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珊稀＞菟翟�196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严慰冰、叶群都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出国人员服务部买东西。严慰冰同志眼睛近视，不小心踩了一个人的脚。那人大发脾气，口里不住地骂骂咧咧。两人吵了起来。严慰冰一看，原来那人是叶群。一气之下，严慰冰直奔军委总政治部，向总政负责同志反映叶群这种蛮横无理的态度。严慰冰是上海人，说话有口音，气头上说话又快，那位负责同志实在听不懂她的话，就要她把事情经过写一写。严慰冰就写了。事后，那位负责同志真的拿了严慰冰写的东西去向林彪反映。林彪、叶群一看，觉得这字面熟，就交给了公安部。公安部经过笔迹鉴定，确定严慰冰就是匿名信的作者。严慰冰于1966年4月正式逮捕，1967年2月送秦城监狱关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反。至于严慰冰同志为什么要写匿名信，陆定一同志认为她是精神有毛病。陆定一同志说：“她本来没有精神病。1952年‘三反’‘五反’时，上面派人背着我在###找‘大老虎’，他们企图把严慰冰和徐特立（当时任###副部长）的儿媳打成‘大老虎’……这样的刺激，使严慰冰害了精神病。我去了一趟苏联回来，她经常与我吵架，后来又开始写匿名信骂林彪和叶群，信寄到林彪家里，有的寄给林彪本人，有的寄给叶群，有的寄给林豆豆。林彪到哪里，她就寄到哪里，5年时间写了几十封，并且都是背着我写的，我一点都不知道。”“严慰冰有精神病这件事，许多人不相信。因为除与我吵架和写匿名信外，其他事情上她都很正常。但她确实有精神病。为此我专门请教过北京一家医院的精神科主任，了解到确实有这么一种精神病症状：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很正常，在某些事情上却不正常。严慰冰的这种病的原因，是由于受到迫害。”王光美：这个案子少奇同志没有过问。我们出访回国，彭真、陆定一同志都出事了，少奇同志都不知道。《二月提纲》，是以彭真同志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央作的汇报，是1966年2月5日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那次常委会议是少奇同志主持，在我们家福禄居会议室开的。少奇同志年初生了一场病，刚刚恢复工作。他从玉泉山休息回来，办公桌上堆了一大堆文件，还没有来得及看。他在会上表示：我最近生病，不熟悉情况，没有什么意见，请五人小组的同志尽快去武汉向毛主席当面汇报。2月8日，彭真、陆定一同志等专程去武汉向主席汇报，得到同意后，2月12日邓小平同志以中共中央名义将《二月提纲》转发全党。少奇同志在2月5日常委会议后就没有过问《二月提纲》的事。后来我们就出国访问了。所以对这次杭州会议的内容，少奇同志事先不知道。黄峥：毛主席在杭州召集的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4月16日就开始了。后来林彪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这次会议是“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王光美：少奇同志因为出访，许多情况不了解。实际上，等少奇同志到会的时候，彭真、陆定一同志已经挨批靠边站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就是《五一六通知》）已经起草好了。“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已经成立，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组成，《五一六通知》是他们起草的第一个文件。这个“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就是后来的“中央文革”。4月25日，少奇、陈毅同志和我，乘原来的出国专机，从杭州回北京。外交部门还组织了正式的欢迎仪式，有关国家的使节都来了。这等于是还按出访回国的礼节，表示对这些国家的尊重。那天张茜同志也来了。5月4日起，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落实杭州会议的各项决定。由于毛主席不回北京，由少奇同志主持。会议一开始先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个文件对《二月提纲》作了严厉批判，并点名批判彭真同志。在会议讨论期间，少奇、恩来同志一起在人民大会堂找彭真同志谈了一次话，听取他的意见。彭真同志提出，把文件中关于“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去掉。但这段话正是毛主席加的，去掉是不可能的。5月16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从此，这个文件被称为《五一六通知》。黄峥：据我所知，《五一六通知》在通过时一字未改。本来会上有些同志提出，文件中有的用语、标点不妥，提出改正。但陈伯达、康生等强调文件已经经过毛主席先后8次审阅修改，一个标点也不让改。王光美：是这样。《五一六通知》通过后，林彪发表了著名的大讲政变的“五一八讲话”。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同志也先后在大会上发言。他们的发言同林彪讲的调子完全不同，主要谈了对文化革命的认识和体会，并且都作了自我批评，对跟不上毛泽东思想作了检讨。少奇同志在5月26日作了大会发言，也是从认识和体会的角度讲，作了自我批评。他在讲到对文化革命的认识时说：“在我们这次讨论发言中，对文化革命问题讲得比较少。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这个话，是毛主席讲的，少奇同志认为是批评他的。5月政治局会议期间，会内会外的形势非常紧张、复杂。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同志，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志，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先后自杀。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也贴出来了。出现了许多难以理解的情况。这些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这里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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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1）
王光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当晚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FJF〗NB06D〖FJJ〗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猛攻北京市委，口气很大，说：“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并且用了“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三家村’黑帮分子宋硕、陆平、彭〖FJF〗NB06D〖FJJ〗云、负隅顽抗妄想坚守反动堡垒”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通栏大标题，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突然发表这些东西，事先和事后都没有告诉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少奇、恩来、小平同志等都不知道。黄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陈伯达5月31日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以后连夜搞出来的，并且未经党中央审查直接见报。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康生私自把它传给在杭州的毛主席，主席决定向全国广播的。在《人民日报》上这样大张旗鼓地刊登，则是陈伯达、康生的安排。王光美：这几篇东西在报纸上一登，中央正常领导工作被打乱，各级党委开始受到冲击。陈伯达、康生等人更加神气起来。他们直接控制报纸、电台，连篇累牍地发表煽动性的社论、文章、口号。大中学校的学生被狂热地煽动起来，混乱情况到处出现。少奇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此没有思想准备。6月3日，少奇同志紧急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北京市和有关方面的汇报，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会议在我们家福禄居会议室举行。由于彭真、陆定一同志被撤职，中央决定调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长。这天陶铸同志坐火车从广州到北京，一下火车就被接到我们家，出席会议。从6月3日起，中央常委汇报会几乎天天召开，不是在福禄居就是在怀仁堂后厅，由少奇同志主持。这时向北京大学和人民日报社派出的工作组已经进驻，是报毛主席批准的。确定由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也是报毛主席同意的。在这之后，各单位的党委控制不了局面，要求中央下去了解情况。那几天每天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围在北京市委大楼前，甚至到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要求派工作组。少奇同志对派工作组一事非常慎重。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认真讨论，最后决定同意北京市委的意见，陆续向北京的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少奇同志几次向毛主席汇报运动发展情况，并请主席回北京领导运动，均无回音。几天后运动发展更加炽烈，有的学校发生打死人的事。少奇、恩来、小平同志经过商量，决定飞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当面恳请主席回京。毛主席仍委托少奇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和领导运动。少奇、恩来、小平同志是6月9日乘一架飞机去杭州，12日回来的。周总理回来后按原定计划准备出国，6月15日启程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中央日常工作由少奇、小平同志主持。当时报刊上发表的那些带煽动性的、影响全国的文章，完全是陈伯达等人搞的，根本没有通过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如果说在这个时期，有人另搞一套的话，那就是陈伯达、康生等人背着中央另搞一套。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乱打乱斗的事件。一些学生背着工作组，把40多名学校领导干部和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当作所谓“黑帮”、“反动学生”、“牛鬼蛇神”，拉到搭的台子上批斗，给他们戴高帽子、脸上涂墨汁，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