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性的，而秀吉的刀狩令则是全国性的，比较彻底。实施刀狩令后，各地一揆大大减弱。
在秀吉成为太阁（作者注：关于太阁的解释，后文有交待）的这一年，开始作全国性的检地，以重新测量土地面积，并调查作物产量，史称“太阁检地”。自从天正十一年（1583）起，秀吉就开始实施检地政策，经过严格的检地后，每块田地的产量都统计得很清楚，农民具有耕作权，同时必须缴纳年贡，农民与政府之间的豪农剥削关系从此消失。
天主教于天文十八年（1549）由西班牙传教士方济各&；#8226；沙勿略（Francis X*ier）传入日本，并在鹿儿岛建起了日本第一所教堂。永禄六年（1563），肥前的领主大村纯忠成为第一个受洗的天主教大名。从此，上流社会的贵族信教之风一发不可收拾。天正十年（1582），在大友宗麟和大村纯忠主持下，日本派遣了四名少年及一干随从出使欧洲，面见教皇。他们出使的目的是要求罗马教廷多派传教士，加大向日本传播天国福音的力度，顺便也可以给日本一些经济上的援助。这个出使团还带回了许多欧洲的见闻和知识，令日本人大开眼界，史称“天正遣欧少年使节团”。此时，日本的天主教徒已经达到十五万人，占日本人口的百分之一，可见天主教的传播速度非常惊人，这与许多大名和武士受洗成为天主教徒，从而促进了天主教的传播和发展有很大关系。然而，在天正十五年（1587），秀吉却发出一道命令，禁止天主教传教士进入日本，并*了一些传教士。其最大的原因是秀吉唯恐天主教大名把领地捐献给教会，再度出现类似一向宗信徒暴动的局面。
日本的封建行会称作“座”，源于以公家、寺社为主的同业特权团体。各级领主为了巩固领国统治权，意图削弱乃至剥夺“座”对市场的统治权。随着自由工商业者势力的壮大，他们与“座”在生产和交易权方面的矛盾日益激化，失去大名及小领主庇护的“座”实际已成为新型商业模式的桎梏，令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因此，“乐市乐座”政策应运而生。“乐市” 和“乐座”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但都是为了扶植自由工商业者，加强领主对领地的控制权。“乐市”政策就是要免除城下町的市场税和商业税，废除座商人的特权；“乐座”政策则是彻底废除“座”这块市场的绊脚石。换句话说，“座”在乐市政策下虽然已经失去了特权，但是它仍然存在，而到了“乐座”时期，已经开始消灭“座”了。天文十八年（1549），近江大名六角定赖建构的城下町“石寺新市”是关于“乐市”最早的活动。天正五年（1577）五月，织田信长对安土城发布的十三条法令是众多“乐市乐座”法令中最著名的，它否定“座”的特权，奖励商人到安土城的城下町定居，享受贸易自由、免除徭役、免除房屋税等等优惠政策。天正十三年（1585），秀吉下令废止京都座头职等的中间剥削权，两年后废止奈良、大和郡山的部分“座”，天正十九年（1591）废止京都、奈良所有的“座”及相关组织；另一方面，以城下町为中心，大力发展新型工商业。自此，“座”走向消亡。“乐市乐座”政策使商业繁荣，从侧面也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战火中濒临崩溃的日本经济焕发出新的生机。
和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一样，由于长年混战，地方割据，各大名都在领内发行各自的货币，而且度量衡也大相径庭。当时，日本境内货币种类繁多，而且进行贸易时，没有统一的标准，严重地阻挠了各地之间的经济交流。而且，如果一家大名灭亡了，他们的货币顷刻间变成废纸，许多人因此倾家荡产。为保险起见，进行商品买卖时，一种是采用原始的物物交易，但是这种方式存在明显的缺点（作者注：像原始人一样，缺点也没什么好解释的）；另一种则是流通比较稳定的外国货币；大明朝永乐通宝是当时最受欢迎的货币之一，织田信长也曾用印有“永乐通宝”花纹的旗帜作为军旗。当然，这种做法也使得明朝货币大量流失。秀吉统一天下后； 废止地方货币，发行统一的“大判”和“小判”金银币，这两种货币从室町末期天正年间一直沿用到江户幕府末期。“大判”外形为大椭圆形，重十两，约165克，一枚当“小判”十枚；“小判”为薄椭圆形，重一两，也称“一两判”。同时，秀吉也统一了度量衡。
永乐通宝、天正大判、天保小判
战国大名多采用兵农结合的方式统治领地。由于兵荒马乱，人口大量流失。所以，领内男丁们变成了半农半兵的“农兵”，也称作“足轻”，农闲时打仗，农忙时耕地。但是，这种农兵由于既要打仗又要种地，所以大多没经过专门训练，战斗力非常之低。战争中的支持力量是以出卖武力为生的武士，但往往在率队的武士战死后，部下的士兵会一哄而散；而且农忙时，即使遇到出兵的时机，也无法动员出理想的兵力。到了战国后期，领主之间相互吞并，领地也逐渐扩展融合，使大领主们可以训练出职业军队。秀吉在统一日本后，将农民和士兵彻底分开。这样，士兵更加精锐，农民更加安心耕种。天正十九年（1591）八月，秀吉又下令武士和百姓不得互相转职，使得再也没有人像他那样能够从农民变为大名了。
由于天下大乱，大量流民和失去主家的落荒武士沦为海盗，他们不但骚扰日本近海，更有甚者远渡重洋，袭扰明朝和朝鲜沿海，成为扰乱明朝数十年的倭寇，造成明朝和朝鲜人力、物力的大量损失。有些海盗被大名编入麾下水军，比如毛利氏的冲家水军和织田氏的九鬼嘉隆。统一日本后，秀吉下令收编所有的海盗和船只，组建了一支强大的水军；而且没有他的朱批，禁止出海贸易，史称“朱印船”贸易。由此，不仅保证了海上商船的安全，也使秀吉完全控制了对外贸易，同时也使明朝、朝鲜的倭乱大大削弱，但是更大的倭患还在后面。
却说虽然现在一统天下，百官朝拜，但是各地大名的势力仍不可小觑。由于秀吉超群的外交才能，使得与上杉、毛利、岛津、长宗我部、伊达等偏远势力的斗争问题以和平手段解决，以“所领安堵状”保证了他们的基本利益，但是这也给他的统治埋下了祸根。国内依旧危机四伏，虎踞龙盘，秀吉像春秋五霸一样，只不过是一个诸侯盟主而已。因此，秀吉的天下一统是极不稳定的，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同时，秀吉也不得不将从前的敌对势力纳入自己的决策机构，从而设立“五大老”，由德川家康、前田利家、宇喜多秀家、毛利辉元和小早川隆景（作者注：隆景死后，由上杉景胜继任）五位颇具实力的大名担任。为了分散“五大老”的权力，秀吉又设置了“三中老”和“五奉行”，分别由自己的亲信担任，“三中老”分别由堀尾吉晴、生驹亲正和中村一氏担任，“五奉行”则分别由浅野长政、石田三成、前田玄以、长束正家和增田长盛担任。
秀吉甚好女色，姬妾成群。由于他出身低微，因此大力搜罗出身高贵的女子为妻妾，以提高自己的身价。在收下了浅井长政和市姬的三个女儿后不久，秀吉便娶了当时年仅十几岁的长女茶茶为侧室。除正室 北政所（本名有おね、ねね、祢、宁、宁子等写法）外，秀吉还有茶茶、加贺局（前田利家三女）、松丸殿（京极高吉之女、京极高次姐姐）、三丸殿（织田信长五女）、姬路殿（织田信包之女、信长侄女）、法鲜尼（三浦能登守之女，宇喜多秀家之母）等侧室。不但如此，他还派人四处搜寻美女，无论是商人还是农民的女儿，也不管是未婚还是寡居，只要容貌合他口味，都被召进居所，夜夜寻欢。只有那些让他满意的才会长久留在居所，其余的则在取乐一二天后就让她们回家。光是供他享乐的女子，居所中就有二百余名（记于1593年葡萄牙传教士Luis Frois所写关于秀吉夜生活的报告书中）。虽然秀吉如此好色而不知耻，但后嗣却不怎么兴旺，长子石松丸在六岁时夭折，十多年里，姬妾们一直没给他生出继承人。那些和他*的女子也可能会怀上他的孩子，但在那个科技不发达的年代，要检测出哪个是他的私生子还真挺有难度。五十多岁了，茶茶才给他生了次子鹤松。秀吉欣喜若狂，将山城国的淀城送给茶茶作为奖励，此后她也被称作淀殿。秀吉暗自思量：“寡人已年逾五十，一旦西去，鹤松年幼，丰臣天下将何去何从？”欲使天下代代相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找机会削弱各大名的兵力、财力，但现在国内已无仗可打，如何是好呢？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海外。
其实，秀吉早已觊觎明朝的地域辽阔和繁荣富庶，而且小小岛国已不能满足他日益膨胀的野心，对明朝用兵既可以缓解国内压力、削弱各大名的实力，又可以获得更多的土地，更可满足他的虚荣心，真是一举多得。早在秀吉还是信长家臣的时候，他就曾向信长提议：等统一日本后，他要亲率军队进攻明朝，为主子开疆阔土。
经过百年战火的锻炼，再加上兵农分离的得力政策，更兼收编各路水贼海盗，日本的陆海军实力已相当强大。明朝面对数十年倭乱一筹莫展，其无能早已被秀吉看在眼里，因此他自认为足可与明朝决一死战。当时，日本共有大名一百零一位，西国有五十三位，东国有四十八位。对于秀吉的侵明策略，德川家康、伊达政宗、蒲生氏乡等东国大名对出征缺乏热情，其中很多人还提出了反对意见，蒲生氏乡更是暗地怒骂道：“这猴子，不死找死！”但西国诸大名，尤其是九州岛上的岛津氏一族、锅岛直茂、立花宗茂等，还有统治中国地区的毛利氏、小早川氏却跃跃欲试，他们在日本统一战中损失相对较小，保存了相当的势力。而且，他们的领地离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