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合作社主任的领导下，把麻风病院的房子拆掉，并把干部的衣服也扯烂了。化县公安局的副局长带了8名警察，在现场开枪打死5个人，打伤9个人。这种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好不好？一开始群众就不同意在那里盖麻风病院，为什么一定要盖呢？别处就找不到地方？已经进行盖时，群众还是不同意并且派代表来交涉，为什么要把他们的代表扣留起来呢？公安局长和县委书记是根据哪一条法律？为什么可以把群众的代表、党团支部书记扣留起来？就是我们的干部感到自己有那个权力，你不听我的话，我就可以把你扣押起来。这种态度很不好，是离开我们党的尊重群众、做人民勤务员、为人民服务的作风的。因为群众开始就不同意，后来还不同意，你又扣了他们的代表，他们没办法，为什么不拆房子？群众拆房子也不能算什么犯错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才这样做。其实，对于群众要拆房子的问题很容易解决，只要派一个人去，向群众说：你们不愿意在这里盖麻风病院，现在就不在这里做麻风病院了，房子可以做别的用，你们不要拆了，房子留给你们住。他们就会不拆的。群众把干部赶走，扯坏了衣服，可是没有伤人，是没有犯罪的，而我们公安局派去的警察却开枪打死打伤了群众。所以说，这件事从开头，到中间，到最后的处理，都是错误的，是不妥当的。人民内部的矛盾，本来没有那么紧张，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和平解决的，可以采用小民主的办法解决的。但是，我们却有意把这个矛盾弄成对抗性的，人为地、主观地把非对抗性矛盾转变为对抗性矛盾。”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在基层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少奇很重视，特别作了分析。在广州，我们遇到的另一件典型事例是内港工人闹事。原因是那里的800多名工人因为工作时间太长，工作班次调得不好，工人太累，加上港内要求工人义务劳动盖集体宿舍，而房子盖好了，却通通分给职员、干部和家属住上了，工人很不满意，于是闹事。对于这件事，少奇讲：“我看这个问题主要也是领导上的问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有些负责人常常把自己看成是管人的，而人家是被我管的，这样的看法就不好，这样处理问题他们就不会去商量，就不会实行民主，是非也就分不清楚，群众就不能服气。因此，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连小民主都不允许，就是靠命令行事，人民不准闹，闹了就压。不允许用小民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其结果必然要逼成大民主。另外一种路线，就是跟群众讲道理，把自己看成跟群众一样，群众有问题跟他们讨论，说清楚。群众一时不清楚，要闹事也可以，允许他们开会、写信，允许他们告状、请愿，也允许他们游行，要罢工也可以，不过，我们是不主张罢工的……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分清是非界限。同时，经常有小民主，也就可以避免大民主。”4月上旬的一天，少奇同志接到中央通知，要他返回北京。原来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要来中国访问。少奇同志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必须由他出面接待。少奇同志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专题调查，也就到此结束。从北京到广州，沿途停下来调查的地方有：保定、石家庄、栾城、邯郸、新乡、郑州、许昌、武汉、长沙、株洲、衡阳、广州，时间将近两个月。一路上，少奇找省、地、县干部谈，找普通的工人、农民、学生谈，了解到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对当时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表现、产生原因和处理方针，有了越来越清楚的认识。4月11日，我们的火车沿京广铁路返回，14日回到北京。第二天，伏罗希洛夫就到了。少奇和毛主席等一起到机场迎接。24日，少奇到上海陪同伏罗希洛夫参观访问。在上海期间少奇和我看望了宋庆龄。27日，少奇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这篇讲话后来收入《刘少奇选集》，其内容是少奇长期思考的结果，是这次五省调研的总结，是少奇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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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庐山会议
黄峥：光美同志，1959年夏天，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来又接着开八届八中全会。您陪少奇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请您介绍一下少奇同志出席会议的有关情况。王光美：这两个会议，就是人们常说的庐山会议。关于庐山会议的情况和经验教训，近几年发表的文章和著作很多，我也从中了解到不少原来不知道的情况。我记得，少奇同志和我是1959年6月27日乘火车从北京去武汉的，准备到武汉后再转赴庐山。铁道部派了一部专列。乘这趟专列的除了少奇同志，还有朱德同志、彭德怀同志。邓小平同志因为摔了一跤伤了腿，在家休养没有上庐山。从北京到武昌的路上，逢大站专列停车，我们常看到站上堆放着一堆堆碎铁。夜间，有时看到铁路两旁火光冲天，原来是在大炼钢铁。人们把大树锯成段，再将树段烧成焦炭，然后用它炼铁。有次看到大路上运树段的推车排成长龙。我不懂炼铁方面的技术，但也看出这样做是胡来。专列停站时，有时候少奇和我下车散步。彭老总有时也下来散步。我们在一个车站看见堆着一大堆废铁，仔细一看，好多是铁锅砸碎后的铁片，是为大炼钢铁用的。彭总看了很生气，对这种做法很有意见。我听了不敢说话。到了武汉，少奇和我住在武昌，离毛主席住的地方很近。毛主席也是28日到武昌的。在这之前他刚去湖南视察了一圈。到武汉的第二天，6月29日，毛主席通知少奇同志到一艘停在长江里的船上碰头开会，开完会愿游泳的在长江游泳。主席嘱咐让我也一起去，邀请我和他一起游长江。我会游泳是1954年在北戴河向毛主席学的，所以主席有时游泳会叫上我。我记得这天在船上参加开会的有毛主席、少奇同志、朱老总，还有李井泉、柯庆施等，好像田家英也在。这条船的船舷上安了个扶梯，是特意为主席游泳设的。在游泳前的交谈中，我对主席说了在路上看见一堆废铁的事。我还说中国的老百姓真好，听话，家里的铁锅领导叫砸了就砸了，意思是说老百姓连这样的瞎指挥都能容忍。平时我老觉得主席对领导同志严，对我们这样的小干部宽容，所以在主席面前说话比较随便。我后来有点后悔，不应该对主席说这样的话，使他听了不高兴。在船上开完会，主席就下水游泳了。少奇因为正犯肩周炎，不能游。我下去游了。毛主席鼓励我说：“下来，让水冲一段，就不害怕了。”游了一会就上岸了。在换衣服的时候，我因为不熟悉当地部队安排的这个地方，不小心绊了一下，把脚扭了。当晚在住的地方有晚会，还有跳舞，主席也来了。我因为扭了脚，去看了一下就回来了。后来在庐山，爬山时我就拄着拐棍。有一张照片，少奇、我和一些工作人员登庐山，少奇和其他人都表现得很轻松，就我扶了根拐棍。刘少奇、王光美在庐山（1959年7月）。6月30日晚上，有关部门安排毛主席、少奇同志乘同一条船去九江。这条船上有一大一小两个包舱，主席住了大的，少奇和我住在小的那间。因为是夜航，所以一上船就睡了。一觉醒来，船已经到了九江。一问，说主席已经上岸了，我们也就抓紧时间登车上山。上山后，有关部门安排我们住在一幢小洋楼里，据说它原来是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的别墅。7月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正式开始。会议的议题是进一步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继续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黄峥：毛主席为会议出了19个题目：1读书；2形势；3今年的任务；4明年的任务；5四年的任务；6宣传任务；7综合平衡问题；8群众路线问题；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11协作区关系问题；12公社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14三定政策；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17农村基层党团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团结问题；19国际问题。会议的头一段，就是围绕这19个问题分组讨论。王光美：分组讨论是按6个大区。中央领导同志也分到小组参加讨论，少奇是到中南小组。开始阶段的气氛很轻松。白天开会，晚上经常有舞会或演出。多数同志都是第一次来庐山，所以大家纷纷利用开会的间隙，游览观光。少奇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曾到庐山养病。30多年过去了，好多地方他不认识了，所以他也想到处看看。一天少奇提出要到庐山顶上看看长江、鄱阳湖，我们就陪他上去了。我们上去的路上，碰见毛主席正从上面下来。主席远远看见我拄个拐棍，就喊了一声，好像是问我腿怎么啦？我说没什么。后来又在另一些场合几次碰见主席。当时我感觉主席情绪很好。他还说这次是开一个“神仙会”。我觉得，庐山会议前半段的情况确实是不错的。不光气氛轻松，而且大家都在总结经验，纠正“左”的错误，准备形成文件贯彻下去。照这个势头，可以开成一个很好的会议。可惜中途逆转了。到了7月14日，彭德怀同志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有些话在当时看来是讲得比较尖锐的。一开始大家不知道彭总写信的事，因为是写给毛主席一个人的么！7月16日，毛主席把彭总的信加了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在会议上印发。大家这才知道彭总给主席写了封信。彭总的信发到少奇同志这里的时候，先是秘书吴振英、刘振德同志他们看到了。他们看了挺高兴，说彭老总的信写得好，代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