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的名利的约束，为“物役”所牵累，造成了人生的痛苦。他因此呼吁，要绝圣弃智，摆脱“物役”，将身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他时时沉浸在身处林野怀抱的乐趣中：“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焉！”（《庄子·知北游》）他更重视精神上的自由，提出一个人应当堪破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束缚，而使精神活动臻于优游自在、无挂无碍的境地，他把这称作逍遥游。
庄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据《庄子》和《史记》记载，他生活穷苦，靠打草鞋过活。曾在家乡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官，在职不久就归隐了。庄子的生平，经历了平民、出仕、归隐三个阶段，在最后的阶段，庄子也成了一个隐士。所以，“濠梁濮上”对庄子来说，并非只是寓言式的故事，而是亲身的实践。楚威王招他出山，遭他拒绝，《史记》就有纪录，且说是聘他作相，较《庄子》更详，显然是事实。
古人之所以会选择隐居生活，除了追求生活自由外，也往往与为了全身避害有关。当他们一旦感到政局纷乱、社会动荡、世道险恶、人情诡诈时，就会萌发隐逸之想，采取匿迹林泉的行为。
传说上古帝王尧要把君位让给许由，他逃到箕山下，农耕而食；尧又召许由任九州长，他跑到颖水之滨去洗耳，表示不愿听到。商周时的伯夷、叔齐先为谦让王位，后为抗议武王伐纣而隐身于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春秋时晋国的介之推不愿受赏，避于绵上山中，晋文公为逼他出山而纵火，他却宁死不出。楚国的接舆，躬耕以食，佯狂不仕，也是有名的隐士。战国时，与屈原相遇于江汉之间的隐士渔父，对屈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表白颇不以为然，他说“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楚辞·渔父》）对这些高蹈之士，清代王夫之曾评道，他们“皆以全身远害为道”。（《楚辞通释》）
隐匿之人结庐于山野，藏身于田林，常与竹木花草为伴，自是倍感亲切。大名鼎鼎的晋代诗人陶渊明，曾任彭泽令，因厌恶官场污浊，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事权贵，拂袖辞归，隐居家乡浔阳柴桑里（今江西九江西南）。他在《归园田居五首》中说他开荒南野，有“方宅十余亩，草屋###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宅前屋后遍种桃、李、榆、柳等花木。他爱桃花，曾将他那乌托邦式的理想国搬到“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林中去，创作了流传千古的《桃花源诗并序》。他对菊花尤为偏爱，每到重阳节，必入菊丛中赏菊花，曾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首著名诗篇。（见《饮酒二十首（其五）。》）由采菊花而悠然见南山，由观山气而见飞鸟归巢，其中真意无须辨，庄子濠濮风致已跃然纸上了。
痴情于花木颇为出格的隐士，大概要算宋代的林逋和徐佺了。林逋隐居杭州孤山，不娶无子，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所作“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一句更是被誉为咏梅第一。不过也有异声，黄庭坚就认为：“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极赏林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别有《咏梅》一联云：‘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似胜前句。”（《诗话总龟》）
另一个隐士徐佺（一作徐俭），是为海棠花迷。他安贫乐道，隐居之所植有海棠，在海棠之上架木构屋，称作海棠巢。遇有客人拜访，他就引客登巢，在巢中斟酒款待客人；无客时，亦常入巢中自酌自饮。关于他的事迹，《胜饮编》、《绀珠集》只有点滴记载，据《胜饮编》引黄庭坚诗句“徐老海棠巢”看，才知他是北宋隐士。
那些养心而缮性、优游而冥如的隐士之所以离不开泉石花竹，袁宏道曾有分析，他说：
夫幽人韵士，屏绝声色，其嗜好不得不钟于山水花竹。夫山水花竹者，名之所不在，奔竞之所不至也。天下之人，栖止于嚣崖利薮，目眯尘沙，心疲计算，欲有之而有所不暇，故幽人韵士得以乘间而据为一日之有。夫幽人韵士者，处于不争之地，而以一切让天下之人者也；惟夫山水花竹，欲以让人，而未必乐受，故居之也安，而据之也无祸。（《瓶史·引》）
三、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晋·司马昱（3）
山水花竹，与世无争，幽人韵士，亦怀谦让之心，自然两者相安无祸；而社会有如嚣崖利薮，人们奔竞其中，尔虞我诈，实非良善之所。这样，澄怀观道，坐茂林而览佳夕，濯清泉以钓游鲤，便成了最好的选择了。
然而隐与仕，出与入，并不是绝然对立，互不相容的。儒学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论语·泰伯》、《孟子·尽心上》）是倾向于世用，讲究兼善天下的。对于读书人、知识分子和士大夫来说，学以致用，毕竟是积极的人生态度，当儒学被汉武帝奉为正统的哲学以后，求取功名更成了一般学人士子的奋斗目标。隐遁高卧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对大多数出仕者来说，为了养家糊口，为了建功立业，不到迫不得已，是不会走上这条道路的。
那么，充满了功利性目的的世用不是“物役”、“尘劳”吗？那些一向自鸣清高的士大夫又是如何身居朝市，却能看破名利，出淤世而不染，保持清白的名节的呢？原来，他们对这一现实的矛盾想出了解决的办法，即居官而少问事，任职而多偷闲，这就是鱼与熊掌兼得的两全妙法……朝隐。
西汉已有朝隐的概念，扬雄《法言·渊骞》说：“或问柳下惠非朝隐者欤？”称春秋时鲁国大夫展禽（即柳下惠）为“朝隐者”。事实上，汉武帝时身为朝官的司马相如曾称病不问事，既可获俸禄名声之利，又可得林泉逍遥之趣，便是朝隐的典型例子。晋人隐逸之风大盛，晋王康琚作《反招隐》说，“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认为隐居在山野僻壤的高人不过是小隐士而已，居于朝廷与市肆的高人，尤其难得，那才称得上是大隐士。此论得到了邓粲的响应，他进一步肯定：“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晋书·邓粲传》）这些说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那些栖身于官场而又追慕高邈气度的士大夫阶层。但是朝市喧嚣如何清虚隐逸，说说容易做起来却难。像采用汉人司马相如以病推辞、晋人嵇康唯酒是耽等方法，终非长策。所以，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提出了一个改良的方案，他说：
大隐住朝市， 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 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 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 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 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 随月有俸钱。
……
人生处一世， 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 贵则多优患。
惟此中隐士， 致身吉且安。
穷通与丰约， 正在四者间。 （唐·白居易五言古诗《中隐》）
遁迹于山野，做名副其实的隐士，冷落太过，冻馁无时；混形于京官，又嚣喧难熬，心力耗磨，最理想的方式是介于大隐和小隐的中间，即他所谓的“中隐”，在地方上（他在这首诗中举例说如陪都洛阳）当个闲官，这样便可避劳免饥，优游卒岁了。
可见，与世用相对者，并非惟隐遁一途，赋闲也是方法之一。对那些难脱宦海的士大夫来说，庄子之游既高且玄，只可艳羡，无从实现，而古代人想出来的“朝隐”、“中隐”的实践，却拓出一片天地，从而将那逍遥的游历降到能真实感受的生活层面上来。所谓“会心处不必在远”，只要你能散漫而疏放，心凝而形释，身边的花木泉石、琴棋书画，都可成为精神上擢拔高蹈的凭藉。特别是水陆草木之花，乃是大自然中生机盎然、香色兼备之物，最得雅人豪士的激赏，他们常常在闲情逸致的消磨中尽付予花枝草蔓，从中获得人生的感悟。晋代大将军张天锡曾说自己“观朝荣，则教才秀之士；玩芝兰，则爱德行之臣；睹松竹，则思贞操之贤；览蔓草，则贱贪秽之吏”。（《晋书·张天锡传》）宋代理学家邵雍则大谈观物生意，体会造化：“ 帘外青草，轩前黄陂。壶中月落，鉴里云飞。既有荷芰，岂无凫茨；既有蝌蚪，岂无蛟螭？可以观止，可以忘机，可以照物，可以看时。”（《盆池吟》）明万历进士王象晋更是沉迷花事，睥睨世情：“予性喜种植……第取其生意郁勃，可觇化机；美食陆离，可充口实；较晴雨时浇灌，可助天工。培根梳屏菑翳，可验人事……醉则偃仰于花茵莎塌浅红浓绿间，听松涛酬鸟语，一切升沉荣辱，直付之花开花落。”（《群芳谱》）
不必浪迹于江湖，帝阙亦可作濠濮间想；不必藏身于山中，辇下亦有龟鱼之乐；不必优游于林野，朝市亦能别有会心。中国人就是这样，在花木的赋闲玩赏中，借机摆脱人生的重负与世俗的拖累，澄怀观道，体悟性灵，以保持独立的自我人格，做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从而去追求古书上所说的那些令人神往的高人隐士所具有的清远脱俗的风范。
四、不语还应彼此知……—唐·薛涛（1）
花虽不言，能知我心。只因在这万物有情的世界里，花亦如人……
风流而富于才情的唐明皇在太液池畔宴赏千叶白莲，当参加宴会的群臣对着盛开的莲花赞不绝口时，明皇却指着宠妃杨玉环作比说：“怎如我这解语花呢！”解语花，即懂得说话的花，这里以花喻人，指杨贵妃。由于比喻颇为新奇，故事很快就从宫中传了开来。不久，诗人罗隐在他的一首咏《牡丹花》诗中，借其意而反用之……以人喻花，极富诗情。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似共东风别有因，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