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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潘钦家的别墅是一所豪华的别墅，按瑞士村舍的格式构造的，四周花草林木，拾掇得非常雅致；一座不大而优美的花园环抱着它。像在公爵那儿一样，大家坐在凉台上；只不过这里的凉台比较宽敞，布置得也较讲究。
已经开始的话题似乎不太合大家的心意；可以猜想，谈话是由一场偏执的争论引起的，当然，大家都很想换个内容，但叶甫盖尼·帕夫洛维奇好象更加坚持而不顾其影响；公爵的到来似乎越发激起他的谈兴，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阴沉着脸，尽管她并不完全明白他所讲的。阿格拉娅坐在边上，几乎是在角落里，她没有走开，听着谈话，执拗地保持着沉默。
“请原谅，”叶甫益尼·帕夫洛维奇激动地表示反对说，“我一点也不反对自由主义。启由主义并不是罪过；这是一个整体的必要组成部分，缺了它，整体就会瓦解或毁灭；自由主义如最正统的保守主义一样有存在的权利；但是我攻击的是俄国的自由主义，我再重复一遍，我之所以攻击它，其实是因为俄国的自由派不是俄罗斯的自由派，而是非俄罗斯的自由派。给我一个俄罗斯的自由派，我马上会当着你们面吻他。”
“只要他愿意吻您，”异常激动的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说。她的脸颊甚至也比平常红。
“瞧这模样，”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暗自想道，“要不就是睡和吃，推也椎不动，要不一年中有这么一次振奋起来，说出话来只会叫人莫名其妙，朝她两手一摊。”
公爵有一瞬间发觉，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似乎并不大喜欢叶甫盖尼·帕夫洛维奇过分快活他说话，也不大喜欢他那严肃的活题，他仿佛很急躁，同时又仿佛是在开玩笑。
“刚才，就在您来到之前，公爵，我断言，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自由派只来自两个阶层：过去的地主（被废除了农奴制的）和教会学校的学生。由于这两个阶层最后都成为十足俏帮派、成为完全有别于民族的特殊的事物，而且越来越厉害，代代相传，因此，他们过去和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根本不是民族的事……”
“什么？这么说，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俄罗斯的？”ω公爵表示异议。
“不是民族的；虽然是俄国式的，但不是民族的；我们的自由派不是俄罗斯的，保守派也不是俄罗斯的，全都……请相信，民族是丝毫不会承认地主和学生所做的一切的，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
“这就好！您怎么能肯定这样的荒谬言论，如果这是当真的话？我不容许有关俄国地主的这种奇谈怪论；您自己也是俄国地主，”ω公爵热烈地反对说。
“我说的可不是您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俄国地主。那是一个受尊敬的阶层，单凭我自己也属于这个阶层就可说明了；特别是现在，这个阶层已经不复存在了……”
“难道文学上也没有什么是民族的东西？”亚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打断他问。
“我对文学不在行，但是，俄国文学，据我看，整个儿都不是俄罗斯的，除了罗蒙诺索夫、普希金和果戈理。”
“第一，这已经不算少了；第二，一个来自农民，另外两个是地主，”阿杰莱达笑起来说。
“确实是这样，但您别高兴召太早。因为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俄国作家中只有这三位名人说出了某种真正是自己的，自己所有的东西，而没有从任何人那里借用的外来的东西，就凭这一点这三位即成为民族的作家了。俄国人又有谁能说出、写出或者做出什么自己的东西？不可分离的、不是外来的而是自己的东西，即使他俄语说的不好、也必然是民族的人才。这是我的信条，我们开始说的不是有关文学的问题，我们谈的是社会主义者，话题是由他扯开去的，好，我就这么认为，我们没有一个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者；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因为所有我们的社会主义者也是来自地主或者学生。所有我们那些臭名昭着、大肆宣扬的社会主义者，这里的也罢，在国外的也罢，无非是农奴制时代地主中的自由派。你们笑什么？把他们的着作给我，把他们的学说，他们的回忆录给我，虽然我不是文学批评家，我也能给你们写出一篇最令人信眼的文学批评来，文章里我将如白日一般明显地证明，他们的着作、小册子、回忆录第一页都表明，它首先是由过去的俄国地主写出来的：他们的仇恨、愤怒、俏皮是地主式（甚至是法穆索夫＊式）的，他们的欢欣、他们的泪水是真的，也许泪水是真诚的，但是地主的！地主的或是学生的泪水……你们又笑了，您也在笑，公爵，也不同意？”
确实，大家都笑了，公爵也莞尔一笑。
“我还不能直截了当他说同意或不同意，”公爵说。他突然敛起微笑，像个被抓住的调皮学生那样打了个哆嗦。“但是请相信，我异常高兴聆听您的高论……”
说这活时，他几乎接不上气来，甚至额上渗出了冷汗。这是他坐在这里后所说的开头几句话。他本欲打量一下周围的人，但是没有敢这样做。叶甫盖尼·帕夫洛维奇捕捉到他的这种态势，笑了一下。
“诸位，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他继续说，用的还是原来的语气，也就是似乎异常热衷和激动，同时又几乎像是在嘲笑自己说的话，“观察甚至发现这一事实的人，我荣幸地归于自己，甚至只是我自己；至少关于这一事实还没有人说过和写过：这一个事实反映出我所说的俄国自由主义的全部实质。第一；自由主义是什么？如果一般他说，不就是对事物的现行秩序进行攻击（是有理的还是错误的，这是另一个问题）？不是这样吗？好！那么我说的事实是，俄国的自由主义不是攻击事物现行的秩序，而是攻击我们事物的本质，攻击事物本身，而不仅仅是光攻击秩序，不是攻击俄国的制度，而是攻击俄国本身。我说的自由派甚至发展到否走俄国本身，也就是恨自己的母亲，打自己的母亲。每个不幸的倒霉的事实都会激起他们的嘲笑，甚至狂喜。他们仇恨民间习俗，俄国的历史，仇恨一切。如果要力他们辩解，那么也只能说他们不懂得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把对俄国的仇恨当作是最有成效的自由主义（噢，你们常会遇见我们的自由派，尽管有的人为他们鼓掌，可是，他们在本质上也许是最荒谬、最愚钝、最危险的保守派，而且他们自己还不知道这一点！）。还在不那么久以前，我们的有些自由派把这种对俄国的憎恨几乎当作是对祖国的真正热爱，并自夸说，他们比别人更好地理解什么是热爱祖国；但是现在他们已经不那么遮遮掩掩，甚至对说‘爱祖国“的话都感到羞耻，连这样的概念都被当作有害的毫无意义的东西而取消和废除了。这个事实是确凿无误的，我坚信这一点……什么时候总得把真相完完全全、简单明了、毫不淹饰地讲出来；但是，与此同时这个事实无论何时何地、自古以来无论在哪一个民族中都是没有过，也没有发生过的，因而这个事实是偶然的，可能昙花一现，我同意这点。憎恨自己祖国的自由派，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么我们这里的这一切又做何解释呢？还是先前说过的，俄国的自由派暂时还不是俄罗斯的自由派，依我看，没有别的解释。”
＊米格里鲍那多夫《聪明谈》剧中的农奴主。
“我把你说的一切看做是玩笑，叶甫盖尼·帕夫洛维奇，”ω公爵认真地表示有不同看法。
“我没有见到所有的自由派，所以不便妄加评论，”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说，“但是我是带着一腔气忿听完您所说的思想的：您取的是个别情况却把它上升为一般规律，因而，也就是诬蔑。”
“个别情况？啊！话说出口了，”叶浦盖尼·帕夫洛维奇接过话茬说，“公爵，您怎么认为，这是个别现象还是不是？”
“我也应该说，我很少见过，也很少与自由派……来往，”公爵说，“但我觉得，您大概是有几分道理的，您所说的俄国的自由派确实有一部分倾向于憎恨俄国本身，而不仅仅光是憎恨它的制度：当然，这仅仅是部分……当然这对所有的人来说无论如何是不公正的……”
他嗫嚅起来，没有把话说完。尽管他很激动，他还是对谈话有浓厚的兴趣。公爵身上有一个特点：总是异常天真的注意听他感兴趣的谈话，而当这种时候人家问他问题时，他也会认真予以回答乙在他脸上甚至在他身体的姿势上都似乎反映出这种天真，这种对无论是嘲弄还是幽默都毫不怀疑的信任。但是，虽然叶甫盖尼·帕夫洛维奇早就已经对他抱着某种程度的特别的嘲讽态度，可是现在听到他这样回答，不知怎么地非常严肃地看了他一眼，仿佛完全没有料到他会这样回答。
“是这样……不过，瞧您有多怪，”他说，“说真的，公爵，您是认真回答我的吗？”
“难道您不是认真问的吗？”公爵惊讶地问。
大家都笑了起来。
“请相信他，”阿杰莱达说，“叶甫盖尼·帕夫雷奇总是愚弄大家！如果您知道，他有时候会十分认真地谈论某件事情，那就好了。”
“据我看，这是一场令人不快的谈话，根本就不应该开这个头，”亚历山德拉不客气地指出，“我们原来是想去散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