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母亲- 第1部分

忆母亲…杜连义
忆母亲

　　杜连义

　　又要过年了！

　　在这个北京少见的无雪的腊月，我的心却依然一片白茫茫，像一粒蒲公英的种子上上下下地随风飘忽……每到此时，我都格外思念母亲。母亲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三十多年了，可我却总觉得她依然活在我们全家人身边，多少次的梦中惊醒，都因她那亲切而爽朗的笑声又一次回到我的耳中。

　　母亲生于1915年，我的姥爷是个杂役，据母亲说，就在德胜门内的税局子那儿干活。姥爷死得早，是因为一次赶着出城回家——姥爷家就在德胜门外冰窖口西段——他在晚上即将关闭城门的那一刻，急慌慌地将胖胖的身子挤了进去。结果回到家就吐了血，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我的姥姥从此一直守寡，带着两男四女熬日子。在这样环境里长大的母亲养成了过苦日子的顽强以及与命运抗争的精神。17岁时，母亲嫁给了我的父亲——一个每天赶“鬼街”买卖古董的小摊贩。日子依然很艰难，上我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就是那时候的真实写照。以后，孩子越来越多，到北京解放前夕，她的跟前已经有6张嘴嗷嗷待哺了——这还不包括因煤气中毒而死去的大姐和一个养不起而送人的哥哥……

　　为了养活这些张嘴，父亲和母亲日夜操劳着，尤其是母亲，不仅献出了自己全部奶水，还献出了自己全部的心血。我在成年后曾写过一首诗，是写水仙花的，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将美的颜色和幽香，留给人间，便在春声来临之前，匆匆离去，剩下的只有两坨干瘪的——乳房。”母亲一辈子都是家庭妇女，可在我看来，她一辈子都是在做着一份伟大的工作。为了养家，她紧裹棉袄，冒着刀子般的寒风去“鬼市”，帮父亲卖那些瓶瓶罐罐：为了养家，她放下自己的孩子去给富人家做佣工；她还给人家带过孩子、糊过纸盒、钉过纽扣、挑过花儿……我的大姨家开一间古玩铺，算是有点钱的人家。母亲去她家串门，总要帮她家干些诸如拆洗被褥、做做棉活等事情，为的是临走时接过大姨偷偷塞给的几角大洋时更加心安些。“你大姨可是咱家的恩人！你们别忘了人家！”母亲一直到六几年七几年还这样说。我们兄弟姐妹都没忘记母亲的嘱咐，一直将大姨、大姨夫当家里老人般看待。

　　母亲的生日按阴历算是大年初一。可她自打成了一家之主后就从未正经给自己过过。因为年三十全家人都聚到一起时，要包饺子，初一时要聚餐，母亲总会弄一大桌子菜，而她在此时却从不提起过生日吃寿面的茬儿。也许是这个原因？母亲只活了短短的66年……果真如此，我们做儿女的，情愿天天吃面呀！母亲就是这样，她总是想着大家，而从不把自己的事搁在头里。解放前吃糠咽菜，她把最后一块“共和面”窝窝头塞进最小的孩子嘴里，寒冬腊月，她也会将自己身上的棉袄脱下来，披在要出门的大姐身上。解放后，日子好过了，她依然是这样。一家人聚会，她总是炒完最后一个菜时最后一个上桌，遇到饭菜不够时，她就泡点儿菜汤。之所以到现在我也不知母亲最喜欢吃什么，就是因为没见过她老人家在哪个菜盘里多夹过几箸菜。六七十年代，正是我们兄弟几个能吃的时候，吃饺子时活一大块面也是往往不够。这时，母亲就在尝过几个饺子后悄悄放下筷子，事后，在一个角落里用酱油泡一胳嗒儿米饭吃下去。

　　到现在我们兄弟姐妹八个也都跨进了老年的门槛，而且都有了糖尿病，才估计到母亲那时也患过糖尿病。她曾犯过严重的肠胃炎，上吐下泻，我从青海回京探亲时，也曾带她去医院做过全面检查，可那时，医疗水平不发达，糖尿病就查不出来啊。母亲在自己身体状况那么不好的情况下，还是那样苛待自己，真是令儿女无话可说，只能面对纸钱洒泪了。

　　三年困难时期，我正读初中，粮食定量一减再减，最后减到了二十一斤，居民也都差不多，各个家庭都不够吃。那时，父亲在派出所当大师傅，他是个正派而认真的人，公家的东西一点儿也不会动的。因为营养不良，他的两条腿都浮肿起来，像两条小象的腿。家里的重担再一次落到母亲的肩上。她更加节衣缩食不说，还得想方设法度过难关。那时，除了粮食少，家里过日子的钱就靠着父亲和大哥微薄的工资。为了挣出学费，我们就利用寒暑假打工，我在大姐工作的电器科学研究院干过，是将矽钢片下脚料折砸在一起，以备回炉再用。也到郊区的马甸、祁家豁子一带割草，卖给太平湖的养鱼池，还给女三中和我的母校七中全部教室粉刷，都挣回一些收入。母亲在春天时，会在洋槐树下捋槐花，在榆树枝条间捋榆钱，都可以活在面里蒸发糕。在菜站，她会捡回白菜菜帮，给我们蒸一大锅棒子面的菜团子。她还养了两只大油鸡，每天下午“咯咯咯咯”一叫，我们到鸡窝里一掏，准会掏出一两个红皮大鸡蛋来。每逢此时，母亲脸上都会露出灿烂的笑容。那时，我家在德胜门外敞风口胡同住，院子很大，我和母亲在靠近南墙的空地种下了十几棵鬼子姜和两三棵倭瓜。到了秋天，鬼子姜能收一脸盆，倭瓜也能摘下四五个呢！这时，母亲更笑得合不拢嘴，眼睛也笑得眯了起来……

　　母亲待人是真诚的，她对人的尊重和热情总是藏在那件打了补丁的灰蓝旧褂子里。我们院子的西南角是蹲坑厕所，隔些日子就有掏粪工用大木桶往出背，背出去倒进粪车里。三伏天，工人四脖子汗流，更是辛苦。每逢此时，母亲就会抓起茶盘里的细瓷净碗，倒上温茶，快步跑到院子当中，等着掏粪工出来。掏粪工连连谢着，不住推让，可母亲一定要让他喝一口。我高中的一个同学张继安来家，当母亲得知他是回民，特意给他单做羊肉菜，且将炒锅用碱水刷了又刷。

　　母亲和邻居们都处的很好，在整条胡同里都有很好的口碑。即使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里，她对那些不幸戴上“地、富、反、坏、右”帽子的人，也从未横眉立目、谩骂喝斥过。院子里的小西屋住了一对盲人老夫妇，男的叫“大老李”，原来是明眼人，解放前抽“白面儿”以致失明，夫妇就靠在街头唱西河大鼓为生，男的弹弦女的唱，日子过得艰难不说，还有生活中的诸多不便。凡是母亲看到的，碰上的，她都会上前帮忙。耳濡目染，我们也添了几分同情心，在街上或胡同里碰上了，也会帮盲人夫妇俩牵杆引路或是在院里帮他们找东西。德胜门大街上有个茶馆，掌柜的姓周，一个人过日子，挺不容易的。父亲爱听书，日久便成了朋友，每到过年便把他叫到家里。母亲便早早将夏天晒好的干菠菜泡发好，调上肉馅，和好白面，为他包一顿干菠菜馅饺子。酒已喝得微醺的老周扬起一张红红的大脸对母亲的饺子赞不绝口，连连说“……明……明年……还……饺子……”。

　　凡是从旧社会困苦生活中走过来的人，都对共产党、毛主席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激之情，母亲也不例外。抗美援朝，她响应号召捐款；扫除文盲，她带头识字；讲究卫生，她把屋里屋外收拾得井井有条。即使是大炼钢铁的年代，她也忍着心疼让我们把家里的废钢铁交到学校去。“破四旧”时，她剪掉了脑后头留了三十年的髻，一头短发，看上去，倒也显得年轻了不少呢！

　　母亲是个家庭妇女，她只初识几个字，没有更深的文化，一辈子没说过一句大道理的话，更不会用大帽子压人、害人，但这并不妨碍她对外部新鲜世界的了解和关注。家里偶尔多了份不管什么报纸，她都会在午后没什么家务事的时候，躺在洒满阳光的床上，带上老花镜，把那四个版面从头看到尾。我和弟弟从青海地质队写来的信，她也会看上一遍又一遍。

　　母亲含辛茹苦地养大了我们八个子女，可当国家需要的时候，她却毫不犹豫地把他们送到了应去的岗位上。五十年代，大哥穿上了人民警察的制服，从此开始了没有白天黑夜、没有休假日的全身心投入的工作。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母亲又将二哥送进了部队——山东驻军的雷达部队，那可是直接体现“人民军队保卫人民”的“祖国眼睛”啊！1968年1月，她老人家又一下子将我和我的弟弟送到了青海地质队里。一下子从她身边走俩，她心的空落和情感的悲伤是可想而知的。弟弟先我几天上火车，走的时候，我送到胡同口，一帮胡同孩子陪他到北京火车站。我担心老父老母，就转身回家。果不其然，母亲伏桌大哭，脸上东一道子、西一道子全是混混浊浊的泪水，那放纵的哭声也是从未有过。又过了十几天，我也上了西去的火车，不知她老人家又该怎样接受再一次的打击呢？！接着，在军工部门工作的大姐夫和大姐又离开北京，举家去了三线，再接着妹妹和最小的弟弟分别去了东北军垦和房山山区……这一切，都轮到母亲头上，她该承受了多么大的打击和情感上的压力呀！

　　母亲的吃苦耐劳和坚忍不拔不仅体现在对自己的孩子身上，还体现在对孩子的孩子身上。不管是孙子，还是外孙子，孙女，还是外孙女，在她眼里都视同珍宝！大姐的孩子小明两三岁时放在母亲这里。大夏天的，院里摆了一张小饭桌，上面放了一把大瓷壶。母亲见炉子上的水开了，就把一壶开水灌进瓷壶里。没想到，一转身的功夫，小明不知从哪冒了出来，伏下身，对着瓷壶嘴就喝……结果可想而知！母亲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声音都变了，背起孩子就上了医院……我的孩子小狮子在青海出生，从小缺钙，有气死病，医学上叫“屏气症”，一哭就背过气去。我和孩子他妈都上班，无法带孩子，就送到北京。母亲明知带这个孩子的艰难，还是将他留在了自己身边。大姨有一次来串门，正好赶上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