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姑娘”》为题刊发了报道，仅仅几天以后的7月19日，共青团天津地委又发出通知，要求在知识青年中开展学习侯隽的活动。7月23日，黄宗英与另一作者合写的《特别的姑娘》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紧接着，全国各大报也都纷纷发表了报道和评论，这些评论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就如《光明日报》评论所说：
（在侯隽下乡的）短短一年里，回答了为许多初高中学生思想上共同存在着的一些问题……国营农场的人数，比起人民公社生产队来总是少数，因此，要靠家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回乡，家在城市的知识青年下乡，参加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劳动，或是组织起来从事边沿地带的垦殖生产。侯隽走的是后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是比较艰苦的，但正因为艰苦，也更好地锻炼了人。《光明日报》，1963年8月19日。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青春无悔（2）
这便是宣传侯隽的特别意义所在。
侯隽毕竟是北京的高中生，其文化素质与邢燕子、张秀敏等高小毕业的农村青年不可同日而语，她也因此受到当时到天津考察工作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特别的关怀。周扬于1964年3月间几次专程到天津郊区和河北省宝坻、遵化等县农村，邀请回乡和下乡知识青年四十多人进行座谈，他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上山下乡对消灭“三大差别”的意义，号召青年们“做农民的新一代，也做知识分子的新一代”。这个号召，无疑是很能鼓舞人心的《周扬同志就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作重要讲话》，《天津日报》，1964年3月15日。。
此行中周扬还专门访问了侯隽的家，与她进行了交谈。“###”开始，周扬成为刘少奇在文化界设置的“黑爪牙”后，侯隽曾多次回忆起这场谈话并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刘少奇和他的爪牙千方百计在我身上打主意……周扬对我说：“把你们这些人放下来，不是让你们把知识扔了的。这个广阔的天地不只是产粮食、出经济作物、出工业原料的地方，也是出各种干部、出各种人才的地方。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人物、学者、作家都不是出在通都大邑，而是出在穷乡僻壤。社会主义新农村难道不应当出更多的人才么？”
“你与工农结合，又经过了实践，有资本，比我们强，就把你的亲身经历写一写，就是一本好小说嘛”……当时我就觉得他这些话不是味，完全违背毛主席教导——我没理周扬那一套鬼话。侯隽：《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文汇报》，1968年5月14日。
周扬拉我上他们把持的旧清华，妄图中断我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干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方向，我坚决不去。《坚持乡村，不断革命——侯隽在甘肃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甘肃日报》，1975年7月9日。
我坚决回答：从下乡那天起，我就不打算当文学家了……难道办民校、革命文化站、写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材料都不重要，只有写小说重要吗？侯隽：《我们决不上中国赫鲁晓夫的当》，《人民日报》，1967年6月23日。
虽然与周扬原话可能有些出入，但大意恐怕不差。周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理解，基本上遵循了刘少奇1957年动员城市中小学毕业生下乡务农时一系列讲话的精神——他们期望通过这一运动培养出一些人才。周扬毕竟是文人，刘少奇所想的人才，更多的是县长、省长、中央委员，是干部，周扬想到的，则是文学家，是学者。他们的想法，与毛泽东当时所要培养的革命接班人相比，是有些“不对味”。事实上，这作为解决城市剩余人口的一项迫不得已的措施，固然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再进一步，说到期望知青成为什么样的人，则只好凭自己的理解和想像，其实谁都心中无数。
侯隽名声大噪是在“###”期间，她的活动与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相终始，能做到这点的知青典型只有她和邢燕子两人。1976年她曾被中央任命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她说过很多过头话，但也向上级反映过知青的不少真实情况，并为他们奔走呼吁。无论如何，她的名字已经与那个时代，与“知青”二字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了一种象征。
（二）董加耕
董加耕的光芒曾一度盖过了邢、侯两人以及所有其他知青典型，但“###”一开始，就暗淡下去了。
青春无悔（3）
董加耕是回乡知青。他原名董嘉庚，江苏省盐城县葛武公社董伙大队人，1961年夏高中毕业，他在升学志愿书上填写了“回乡务农，立志耕耘”八个字，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加耕”，回到了家乡。他学习成绩优秀，又是贫农后代，在中学就入了党，并担任团支部书记，在农村青年中甚属难得。在当时高校招生强调政治成分的情况下，他本来很有把握进入大学并进而成为农村青年所梦寐以求的城里人的，他却能主动放弃这一切，因此，从他下乡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成为人们的注意中心。在他下乡一年后的1962年，江苏省省报《新华日报》就以《目标始终如一——高中毕业生董加耕还乡前后》为题，报道了他的回乡经过，但这时他还未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
董加耕名声大振是在1963年下半年，也就是中央制定了大规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决策以后。在是年11月团中央于苏州召开的有关这一问题的汇报会议上，江苏省汇报了董加耕的情况并立即引起了上级的重视。此时回乡知识青年中的高中毕业生越来越多，已经占到回乡知青总数的6％左右，是思想波动最大的一部分人，团中央急于在回乡的高中生中树立新的标兵人物，董加耕便应运而生了。
从1964年年初开始，先是《中国青年报》，然后是党报《人民日报》和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都不惜篇幅对他加以大肆报道，其规格甚至连1960年对邢燕子的宣传也无法相比。他的务农日记在当时全国几乎所有的报刊和杂志上全文刊载，那个时代特有的铿锵语句顿时就响彻了全国：
一个青年应当根据革命的需要，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第一线。解放前，第一线是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现在的第一线，就是广阔的农村。我到农村去，不正是党所需要的吗？
体力劳动是一座不朽的熔炉，我是一块矿石，一定要炼成不锈之钢。
身居茅屋，眼观全球；脚踩污泥，心怀天下。
《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社论，称他是毛泽东时代的好青年，是勇敢的革命先锋，说他所走的道路，正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所应该走的道路。《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人民日报》，1964年3月20日。
董加耕作为知青典型的巅峰，是在这一年的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的70岁生日，破例设了三桌便宴，经周恩来安排，毛泽东圈定，董加耕和邢燕子分坐在毛的左右。毛泽东在从1955年直到“###”爆发之间的十余年间，对已经颇具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迄未置一词，即使是这次便宴，他也没有哪怕一句话直接谈及此事，但按照当时的习惯，这已经可以算作是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对董加耕和邢燕子本人最大的赞许和鼓励了。
对董加耕的宣传在全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他在几个月内就收到数百封信。
知识青年纷纷表示要向他学习，不可否认他们中大部分人的真诚。当时江西省赣州四中有个名叫赵恒锠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是班长、共青团员、四好（三好之上再加劳动好）学生，他与三个同班同学熊强年、宋柏林、刘捷民分别改名为赵恒耕、熊长耕、宋志耕和刘永耕，组成“四耕小组”，将他们四人的照片寄给董加耕，并且提出“学加耕，比加耕，四耕赶一耕”的口号，放弃高考，到离开市区三百多里的山区插队务农。这种做法，在当年曾风行一时。 。。
青春无悔（4）
董加耕自己也曾谈到，当一切已经结束的二十多年之后，一次他出差住进常州的一家###，一些人听到他的名字后围过来，他们说他们都当过知青，都是学习他的榜样才下乡的，这使他感慨万端。
“###”爆发，他一下子就成了众矢之的。北京有人组织了“五湖四海”调查团，盐城县组织了“拔黑旗”战斗队，矛头都是指向他的。县里甚至还专门成立了“董加耕问题联络站”，编了一本《董加耕反对毛泽东思想一百例》广为散发。这些批判，都紧紧围绕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他的自愿下乡，到底有没有私人动机？他们说他其实是大学迷，只是几次未达到目的，才想出这么个哗众取宠的主意。
如今再来判断这些揭发材料的真伪，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即使他曾真的梦寐以求想上大学，即使他曾有过所谓的个人动机，也无可厚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个在当时常常被人们用来作为衡量模范人物的标准，如今看来在概念上就存在着矛盾。但在当时，这些揭发的确使他备受磨难，这颗夺目的知青明星一下子就殒落了。
董加耕和侯隽尽管出身不同，经历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是在有其他道路可以选择的时候，主动选择了这条道路。这与后来“###”期间知青被“大拨轰”到农村，毫无自己选择余地的情况是不同的。这也正是他们的可贵之处。也许只有他们，才可以谈得上是“青春无悔”。从他们后来的表现来看，他们对于选择了这条道路，也的确“无悔”。1986年，当山西的北京知青掀起最后一场返城风波的时候，山西曾派出一个由上山下乡的老知青组成的“志在四方”汇报团，到京、津等地巡回讲演。一位中央首长在接见他们时对知青在农村所起的作用作出的几句肯定评价，曾使侯隽“高兴异常，奔走相告”《访老知青侯隽》，《新疆青年》，1986年第9期。。董加耕对往事的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