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乐意接受你们的采访。
几十年了，有的事情记不清了，主要的脉络还是清楚的。众所周知，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和路遥在延川县置身于两个不同的群众组织。路遥是延川中学“红四野”造反派的司令，也是全县一个大派的头头；我是彭真、周扬伸到延川的“黑爪牙”、“小爬虫”。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参加过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大会上听取了彭真、周扬的报告。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冲击。在那个地方，我是惟一听过彭真、周扬报告的文艺工作者，也是惟一在群众中“吹捧”过彭真、周扬的角色。
大联合后，路遥以群众代表结合为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我刚从一个公社调到县革委会通讯组做通讯干事。也就在这个时候，路遥的副主任被免职。那一天，路遥正好在我的房间里，军代表当着我的面宣布了路遥被免职的决定。我想，这是路遥生命里程中最为困难的时期。刚刚免了他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他的恋人又通过内蒙古的一个知青向他转达决裂的意思。仕途失意，爱情失恋，使年轻的路遥非常痛苦，他当着我的面哭了，这是第一次看见路遥如此伤心地痛哭。
我对路遥说：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男人不可能不受伤。受伤之后怎么办？我以为应该躲在一个没人注意的角落，用自己的舌头舔干伤口上的血迹，然后到人面前去，依然是一条汉子！
也许，路遥理解了我的话，或者；赞同我的这种见解，路遥留给这世界永远的印象：正是一条刚强的陕北汉子。
《路遥文集》第二卷中有篇题为《土地的寻觅》的文章，是他给我的一部诗集所写的序文。他在那篇文章中把“文化大革命”写成“没有胜利者的战争”，在这一场战争中，我们是对立的两派，文学使我们成了朋友。
在我的许多个文学朋友中，路遥是非常重要的一位。
延安大学文汇山路遥的墓地，有两个小石桌。一个石桌上刻有《路遥文集》责任编辑陈泽顺的两句话：“陕北的光荣，时代的骄傲”；另一个石桌上刻着《平凡的世界》的责任编辑李金玉的两句话：“平凡的世界，辉煌的人生”。
我非常赞同陈泽顺和李金玉对路遥的评价。
陕北的骄傲，时代的光荣！
有人说，路遥的事业是成功的，路遥的婚姻是失败的。您如何看待路遥的初恋？
我想，踏在心灵土地上的第一个爱的足迹是永远抹不掉的。路遥的初恋，应该说是愉快的。虽然他经历过失恋的痛苦，可是在他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仍然深深怀念自己的第一个恋人。
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奇特的，神秘的，让人们无法预料。路遥在延川县革委会尽管被免掉了职务，但是组织上对他的处境还是同情的。当时有一个铜川二号信箱的招工指标，就给了路遥。
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人，都知道“招工指标”在那个年代是何等重要。可是，路遥却将这个“指标”非常愉快地给了自己的恋人。著名作家晓雷先生写的长篇纪实文学《男儿有泪》中，记叙了我和路遥交往的许多事情。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惟有路遥的初恋不够真实。
有一次，路遥的恋人与我通电话。她说她已经有了自己的先生，有了自己的孩子，写路遥的文章中能不能不写她与路遥恋爱这件事情？我说，这是路遥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情，必须写到。她说，尽量淡化。我理解她的心情。于是，我让晓雷在文章中隐去她的真实名字，改写成“林琼”。并增加了一段我和路遥的对话。我说：路遥，你和林琼亲口来没？路遥说：没。我说：瓷脑！
曹谷溪：关于路遥的谈话（2）
正因为路遥当着我的面哭了，他感动了我。我很想让路遥与他的恋人“破镜重圆”，所以我就去找林达。路遥的恋人与林达是朋友，她们都是清华附中的学生，又同在关庄公社的前卢沟村插队。林达先在关庄公社当妇干，我把她调到县革委会通讯组。我向林达介绍说，路遥是一个多好多好的青年，说路遥多么有才气，说路遥对他的恋人感情有多么深……其目的就是想通过林达去做工作，让路遥与他的恋人重归于好。但是，事情没有按照我的想法发展，我失败了。始料未及的是：林达悄悄地爱上了路遥！
应该说，路遥与林达的恋爱也是非常热烈的。有一个春节，林达回家将她和路遥恋爱的事告诉了自己的母亲。林达的母亲是一位非常精明的知识女性。她没有让林达说路遥有什么优点，而要林达说路遥有什么缺点。热恋中的林达说不出来路遥有什么缺点。林达的母亲说也许路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但肯定不是一个没有缺点的青年。看来你对路遥还很不了解，建议先冷一冷，在相互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再确定婚姻关系。
林达的“退缩”，使路遥又一次面临失恋的痛苦。好在这一段时间并不很长。
1978年元月25日，恋爱了六七年的路遥与林达，在延川县结婚。
在年龄上，您是路遥的兄长，在文字创作上，您是路遥的启蒙老师。您为什么乐意做路遥成长的铺路石呢？
其实，我不是对路遥一个人的文学创作给予关心与支持。
我是一个由业余作者逐步成长起来的文艺工作者。我知道一个业余作者的成功是多么艰难，我知道，他们多么希望得到专业文艺工作者的指导与支持。
我在这个世界上值得一提的，大概不是自己写过几首诗歌，发表过几篇文章，而是我支持了一大批文学青年，向这个世界推出了一个以路遥为代表的陕北作家群！
这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文化工程。
靠一个人的力量无论如何是无法完成这样一个伟大的工程的。我以为，文学艺术上很难说某人是某人的老师。文学艺术创作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事情。一个人先天的智慧，后天的经历、阅历和美学训练等许多方面的因素，无一不对一个人的成功起着重要的作用。
认识路遥的时候，他刚刚初中毕业。有一篇文章说我和路遥为一首诗的修改在半夜里争吵，不记得有过这样的事情。应该说那时候是我指导路遥读书，指导路遥写作。
路遥的灵性令人惊奇。在文学创作方面，你说什么问题，他就能够心领神会，甚至可以由此及彼地对许多问题生发自己的感悟。
无须讳言，荣获茅盾文学奖的路遥，在那个时代他的文学水平，艺术素养，还是很低的。他最早的诗作还只是一些顺口溜。
记得他给我一首诗歌，题目是：“我老汉走着就想跑”。
明明感冒发高烧，
干活尽往人前跑；
书记劝，队长说，
谁说他就和谁吵；
学大寨就要拼命干，
我老汉走着就想跑！
这首诗，我推荐发表在延川县张家河公社新胜古大队的黑板报上。以后，《延安通讯》上也发表过他的这首诗作。我们从路遥的这个作品可以看出他当时还处于文学创作的“学步”阶段。
我想，一个获得金牌的田径运动员，他学步的步伐依然是稚嫩的，歪扭的，甚至还要摔跤。
我祖籍清涧。清涧是产红枣的地方，那里有一句农谚：“栽枣树，不如砍枣树。”砍倒一棵老枣树，在那棵老枣树倒下的地方会茂腾腾地长出一片枣树林。
这大概就是我乐于指导路遥、支持路遥的原因所在，乐于做许多业余作者“铺路石”原因所在。
我寄希望我们生活的这一块黄土地，能够涌现出更多的路遥！
路遥在延安住院时，得到了您的多方关照；转院到西安后，您又去医院看望。我们想知道，您如何看病中的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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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谷溪：关于路遥的谈话（3）
路遥是一位英雄；患病后的路遥仍然是一位英雄！路遥是1992年8月6日，因肝硬化住进延安地区人民医院。其实，他在几年前就患了乙肝。他在病痛中坚持完成了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创作任务，还完成了他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肝硬化，那不是一下就硬化了的，他一直顽强地与疾病斗争，并坚持在病痛中创作，在病痛中去完成《路遥文集》的编辑与出版的工作。
当然，患病后的路遥对自己的生命更为珍惜。他曾在柳青墓前有一张留影，他一直担心自己也像柳青一样，长篇没有写完就病逝。长篇写完 ，可是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与陈泽顺商议将《延河》扩版为大型文学期刊；要我在延安为他准备一孔窑洞。七月份，他在那儿住一个月，运筹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实在不愿意去见马克思，他实在不愿意告别属于自己的这一个平凡的世界。
路遥刚住进医院，我就去看他。他又一次当着我的面委屈地哭了。他说：谷溪，我完蛋了。我说，怎么会呢？你的病没有那么严重。路遥原来以为自己患了“肝癌”，通过反复地检查，化验证实是“肝硬化腹水”。住院二十多天了但病况仍不见好转。我对路遥说，延安医疗条件差，要不我们转到北京或者上海去。路遥说：“我对延安的医院作过考察，这里的药物、医术，以及医疗设施，就可以治好我的病。如果延安治不好，别说送到北京、上海，就是送到联合国也治不好！我这是传染病，如果送到西安传染病医院，那里离三兆火葬场最近，我一死，人家就把我拉去火化了……如果死在延安，你和高其国一定会钉一口棺材，把我埋在黄土山上（高其国是路遥在延安大学时的同班同学）。
路遥病逝之后，我为路遥所做的许多事情，应该说与路遥的这一席谈话有很大的关系。
路遥在他生命里程的最后几年里，时不时地把“死亡”这两字挂在嘴上。像一棵大树戛然倒下，或者一个人躲在某一个山圪崂崂里悄悄地死去……其实，他最惧怕的就是死神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