！”巴赫穆托夫激烈地责备着向什么人嚷道。
那时我们站在桥上，胳膊时撑在栏杆上，望着涅瓦河。
“您知道吗，我想到什么了？”我更向栏杆俯下身去，说。
“难道想要投河？”巴赫穆托夫几乎惊恐地嚷了起来。也许，他在我的脸上看出了我的思想。
“不，暂时还只是下面这样一种想法，现在我还剩两三个月可活，也许是四个月；但是，比方说，一共还有两个月，而假如我又非常想做一件好事，这需要工作、奔走和张罗，就像我们的医生那样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我剩下的时间不够，只能放弃做这件事，另找一件‘好事’，小一点的，找力所能及的（如果这么强烈地吸引我去做好的话）。您一定认为，这是个可笑的想法！”
可怜的巴赫舟托夫非常为我忧急不安；他送我到家门口，而且非常知趣，没有说一次安慰话，几乎一直沉默着。跟我告别的时候，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请求允许他来看望我。我回答他说，如果他是作为“安慰者”到我这儿来（因为即使他沉默不语，他来也仍然是作为“安慰者”，我对他说明这一点），那么他每次这样做就将会使我更多地想到死。他耸了耸肩膀，但同意了我；我们分手时相当客气，我甚至没有料到。
但是这个晚上和这个夜里撒下了我“最后信念”的第一颗种子。我贪婪地抓住这个新思想，贪婪地分析它所有的细微之处和各种形态（我整夜没有睡着），我越是深入这思想，越是接受它，就越是感到惧怕。可怕的恐惧终于袭往了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也不离去。有时候、在想到我的这种经常性的惊惧时，我又会因为新的恐惧的吓得浑身冰凉，根据这种恐惧我可以得出结论，我的“最后信念”印在头脑里太深刻了，一定会有个解决。但是要解决，我又缺少决心。三个星期过去了，一切都结束了，决心也来了，但是是由于一个相当怪的情况。
这里我要在我的解释里注明所有的数字和日期。对我来说当然是无所谓的，但是现在（也许就只是此刻）我希望，将要评判我们行为的人刚才我在上面写到，为了实现我的“最后信念，我缺少最终的决心。我身上产生这一决心好像根本不是出自逻辑推论，而是由于某种奇怪的推动力，由于一个也许完全与事态发展丝毫无关的情况。１０天前罗戈任为自己的一件事到我这儿来；这件事不必在这里赘述。过去我从未见过罗戈任，但是听说过他的许多情况。我向他提供了一切所需要的情况。他很快就走了，因为他来只是为了询问，所以我们之间的事也就到此为止。但是他太使我感到兴趣了，整个这一天我一直处于各种奇怪念头的影响下，因此我决定第一天上他家去做一次回访。罗戈任显然不高兴我去，甚至“委婉地”暗示，我啊。没必要继续结交下去；但是我仍然度过了这非寻常的１个小时，大概他也是这样。我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对照，这一点不能不影响到我们俩，尤其是我：我是个活在世上，日子已经屈指可数的人，而他却过着最完整、最直接的生活，过着真正的分分秒秒，对于“最后的”推论人活着的天数或者任何不涉及那种……那种……呶，那种使他发狂的事，都不用丝毫操心，让罗戈任先生原谅我这个说法，就算我这个蹩脚文人不会表达自己的思想。尽管他压根儿就不友善，我却觉得他是个有头脑的人，能理解许多事物，虽然局外事很少有使他产生兴趣的。我没有向他提及我的“最后信念”，但我不知为什么觉得，他听着我讲，已经精到这一层意思。他没有吭声，整儿人极为沉默寡言。临走时我暗示他，尽管我们之间有很大差别和截然相反的人生，Les extremites setouchent＊（我对他用俄语做了解释），因此，很可能他自己离开我的“最后信念”完全不像觉得的那样遥远。对此他向我做了一个非常阴郁和不满的鬼脸作为回答，接着就站起身，亲自为我找到帽子，做出好像是我自己要走的样子，简直就是把我带出这幢阴森森的屋子，表面上却像出于礼貌而送我走。他的房子令我惊讶，它像一块墓地，而他好像是喜欢的，不过，这也可以理解，他过着完整的、直接的生活，这生活本身大充实了，对环境别无所需。
对罗戈任的这次拜访使我累得慌。此外，从早上起我就感到不舒服；到傍晚我已非常衰弱，便上床躺下，不时地感到烧得很厉害，有时还说胡话。科利亚与我在一起耽到１１点钟。但是我记得他所说的和我们所说的一切。而有时候我合上眼的时候，则老是浮现出仿佛已经得到百万钱财的伊·福米奇。他老是不知道把这些钱往哪儿放，为这些钱伤透脑筋，害怕被人偷走而胆颤心惊，最后仿佛决定把它们埋到地下。后来我向他建议，与其把这么一块金子白白埋入地下，不如把这一大块金子给“冻死的”孩子铸个小的金棺村，为此要把孩子挖出来。苏里科夫似乎带着感激的泪水采纳了我这种嘲弄人的建议并立即着手实施计划。我好像唾了一口唾沫就从他身边走开了。当我完全清醒过来时，科利亚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