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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贺铭与姚玉兰到机场附近的四季青公社登记、领结婚证。晚上7点，师直属机关在飞行教室为贺铭与姚玉兰举行婚礼。婚礼很简朴，没有酒宴，只有清茶、喜糖与喜烟。程序也很简单，革掉了传统的逗乐与嬉闹。第一项是全体高唱《东方红》；第二项是新娘新郎单位的领导致辞，无非都是一些相互帮助、共同进步、相亲相爱、白头偕老一类的套话；第三项是来宾代表致辞，这一殊荣落到了黄副主任头上。参加姚玉兰与贺铭婚礼的来宾很多，挤满了能容纳近百人的飞行教室。俞素梅与张志敏、刘晓云与郝朋自然都是座上宾，曙光电机厂的唐艳与乙师傅也从东郊赶来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许雅君与黄晓东副主任也前来参加婚礼。这是他们婚后首次在众人面前亮相，来宾中多数人是头一次见到黄副主任，虽然军衔已经取消，他戴的也是红帽徽、红领章，但仍不失将军的威严和气度。当一对新人请黄副主任致辞时，他没有推辞。讲话前他给新人送了一份礼物，礼物很特别，是一整套《江姐》歌剧的乐谱，正是贺铭梦寐以求的，贺铭激动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将军的祝福也与众不同，他说：“我在与雅君结婚时，我和她说过一段话，今晚再把它送给两位新人，让我们共勉。在人生的旅途中，不可能都是一马平川，不可能总是艳阳高照，肯定会有沟沟坎坎、风风雨雨，甚至是凄风苦雨。不少夫妻能共安乐，而不能共患难。顺境中他们卿卿我我、恩恩爱爱，逆境时就磕磕碰碰、吵吵闹闹，有的还各奔东西。只有手牵手、肩并肩，顶风冒雨，风雨兼程，共同走完人生里程的夫妻，才是真正幸福的夫妻，我衷心希望你们成为一对这样的夫妻。”将军的肺腑之言，不仅使新人感动，也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更改变了人们对他的看法。
将军讲完话后，走到一对新人面前，握着小贺与玉兰的手悄声说道：“祝你们新婚幸福，今后我们何时才能见面，还能不能见面，就很难说了，你们多保重！”“谢谢首长的关心，您也要多保重。雅君，你一定要照顾好首长。”雅君笑着点了点头，不知为啥，她的微笑中有一缕不易被人察觉的苦涩，因为只有她才真正理解将军那番话的深意。
婚礼持续一个小时后，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结束。这就是部队移风易俗后的革命化婚礼。这一天是1966年1月19日。婚礼可以革命化，可以革掉那些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情趣，但当两人打发走所有的客人，关上房门之后的程序与内容，玉兰却不愿革命化。不但没革命化反而复杂化了。他们新房的布局与晓云家一模一样，里面的小间是卧室，外间是客厅，摆设与晓云家的摆设也大致相同。当贺铭要进卧室时被玉兰拦住了：“别急，现在革命化了，不兴闹洞房了，别人不闹咱们自己关起门儿来闹一闹，这样才有点儿新婚的浪漫劲儿。”“那还不简单，上床后我俩可以大闹特闹，闹它个天翻地覆。”“不行，上床之前就得开始闹。”“那咋闹？”“君子动口不动手，咱文闹不武闹。我出个问题你回答，回答对了可以入洞房。”“敢情你是要学苏小妹三难新郎呀！”“你放心，没有三难，只有一难，其实这一难也不难。你请听题，‘洞房花烛’出自何处，为什么人们把新房叫洞房，为什么要点蜡烛？而且还叫花烛？请回答，我优惠你，不限时。”贺铭摸着脑袋，一副犯难的样子。“你不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吗？不会连家喻户晓的‘洞房花烛’都弄不明白吧？”“越是家喻户晓的问题越容易被忽视，越难回答。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在我国妇孺皆知，但又有多少人能讲清它们的来龙去脉。我答不出来咋办？”“答不出来有两种惩罚方法：一是不得入洞房；二是下跪求饶。”“男儿膝下有黄金，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父母，哪有向老婆下跪的道理？”“不跪也行，那你今晚就在外间沙发上睡。”“那我要是蒙对了呢？”“那晚上的起落任你飞！”“要讲清‘洞房花烛’，得花老长时间，要耽误千金难买的良辰，要不我简单说行吗？”玉兰点点头。“相传秦始皇时期，有一绝色宫女三姑娘不堪深宫的寂寞，逃出了阿房宫，在华山路上与一书生沈博相遇，两人一见钟情，就在一个山洞里拜天地成了亲。山洞很暗，他们点起篝火，在火堆前摆了许多鲜艳我山花。因此后人就将新房叫洞房，照明的蜡烛叫花烛。怎么样，我现在可以进洞房了吧？”玉兰满意地笑着点点头，而后在贺铭的拥抱下进了洞房。
从此，蓝天四姐妹告别了少女生活，有了属于自己的“港湾”、“银行”、“鸟巢”和“疗养院”，有了自己的家。
1966年2月下旬，姚玉兰与俞素梅参加了农村“四清”工作队，到唐山市远郊区的丰润县搞“四清”。从吃鸡鸭鱼肉、牛奶面包到一天三顿啃窝窝头大饼子，从开飞机握驾驶盘到抡镐头打土坷垃，真是天壤之别。白天劳动完了没有澡洗，晚上任务更艰巨，要到老乡家里扎根儿串联、访贫问苦、发动群众，还要经常找“五类”分子训话。俞素梅是最怕干农活的，她刚生完孩子的身子受不了，幸好工作队员只参加半天劳动，另外半天要闹革命。尽管这样，她本来就比较单薄的身体日渐消瘦，有时累得她腰都直不起来。姚玉兰却最怕给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开会。
有一次，她和一名男工作队员一起找一对原本是中学老师的右派夫妇训话。原先他俩研究好要先用政策攻心，再让他们交代新问题、新罪行，如果他们不交代就“打”他俩的态度。可是那对右派夫妻，不管他俩怎么讲政策、讲形势，他们总是低着头反复说着两句话：“我们有罪，罪该万死。我们一定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和监督，认认真真地改造自己，争取重新做人。”这时那位男队员腾地站起身来，拍着桌子指着那两人狠狠地训斥起来，最后警告他俩，如果再不交代新罪行，就要开他俩的批斗会，说完一挥手将他俩撵走了。这件事对姚玉兰触动很大。面对那两个年近五旬、衣衫破旧、面色憔悴、老实巴交的右派，那位男队员能拍案而起、声色俱厉地批判他们，自己却不但不痛恨右派分子，反而有些怜悯他们。到底是自己心软，阶级觉悟有问题，还是这对右派夫妇真的没有什么新罪行可交代，值得同情？她考虑了一个晚上也找不到答案，反而得了惧怕与“五类”分子谈话的心病。
姚玉兰在“四清”工作队里，虽不是一员拍桌子，打板子、扣帽子的革命闯将，但却是一名能干活、能吃苦、不怕脏，密切联系群众，深受贫下中农称赞的好队员。可是一个月后她的身体出现了异常，开始是食欲大减，后来是常常呕吐。俞素梅是过来人，她一看便知姚玉兰是妊娠反应。当俞素梅劝她向领导报告，要求尽快回北京检查身体时却被姚玉兰拒绝了：“我没有那么娇气，刚怀孕就要走。雅君五个来月还日夜继续飞行呢！以后注意点儿就行了。”“这里是偏僻的农村，各方面条件都很差。你说是注意点儿，可一到地里，你就把肚里的孩子忘了，你这犟脾气，别人不知道，难道我还不知道。你不说我说，我要不说，回京后小贺与志敏都饶不了我。”
俞素梅不顾姚玉兰的反对，将姚玉兰怀孕的事儿告诉了工作队长。队长考虑她是女飞行员，国家的宝贝，万一在农村出了问题不好处理，就决定让俞素梅“押送”姚玉兰回北京检查身体。如若不是怀孕，还回来继续参加“四清”运动；如若真是怀孕了，就不用再回来了。
回到北京后，经空军总医院化验鉴定，姚玉兰确实有喜。虽然她很不情愿，但还是留在了北京。不到两个月的“四清”经历，虽然时间不长，但贫穷落后的农村景象，那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场面，那些破衣烂衫、面黄肌瘦，如同囚犯的“五类”分子，都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也留下了一大堆没有答案的问号。不仅姚玉兰留下了，俞素梅也留下了下来。回京后的当天，姚玉兰就向李副师长反映了素梅的情况，说她产后身体还未复员，农村的重体力活她吃不消，再加上吃派饭，营养也跟不上，不到两个月，掉了十多斤肉。再让她继续待下去准要落下病，很可能把她的飞行事业给毁了。根据姚玉兰反映的情况，师里研究决定，空勤人员暂不参加农村“四清”，已经参加的要尽快换回来，不能因“四清”影响部队的战斗力。
回京后的第三天晚上，俞素梅气冲冲地找上门儿来，进门儿便质问姚玉兰：“是不是你打的小报告？”“干吗火气这么大，要吃人呀？你的情况是我向李副师长反映的。啊，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呀。你也不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瘦得跟电线杆子差不多了。再待几个月，恐怕就剩几根儿骨头了，你还想不想飞呀？”
1966年10月，贺铭与姚玉兰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儿，取名贺苗壮。这一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蓝天四姐妹中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