匏健Ｈ褐谛腊鳎媵Р豢衫搿Ｐ扪瓶＃吃弊鞣兑恰＝衲晁浒氚伲だ芽善凇Ｔ倩钗迨辏椎旃膊�1949年2月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西柏坡，是斯大林派他来了解情况和听取中共中央意见的。少奇同他作过会谈。这事当时非常保密，事前我也不知道。黄峥：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发展特别快，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已经胜利在望。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三大战役胜利结束。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研究和规定了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3月23日，中国共产党的五位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和中共中央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一起从西柏坡迁往北平。王光美：3月23日那天从西柏坡出发，少奇和我坐的是一辆吉普车，和大队伍一起，沿着灵寿—行唐—曲阳—唐县一线，向北平行进。我们坐了一天多的汽车，后来又改乘火车。记得我们乘坐的这列火车是由几节破旧而古老的车厢组成的。3月25日上午，列车抵达北平西郊清华园站。李克农同志等在少奇车厢门口高兴地迎接我们。下车后，中央领导同志上了各自的汽车，根据北平军管会的安排，开到颐和园作短暂休息。下午，中央领导同志在西苑机场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同各界人士见面。北平市委和北平军管会已经选定西郊香山，作为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的第一个驻地。阅兵式结束后，中央领导同志驱车前往香山。根据事先安排，毛主席住在香山双清别墅。朱总、少奇、恩来、弼时同志住在来青轩。少奇在阅兵式结束后直接乘吉普车到了香山。从山下到来青轩住地本来可以开车上去，可我们不知道，还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登上去。到了香山，等于到了北平，我心里非常激动。北平是我出生、上学和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我自1946年11月1日离开北平赴延安，两年多时间过去了。这中间我转辗于陕北延安、瓦窑堡，晋绥临县、兴县，华北柏里、西柏坡，没想到这么快又回到了北平。我站在香山，向城里眺望，一股思念之情油然而生：父亲、母亲，哥哥妹妹们，你们都在干什么呢？家中一切可好？我家里有电话，我清楚地记得它的号码：西局 2858。我多么想给家里打一个电话，告诉家里光美回来了……但是，党中央的住地要保密，我遵纪没打。在香山的那几天，遇有空闲，我就陪少奇上山散步。他特别喜欢香山的大树，边走边抚摸边欣赏。我难得见他有这样轻松愉快的神情。我们还上了一次著名的香山险峰“鬼见愁”。不过，这两年我转辗陕北华北，见过那么多北方的丛山峻岭，再看看那“鬼见愁”，就觉得这个称呼实在是太夸张了。黄峥：中共中央在香山，一面指挥人民解放军进行解放全中国的战斗，一面为建立新中国政权、恢复和发展经济多方运筹，工作是非常紧张的。王光美：在香山那段时间中央的工作确实繁忙。中央书记处几乎每天晚上都在毛主席住的双清别墅开会，交流情况，讨论问题。最重要的大事都是在那里决定的。少奇开完会回来大多已过半夜。我们在香山来青轩的住处，离毛主席住的双清别墅不远，是三间东房。我们把最大的一间用作客厅。几乎每天都有干部来谈话，有时坐得满满的。人们脸上洋溢着喜气，愉快地谈笑，热烈地讨论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我当时记的日记，少奇的工作日程满满的：3月26日，少奇出席中央的会议，回来同我谈了“城市工作提纲”，我作了记录。3月27日，少奇听取北平市领导同志彭真、叶剑英、赵振声（即李葆华）、薛子正等同志汇报关于军管会、联合办事处的存废、物价、税收、房屋土地、财政组织、市委和市政府的分工、供给制与薪金制同时并存等问题。3月28日，彭真、李葆华、赵毅敏、刘仁、沙可夫同志和负责大学教育的李昌同志、负责中小学教育的刘局长等来，谈了大学教育经费、师资、教材以及校长人选问题，还汇报了文艺、电影、戏剧等文化教育、宣传方面的问题。3月29日，少奇主持财经、工会座谈会。彭真、李立三、萧明等同志出席。会上就工业、交通、商业、劳资关系、铁路、金融、合作社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汇报讨论。3月30日，少奇召开党、政、工、青、妇干部座谈会，彭真、刘仁和主管组织工作的傅部长等出席。3月31日，少奇主持会议讨论工会工作，彭真、李立三、萧明等同志出席。当天，少奇还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同志一起接见并宴请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欢送他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4月1日，少奇专门对北平市委的工作作了指示，并和彭真等同志讨论人民革命大学的问题。
从西柏坡到香山（2）
4月2日，少奇约华北局薄一波等同志来谈北平、天津接管的情况，以及对外贸易问题。4月3日，少奇在北平市委和北平市人民政府召集的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他肯定了北平的接收工作，并就今后如何进一步把旧北平变成新北平，谈了他的看法。晚上少奇去毛主席处开会，可能就在这天决定要少奇去天津。
少奇第一次上我家
黄峥：天津解放后，接管政权很顺利，但经济形势不好。新接收来的国营企业一时难于正常生产，私营企业普遍关门，开工的不足3成，大批工人失业，上百万人生活没有着落。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资本家怕共产党清算他们，因而消极生产，甚至准备携款外逃。工人、店员误以为共产党来了可以像农村土改那样分厂分店。党的干部则怕犯右的错误，不敢也不会同资本家打交道，对工人的过高要求也不去做工作。同北平相比，天津的问题比较突出。王光美：北平是和平解放的，没有遭到战争破坏，但北平是一座消费城市，长期处在国民党政府和日伪的统治下，经济早已是烂摊子。天津是1949年1月15日在平津战役快结束的时候，由人民解放军打下来的。它和北平不一样，工商业比较集中，本来应该在经济上搞得好一些，但实际上没有做到。当时主持中共华北局工作的薄一波同志为此非常焦急，两次给中央写报告，希望中央重视，帮助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和毛主席派少奇同志去天津调查，解决问题。少奇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北平和天津都归华北局管，所以少奇在去天津之前，特意到华北局向薄一波同志通气。那天是我陪他去的。当时中央机关在香山，华北局已经在城里，我记得是在后圆恩寺的一所挺漂亮的房子里，院内有小喷泉，据说曾经是蒋介石的官邸。少奇一见薄一波同志就说：“一波，我来向你报到。”薄一波同志回答说：“你是中央领导同志，该上哪就上哪，何必特意来告诉我。”少奇严肃地说，按照组织原则，应该这样做。他还交待说：“我在天津的活动，均请天津市委报告你，由你转报毛主席。”薄老在他写的书里回忆过这件事。有一次在香山，少奇对我说过一句：“光美，什么时候去你们家看看。”当时我心想：你那么忙，领导人的行动还要保密，不知哪天才能真的上门？正好这次进城去华北局，少奇就提出顺便到我家看望我的父母。我赶紧打电话告诉了家里。我和少奇在西柏坡结婚以后，我曾经托外事局王朴、新华社范长江两同志给我家带过信。信上我讲得很简单，说我已经结婚了，但没说对方具体是谁，只说是一位布尔什维克，还说过春节我有可能回家。王朴的信是带到了，范长江的没带到。可能因为范长江同志是搞新闻、报纸工作的，特别忙，就把带信这事忘了。后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抄家、查黑材料，才发现我托他带的信还在他的日记本里夹着呢！北平解放前夕，叶剑英同志被任命为军管会主任兼市长。进城前他主动问我：“你有什么话要带吗？我可能会去你家。”我说：“不用，我都挺好。但是，如果你要了解什么情况，你可以找我家的人，我妹妹她们都是共产党员。”我就把我家里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叶剑英同志进北平以后，还真的亲自给我家打了电话，告诉家里我已经和刘少奇同志结婚了，快要回家了。叶剑英同志是广东口音，不容易听懂，我父母只听了个大慨，具体怎么回事没搞清楚。他们对共产党领导人了解很少，只听说过毛泽东、朱德，不知道刘少奇是什么人。我父亲连忙跑到西单商场书摊，找到一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日文小册子。上面介绍刘少奇是湖南人，外号“小诸葛”。这大概就是我父母对少奇的全部了解了。家里接到我的电话，听说少奇要来，还有点紧张。他们虽然不了解少奇在党内具体是什么职务、什么地位，但已经看出是党中央的一位领导人，因而十分重视这次接待。他们听说少奇是湖南人，特地去西单的湖南风味饭馆曲园酒楼订了一桌菜，款待客人。我父亲穿上了对贵客表示尊重的长袍礼服。我六哥光英本来是在天津经营近代化学厂，回北平过春节，但春节过后天津战事还没有结束，铁路不通，就把他堵在了北平，这时就正好也在家里。这天光英也穿了一套笔挺的西服。我后来知道，他还琢磨了半天，特地到西单商场买了一条围巾，准备作为礼物送给少奇。我陪少奇到了家里，我父亲母亲在北房的堂屋里迎接。少奇注意礼貌，没让警卫进去。我作了介绍。少奇一见面说了一句很感人的话：“两位老人家不容易啊！你们教育这么多孩子为党工作，这些年难为你们了！”接着大家坐下来寒喧说话。光英就把他准备的围巾送给少奇。少奇收下了，但他脑子里没有送礼这个概念，就说了一句：“我们没这些规矩，以后不要搞了。”少奇知道光英在天津办工厂，就问他天津工商界的情况，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