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尔·阿卜杜拉·纳赛尔当时正在对南斯拉夫进行国事访问，决定立即返回开罗。伊拉克革命胜利这一历史性事件对他震动极大，因为反对埃及的这一政权在阿拉伯人民面前终于被推翻了。但铁托总统劝他不要从海路直接返回埃及，因为殖民主义国家的军舰正在地中海水域频繁调动。阿卜杜拉·纳赛尔离开南斯拉夫，取道莫斯科回到开罗。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心脏，纳赛尔欣喜若狂地宣布：“对伊拉克共和国的侵略就是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和叙利亚的政治联合，1958年2月1日宣告成立，1961年9月28日，叙利亚发生军事政变，随即与埃及分开。政治联合结束。尽管如此，埃及仍袭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名称，直至1971年9月2日改称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为止。——编注）的侵略。”
当时，阿拉伯人处在现代史最光辉的时刻。1958年2月，由于群众的巨大推动力量，埃及和叙利亚实现了统一，阿拉伯民族解放的斗争与要求统一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
伊拉克革命的成功从一开始就具有民族主义的特征，它宣布与阿拉伯民族的命运攸关的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也服务于伊拉克人民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目标。革命成功后，组成了第一届政府，在政府内共产党的代表主要是一些“民主人士”。
组成政府后，五个政党各采取了不同的立场，政见不一，甚至发展到相互反对、相互斗争的程度，而且日趋激化。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地区领导认为革命实现了伊拉克阿拉伯民族的愿望，首先是密切了同年轻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关系，甚至达到了统一的程度。1959年3月，复兴党书记处发行的内部秘密刊物认为“摆脱殖民主义和傀儡政权的统治，预示着伊拉克将要加入统一的国家”。
而伊拉克共产党对国家形势的看法则与复兴党相反，从一开始，就拒绝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搞统一。当时，伊拉克共产党在伊拉克国内的政治舞台上占统治地位，提出了与埃及结成“松散联邦”的口号，而且强调“苏联的友谊”……
由于各政党政见不一，尤其是两个实力最强的政党——伊拉克共产党和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已预示着新生的革命还必将流血。
国家无主
1959年3月6日，伊拉克共产党在北部最大城市摩苏尔组织了一次显示力量的大规模###，打的旗号是“和平大###”。共产党发动了几千人免费乘火车离开首都巴格达前往摩苏尔，还在报刊上刊登“走，前往摩苏尔参加和平大###”、“前往英雄的城市”和“今天晚上和平列车离开巴格达”等宣传口号。当然，世界和平当时并未面临危险，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没有一触即发之势。
“和平###”是伊拉克国内各政党激烈斗争的产物，是针对其他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力量的。“###”过后，军官们举行会议，决定委托第五旅旅长阿卜杜拉·瓦哈卜·舒瓦夫中校去巴格达会见阿卜杜拉·克里姆·卡赛姆，向他报告摩苏尔城的局势，以便迅速扑灭即将发生的暴乱。但卡赛姆深谋远虑，企图坐山观虎斗，凭借爱国主义力量内部的斗争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对于紧张的局势他没有提出任何解决办法，只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时局更加恶化了。
舒瓦夫再次前往巴格达会见卡赛姆，但他仍无动于衷。舒瓦夫像第一次一样两手空空地返回摩苏尔，只是在他的手提箱里多了一张“惟一领袖”的照片，上面写着：“送给我的高贵的阿卜杜拉·瓦哈卜·舒瓦夫兄弟。”摩苏尔沸腾了，巴格达也处在地震爆发的前夕，内阁部长纷纷辞职，高级军官“退休”，民事法庭庭长法迪勒·阿巴斯·马赫达维将法庭的大厅变成了剧场，每天晚上上演反对伊拉克民族主义者和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搞统一的剧目。
舒瓦夫第三次前往巴格达，会见卡赛姆。卡赛姆对日趋紧张的国内形势仍置若罔闻，只是悄悄地对舒瓦夫说：“我将向你泄露一件任何人都不知道的秘密。”接着，将一枚“奖章”塞在舒瓦夫的口袋里。
一时，伊拉克好像变成了一艘没有舵手的航船，盲目地行驶着。
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中，和平###于5日、6日举行，卡赛姆办公室致电舒瓦夫，要他指挥部队在5日、6日两天待在军营里，7日又给他发来同样内容的电报。
和平###后，民族主义力量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也想在摩苏尔举行类似的###，但遭到共产党的反对，要求军队执行待在兵营的命令。但民族主义力量还是举行了###，而且规模不断扩大，结果遭到枪击，商店、咖啡馆、书店被烧毁。伊拉克共产党组织群众，企图包围民族主义者，在共产党人控制的比达门地区，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在这种形势下，军队不得不开上街头，履行自己的义务，宣布全城实行宵禁。
在国家失控的情况下，一些高级军官会晤了舒瓦夫，决定发动武装起义。
3月，舒瓦夫率领他的部队，发布了起义宣言……
但这次武装起义缺乏周密的计划和组织，没有得到其他部队的支持，而且时机也不成熟。卡赛姆立即出动空军，将起义扼杀在摇篮里。舒瓦夫在飞机轰炸中受伤，他想自己去医院包扎、治疗，结果在路上被枪杀，暴尸旷野，成了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者流血冲突的牺牲品。摩苏尔城的房屋被毁，门窗被砸烂，无数的老人、妇女、儿童倒在血泊之中；而在巴格达的大街上，人们却盲目地举行了游行，但他们并不知道在摩苏尔发生的事情的真相。
一时，在伊拉克全国各大城市都发生了冲突事件。在巴士拉、基尔库克发生的冲突同在摩苏尔发生的事件相比还要激烈、凶残。卡赛姆倒变成了仲裁者，他在会见属于伊拉克共产党的职业工会组织代表团时说：“我将送给你们一些照片，让你们看看发生混乱的情况……”一些民族主义者的军官，尽管他们与政府有分歧，但仍不失为爱国主义者，反而站到了被告席上。在首都巴格达的“乌姆·塔布勒”广场上竖起了绞刑架，要处死拿起武器捍卫祖国荣誉和同胞尊严的光荣的军人们。
第一次坐牢
卡赛姆对伊拉克共产党和民族主义者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他一方面支持共产党打击复兴党人，但又适可而止，以保持力量的平衡。因此，尽管共产党人进行了一切努力，也未能真正参与政权。
对于民族主义者力量来说，这时也是政治低潮时期。
在这一阶段，一个名叫萨东·纳赛里的人在提克里特被杀害，他是卡赛姆政权的重要人物之一。安全机构进行调查，发现萨达姆·侯赛因这个安静、庄重的青年人每年暑假都要返回乡村帮助家人，亲戚干农活。毫无疑问，他与暗杀事件有关，是一个复兴党分子。
萨达姆有生以来第一次坐牢。在西拉耶监狱，他作为复兴党的###员认识了不少党内同志，监狱反而成了他的庇护所。
一天上午，有人来告诉他说，他的案子已从第一军事法庭转到人民法庭即迈赫达维法庭，他们认为当局想将他和他的亲戚、同志一起杀害。
萨达姆听后所作出的反应就是设法以武力摆脱当局设下的圈套。他同阿瓦尼·里法伊商量，要他在前往法庭作证的路上设法弄来一些手枪，以便在审判开始前解救他们。他和同案的伙伴吃饱饭，然后向两位伙伴讲明了他的计划，这两位伙伴一个是他的表弟，另一个是他的堂弟。三个人年纪相仿。他的舅舅和叔叔也涉嫌被指控。
萨达姆被捕入狱后，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继续高涨，他们的案子被提交到第一军事法庭。萨达姆不得不改变计划，决定暂不采用武力的方法逃跑。在狱中他待了半年，最后法庭判他无罪予以释放。
萨达姆回到乡村，每天晚上都要到外面墙上刷写复兴党的宣传口号。从欧加村到提克里特，行人每天早上都能读到不知是谁写的标语。有些标语至今还保留在提克里特的一些墙壁上。
一天，一位复兴党党员阿塔·侯赛因·萨米拉伊到欧加村来看望萨达姆。当时，他仍同叔叔和母亲生活在一起。阿塔说：“党要你到巴格达去。”
翌日晨，萨达姆立即动身前往首都，找到复兴党的负责人阿卜杜拉·哈立格·萨米拉伊的家。但萨米拉伊也不大了解党的领导要交给他什么具体任务，只是告诉他：“艾哈迈德·塔哈·阿祖兹将来同你联系。据我所知，他将带你去见党的有关领导，然后向你交代任务。”
几小时后，艾哈迈德·塔哈·阿祖兹来敲门，陪他去见伊亚德·赛义德·萨比特。
伊亚德仔细地看了萨达姆一眼，凝重地对他说：“任务就是打死阿卜杜拉·克里姆·卡赛姆，你准备好了吗？”
萨达姆很高兴，他庄重地回答说：“当然，我准备好了。”
萨达姆认为交给他这样的任务是对他的信任，将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他这样一个###员，是一种莫大的荣誉。
使用武器对他来说并非难事，因为十岁时，当他从家里逃出来前往提克里特求学的路上就有了第一把手枪。但使用冲锋枪对他来说还需要一定的训练。在哈苏瓦地区，他很快掌握了冲锋枪的性能和操作要领。
卡赛姆离家去国防部上下班一般都要经过拉希德大街，因而拉希德大街就成了行动的舞台。复兴党领导为萨达姆及其伙伴在拉希德大街租了一套房子，随时准备执行计划。在房子外面安置人望，放哨，监督卡赛姆的行车路线。如果卡赛姆从国防部东门出来，联络的暗号为“舒克里”，如从国防部正门出来，联络暗号为“马哈茂德”。但不管从哪个方向出来，“惟一领袖”乘坐的车子都在冲锋枪的射程之内。
1959年10月7日，一群青年人站在拉希德大街的人行道上，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开过去的每辆车子，手指紧扣扳机。在这伙青年人中站着一位消瘦的青年人，肩上披着肥大的西装，人们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