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第一代王汤在灭夏后建囿，称为“汤囿”。（见于《淮南子·泰族训》）末代君王商纣建“沙丘”之园林。司马迁《史记》载：“（纣王）原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与奇物……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足见其骄奢。后来《史记集解》（南朝刘宋·裴骃）考证说，沙丘在“巨鹿东北七十里”。这就是由正史首次记载的我国帝王的园林。
与此相比，奠定灭商基础的周文王所建的“灵囿”，则是一片祥和之气。《孟子·梁惠王》：“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又：“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诗经·大雅·灵台》：“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百鸟翯翯，王在灵沼，于牣鱼跃。”商代，囿中的草木鸟兽是由其自然滋生繁育的，人工设施不过是筑台掘沼以及在划定的界域上设垣置栏而已。建囿的目的是供帝王贵族进行狩猎、游乐和军事训练。而到了周代，王室设有掌管园圃的官吏，称为场人或场师，有意识地负责管理果树、瓜蔬、珍异文物。
大量记载着西周至春秋中叶历时五百年社会面貌和风土人情的《诗经》，其中不少地方涉及了一般庭园的花木，如《魏风·园有桃》：“园有桃，其实之殽”，“园有棘，其实之食”；《魏风·十亩之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小雅·鹤鸣》：“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园中有人工栽培的桃、枣、桑、檀等树种。
在各国纷纷争雄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为了树立和巩固王权，纷纷大建宫室园林，因为它们实在是王权强大统一的象征。如春秋时期，楚庄王有层台。《说苑》称其延石千重，延壤百里。楚灵王造章华台，苑中栽茶与海棠。吴王夫差大兴土木，有姑苏台、会录园、梧桐园，又在灵岩山高官为西施修玩花池，内栽荷花。战国时期，魏有“梁囿”、“温囿”（见《战国策》），秦有五苑（见《韩非子》）等等。秦昭襄王在位时发生饥荒，有人建议，在五苑中种植蔬、橡、果、枣、栗之类，用以济民。
秦汉开始，园林急剧发展，其中称为“苑”的皇家园林，广可达数百里，内建宫室，或在宫室中辟地建苑，称为“内苑”。苑中花草林木，大量的是由人工移植栽培。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渭南建上林苑，搜罗名果异树多达三百余种。一些观赏植物成为了宫殿的名称，如长杨宫、兰池宫等。汉武帝刘彻扩建上林苑，《汉书·旧仪》载：“上林苑广长三百里，置令丞右左尉。苑中养百兽，天子春秋猎射苑中，取兽无数，其中离官七十所，容千骑万乘。”苑中林木发展到二千余种。司马相如《上林赋》虽写的是秦时旧苑，实际反映的则是汉家现实。在他的描述中，苑中植有兰惠、江蓠、麋芜、留夷、蘘荷、杜若以及桂、卢橘、柑、柰、梬枣、蒲陶、荔枝、石榴、槟榔、枫、桦、椰、棕榈、檀、樟、冬青等大量香草佳木。葛洪《西京杂记》也具体列出了一个名单，其中有梨十种，枣七种，栗四种，桃十种，李十五种，柰二种，查三种，稗三种，棠四种，梅七种，杏二种，桐三种，此外还有林檎、枇杷、楟、安石榴、白银树、黄银树、槐、扶老木、守宫槐、白俞掏、杜掏、桂、蜀漆树、柟、枞、栝、楔、枫等树种。
十八、赏心乐事谁家园……明·汤显祖（2）
此外，武帝还建有地跨云阳、扶风的甘泉苑；宣帝在秦宜春苑旧址上翻建的杜陵西北的乐游苑；武帝之弟梁孝王刘武所建的兔园，又称梁园等等。《三辅黄图》载：“甘泉苑，武帝置。缘山谷行至云阳，三百八十一里入扶风，凡周四百五十里，苑中起宫殿台阁百余所。苑中有仙人石、关封峦、鳷鹊观。”至于乐游苑、兔园，则要小得多，像兔园，只有数十里。这些苑圃，在营建过程中，特别留心搜求各地的奇花异木，以充实园林的景观。如乐游苑以奇植见称，《西京杂记》说“苑内生玫瑰木，木下多苜蓿”，这玫瑰木至今人们还搞不清究是否就是蔷薇科的玫瑰花。而梁园，更是“奇果异树、珍禽怪兽毕有”，（《三辅黄图·兔园》）致使梁王与宫人宾客日夜沉迷其中。
汉武帝时，民间出现了私家园林，这就是茂陵富商袁广汉筑于北邙山脚的私园。此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养白鹦鹉、紫鸳鸯、牦牛、青兕，奇禽怪兽委积其间”，植物种类亦异常丰富：“延蔓林池，奇树异草，靡不具植”。（《西京杂记》）其富丽精巧并不下于王亲贵族的一些园林。但后来袁氏私园被武帝抄没了。
两汉之际，蜀郡成都人扬雄作《蜀都赋》，有“被以樱、梅，树以木兰”等记载，表明当时成都已应用花木美化城市园林了。（见插图83）三国曹魏有玄武苑，晋有华林园，东晋十六国后赵有金谷园，皆广植花木。
隋炀帝在洛阳辟地二百里建西苑，只见“杨柳修行四面郁茂，名花美草隐映轩陛”。（《大业杂记》）其中栽有易州（今河北易县）进贡的二十箱牡丹名品。
唐代建有兴庆宫，官内南部为园林区；大明宫，有以内太液池为中心的园林区，种有牡丹、紫薇、千叶桃花、千叶白莲等。武后时，王方庆撰《园林草木疏》二十一卷，为“园林”一辞之首见，惜现仅存残页、惟留下金灯花、蜀葵、葡萄、鬼皂荚、蒟蒻、金钱花、椒、野狐丝、牵牛这么几种植物的记载。开元进土祖咏《清明宴司勋刘郎中别业》诗亦说到：“园林”一辞：“霁日园林好，清明烟火新，”诗题中的别业，即古代的一种常有园林的别墅。
在唐代，士大夫阶层形成了一股造园热，有名的园林层出不穷。诗人兼画家王维坐落于蓝田（今属陕西）的辋川别业，即是其中私家园林的代表。别业中，有文杏馆、斤竹岭、木兰柴、茱萸沂、宫槐陌、柳浪等以花木特色而命名的景点。白居易在东都洛阳有一园，位于城东南的履道里，未起园名，他在《池上篇》中曾描述此园有烟竹千竿，香莲一池，自诩是洛阳风土水木之最胜处。武宗时任宰相的李德裕建平泉庄于洛阳郊外三十里处，庄园罗致各地珍稀花木着实不少。“木之奇者有：天台之金松，琪树，稽山之海棠、榧、桧，剡溪之红桂、厚朴，海峤之香怪、木兰，天目之青神、凤集，钟山之月桂、青飕、杨梅，曲阿之山桂、温树，金陵之珠柏、栾荆、杜鹃，茅山之山桃、侧柏、南烛，宜春之柳柏、红豆、山樱，蓝田之栗、梨、龙柏。其水物之美者：白蘋洲之重台莲，芙蓉湖之白莲，茅山东溪之芳荪……已未岁又得番禺之山茶，宛陵之紫丁香，会稽之百叶木芙蓉、百叶蔷薇，永嘉之紫桂、簇蝶，天台之海石楠，桂林之俱那卫……是岁又得钟陵之同心木芙蓉，剡中之真红桂，稽山之四时杜鹃、相思、紫苑、贞桐、山茗、重台蔷薇、黄槿，东阳之牡桂、杜石、山楠。”（《平泉山居草木记》）真是洋洋大观，琳琅满目，许多花木想必是仅凭他的权势地位，便可不求而自至的。五代吴越时，广陵王钱元璙于苏州城南建南园，《九国志》记云：“元璙治苏州，颇以园林花木为意，创南园、东圃及诸别第，奇卉异木名品千万。”从此，苏州园林迅速发展。
结束了五代十国五十余年分裂割据后，宋王朝进入了一个稳定繁荣的时期，造园植木之风大盛。北宋建都汁梁（今开封），都城及其近郊，园林遍布，著名的有芳林园、琼林苑、金明池、宜春苑、迎春苑、玉律园、一仗佛园子、景初园等。徽宗赵佶登基后；在禁城之东北隅主持修建寿山艮岳，广罗山石，博引奇花，费民工与散军成千上万，费时约六年，于宣和四年（1122）完工，宋代园林由此而达于顶峰，艮岳并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家园林之一。然而，为造艮岳而兴起的“花石纲”之役，以及挖池填谷、移花接木而耗尽民生财力，才过了四年，金人便攻下京城，徽宗落得个被虏客死异域的下场。
十八、赏心乐事谁家园……明·汤显祖（3）
北宋私园则以洛阳为盛。李格非《洛阳名园记》列叙名园十九处，有富郑公园、董氏西园、董氏东园、环溪、刘氏园、丛春园、归仁园等。这些私园讲究花木的配置，如记归仁园曰：“北有牡丹、芍药千株，中有竹千亩，南有桃李弥望。”值得注意的是，所记天王院花园子，则例外地像是一个公共花园：“凡园皆植牡丹，而独名此曰花园子。……凡城中赖花以生者，毕家于此。至花时，张幕幄，列市肆，管弦其中。城中士女，绝烟火游之。过花时则复为丘墟，破垣遗灶相望矣。”
南渡后，随着政权的南移，以都城临安（今杭州）、平江（今苏州）为中心掀起了江南园林建造的高潮。南宋在吴越国建都杭州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西湖园林。光宗宁宗（1190～1124）时画家马远曾作“西湖十景”画卷。周密《武林旧事》卷四卷五详记大量的亭台园池，如皇家的聚景园、清河郡王张俊的真珠园、平原郡王韩侘胄的南园、太师贾似道的集芳园等等。陆游《南园记》称“自绍兴以来，王公将相园林相望”，诚非虚语。苏州北宋时有名的即有苏舜钦的苍浪亭，南宋则有范成大的石湖、史正志的万卷堂“渔隐”（即后来网师园旧址）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便是在这个时代打下的基础。此外在太湖之滨的吴兴（今湖州市），士大夫宅第林立。《吴兴园林记》叙述吴兴园林达三十四处，与《洛阳名园记》适成南北呼应。所记园有以花木造景取胜的，如莲花庄，四面环水，莲花盛开如锦云万顷；又如赵氏菊坡园，前为水溪，筑有堤、桥，夹岸植芙蓉、垂柳数百株，溪中岛植菊百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