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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我们都在看圣斗士星矢
王梓 广告公司职员
我更喜欢小学四年级的我。那时我又聪明又蔫坏，整个学期只上了一个月的课——现在也没人知道。那时我爱看《女神的圣斗士》。内地县城能有这套漫画是件不得了的事情。我清楚地记得只有俩同学有全套，清楚地记得他们念出包装上的广告词：“日本男孩喜欢圣斗士，日本女孩喜欢风之谷。”我是花了很大力气才借到的。中间有几本后来也没有还。我家住在一套白色的商品房里，五楼，每层都有我爸用粉笔写的层号——我爸是个老师，热衷炫耀自己的粉笔字。我当时生病住了两个月院，出院后，骗我爸说我上学去了，其实我在楼下打了个转，就去了顶楼的一个小杂物间。邻居们在那里堆满了谷子、玉米、塑料单、冬天穿的棉靴。在这些东西之间，有一张竹床，我天天在这张竹床上，以各种姿势阅读圣斗士，从银河大战一直看到冥界十二宫。邻居来了，我就躲在床下，没人能看见我。快到中午放学时，我就到露台上看我爸妈进家门，他们一进去，我就下楼敲门，表示自己刚放学。
这个经历贯穿了我整个四年级，一直到考试前，我悄悄到校参加了复习，在角落里和所有没有看完全套的同学们分享剧情，并在一本作文书上贴满了圣斗士的粘贴画，它后来被五年级语文老师扔进了女厕所。那时我最喜欢一辉，后来则觉得冰河和瞬也不错。直至今日，我仍觉得“曙光女神之宽恕”是个不错的名字。考完试，我爸到学校接我，带我吃了狗不理包子和玉米汤。后来考出的成绩还不错，我爸很开心，我也很开心。这真是完美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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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打口碟的摊摆到了学校附近
Btr 书评人、翻译
我的第一张打口碟，是在五角场55路终点站边的一家小店买的。16块钱。1993年的16块钱对于一个学生而言不算小钱，所以那唱片——虽然有个缺口并不完美——要比后来那些从大自鸣钟一堆堆买回家的珍贵得多。稀缺的，才会比较有爱。而那时候买的唱片，主要是补课式的，从Beatles到Bob Dylan，从Janis Joplin到Joy D*ison，都是过去的经典——那时就好像突然面对一座宝藏，而饿的时候，是不会在乎碟上那个缺口的。我们都把那个缺口视为一种必需，正因为那个缺口，这些报废的唱片才会远渡重洋，以一种我们尚可承受的价钱出现在我们面前啊。
后来有了慈溪路，有了万航渡路的知交，再后来有了大自鸣钟。打口碟变得铺天盖地，品种也多样化了。当然，那时候的我也变得更有钱了，每周都会抱回一堆从前买不起的唱片，再后来，连打口也慢慢消失了，就好像一个伤口愈合似的。不过，伤口愈合的时候，从前的热情也消失了大半，买来的许多唱片要过许久才想起来听。
不久前的某天，一位朋友来我家，偶然看见架上的那堆打口碟，说起当时他就是在知交卖碟的主人，不由得感慨万千。如今大自鸣钟变成了一只空壳，就好像岁月也一并被挖成一栋空房子。而我，也有了新的稀缺爱好：黑胶碟。对，就像贾樟柯在他的电影里说的那样：消逝的东西，才吸引。
1994年，圣诞贺卡花光所有的零用钱
小饭 报社编辑
兜售圣诞卡片的那些小商贩在1994年突然变得很受欢迎，不知道是被谁安排的，我们要在节日前互赠卡片。一张卡片一块钱，倒也不贵，但我有50个同学啊，更要命的是，那时候我一个月的零花钱偏偏才就50块。男同学我就不送了，我又不喜欢他们。除非是笨蛋，不然把价值一块钱的圣诞卡片交给男生就是浪费；可是交给女生就容易了吗？情窦初开的年轻人喜欢暧昧，可是我胆子小，完全想不到十多年后我变得这么厚脸皮。可我还是偷偷腾出一部分贺卡给年级平行班里那些美得要死的女同学——隔壁班的女同学会比自己班的更好看，这是常识。
那一年啊，学校门口的那些小商贩见到我们就喜笑颜开，虽然各自口袋里钱不算太多，但是我们一起去参阅他们那些小铺的伙伴们人数很多。比如说，我的同桌小陆一连买了五张卡片，我看着他买的。他就像完成了一件重大的事情那样，把那五张卡片放在自己的兜里，然后骑着自行车回家去了。据他自己说，他足足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去构思贺卡上他对那些女生的祝福语句。
“我对她们写的话都不带重复的！”第二天当他送完那些卡片，他骄傲地对我说，“除了‘我喜欢你’之外，我根据她们不同的特点都极尽可能地吹捧了她们，她们看到我的那些话一定会很高兴的，我敢保证！”
1994年，因为对那个成人的世界还很陌生，我是那么的谨小慎微，没敢像他这样大胆地去干这些事，我的那些贺卡里只有“祝你平安”之类的土话。我没办法*裸地表达自己对漂亮女同学的喜爱，甚至于，我都不敢相信同桌那番话的真实性。
1995年，就连妈妈都在看甲A联赛
高维安 杂志编辑
有一天，一位父亲在教育局搞体育工作的女同学拿来了一叠甲A门票，把几乎全班的人都带进了体育场，那天，我们见证了一场甲A历史上的经典大战——大雨倾盆下，上海申花以1：6的惨痛比分败给了广东宏远。虽然惨败，不过几张阳光帅气的脸庞，以及他们在瓢泼的大雨中奋力奔跑满身是泥的样子还是很让人迷恋，在需要偶像的青春期里，一下子就在女孩们的心里生根发芽。
那段时间，我像一个真正的球迷一样在整个星期里都默默期待周末的那一场比赛，在出刊的那一天早上就抢着去报摊上买一份《足球报》，对每个球员的身世和八卦都津津乐道，甚至在心里怀着一个想要考体育学院新闻系的梦想……1995年的甲A由于上海申花的夺冠而变成上海人的全民盛宴，人们对甲A的热度大概也到了顶点，从我老爸那样的中年男人，到我的闺蜜和表妹这般的未成年少女，都痴迷不已，而当球队的大巴从体育场驶出，总能引起疯狂的女中学生们的一路狂奔追逐。那是一段人们对中国足球还怀有美好憧憬和幻想的年代，在那些刹那间成为明星和富翁的球员身上，大家寄托了在和平年代里缺失的英雄主义的情结，而不知道从哪天开始，我的这种情节和热情在倏忽间就不翼而飞了。
现在，我已经很久没有看中国足球了，并且会常常嘲讽我那仍在守着电视机看得一脸失望和愤怒的老爸。还记得2006年世界杯半决赛结束后，我在巴黎，全城的人都在庆祝法国队进入决赛，那种集体主义的喜悦，真叫人怀念那个痴狂的上海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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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香港回归
丁丽洁 出版社编辑
1997年7月1日，我结束了中考，有惊无险地升入了当地最好的高中。父亲答应我说，如果我考上了，就给我买一台索尼的WALKMAN，还要带我去上海玩上一圈。我们选择在7月1日出发去上海，因为那时刚刚开通了当时去上海最快的列车，而且，我们可以在那天晚上去外滩看庆祝香港回归的烟花。可是那次列车当天的票卖完了，为了看烟花，我们不得不选择当天下午的慢车。一路上，慢车经过很多发大水的地方，有一次临时停车竟然停了近一个小时。但是为了烟花和WALKMAN我还是非常平静地接受了一切，包括炎热的天气和对面吵闹不休的男孩。
最终我们没有能在外滩看烟花，只是在出租车经过外滩的时候瞥到了一两朵。不过，我也没有觉得特别的沮丧，毕竟，第二天我就拥有了一台崭新的WALK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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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张信哲在北京开了演唱会
霍艳 作家
虽然我小时候也短暂迷恋过古天乐、谢霆锋等英俊小生，但张信哲始终牢牢占据着头号偶像的位置。1998年小学五年级的我，为了看张信哲北京演唱会，被姑妈以糟蹋钱为名在院子里大骂一顿，倔犟的泪水始终含在眼眶里，掉不下来。那场演唱会也是我人生中看过的第一场演唱会，180块钱在当时已经能买到很不错的座位，我还记得是我爸咬牙跺脚掏出了这份票钱，而现在最便宜的学生票也很难买到这个价位的。11岁的我在嘈杂的人群中一字不差地跟唱了阿哲的每一首歌，周围的女人都是撕心裂肺，疯狂叫嚷，而我却不哭不叫不吵不闹，静静地注视着舞台上那个渺小的背影，不管他换的衣服是不是合身，不管他和女艺员热辣的舞蹈是不是协调，不管他的小提琴是不是音准，我都坚定不移忠贞不贰地在心底跟自己说：阿哲，你会是我一辈子的偶像！那场演唱会的嘉宾是蓝心湄，那时候她的知名度只限于娱乐杂志的边边角角，她和阿哲的亲昵让我心生嫉妒，心想这个爆炸头、大胸女有什么好的。
再后来，我看了张信哲在北京的所有演唱会，从最便宜的学生票到媒体工作证的记者专席，看着40多岁的张信哲穿着渔网装和舞蹈艺员大跳热舞，看见他吹了一个很不符合年纪的发型，看见身边的观众已经从高中女生变成了孩子的妈妈，我突然觉得那最好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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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千禧年的最后一天据说地球要毁灭
丢帕 Nap咖啡店店主
千禧夜我在武汉的一个溜冰场上。经过一夜的努力，我学会了滑旱冰，我的室友KK恋爱了。可事后我才意识到，那一夜竟是一个预谋！
新当选的学生会主席邀请我们一寝室的女生一起去滑旱冰。我们也没有更好的主意来狂欢这么个特别的日子，就说好。早先的竞选活动我没去，因为我还没搞清楚地点在哪就结束了。后来据KK说，新主席好像是被硬推上去的，说什么他的名字Bison就是水牛的意思，牛就是吃的是草，吐的是奶。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