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达姆分析了伊拉克的经济特点，指出：“我们的经济到现在为止是单一的经济，即石油财富在我们的经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石油市场，伊拉克的原油销售量占很大的比重，但往往受资本主义石油市场波动的影响，损害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
他还指出：“我们是一个农业国家，殖民主义希望伊拉克和发展中国家永远落后，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原料和贸易的市场。众所周知，今天世界的发展趋势是：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农业怎样发展，也不能掌握科学、技术，赶上时代的步伐。如果只关心农业的发展，就永远不能立足于先进的民族之林。”
萨达姆还指出：“我们的国家必须发展成为一个工农业并重的国家。事实上，没有工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业也不可能真正繁荣……”
但是伊拉克社会的经济究竟如何发展呢？
不能走别人的老路（下）
先谈谈伊拉克的人口问题吧。
伊拉克人口不足1300万，这一数字如果同左邻右舍。东部的伊朗、西北部的土耳其，比较起来显得不多。它的人口平均增长率也只有32％。
但萨达姆对这个问题有另外一种看法。他首先强调的是人的素质而不是数量。
萨达姆说：“有的人可能认为人口增长32％的比例已足够了，不要再超过了。甚至认为这一比例应该降低。我们认为必须保持这一比例，如果有可能增加的话必须增加，因为伊拉克是一个拥有很大经济潜力的国家，它位于阿拉伯世界的东部，两个邻国的人口都比伊拉克多。因此要求伊拉克拥有足够的人口，以进行自卫和保卫阿拉伯民族的利益。伊拉克不仅对本国也对阿拉伯民族承担着义务，伊拉克的人口应得到发展……”
但萨达姆并非强调数量是惟一的起决定性的因素，在各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人口数量并非起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首先是埃及，农业人口占2／3，而在荷兰只有9％，最多不超过10％，在瑞典是占6％，美国农业劳动力只占全国人口的3％～4％，即700万劳动力生产的粮食不仅能养活近2亿人口，还有剩余的粮食用于出口，成为美国同其他大国讨价还价或向新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的砝码。
伊拉克革命成功后的初期，即1969年国民收入不超过896亿第纳尔，1972年增加到1218亿，1979年至1980年度已超过15亿第纳尔。这表明石油国有化对伊拉克人民来说是有利的，摆脱了外国殖民主义势力的束缚，实现了民族的、政治的、意志的独立，打碎了伊拉克经济的依附性，也使伊拉克免于陷入有条件的外国贷款的泥潭之中。
自从1968年七月革命掌握政权以来，在伊拉克国内没有再发现自然财富的新来源。但尽管如此，在过去十年内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从而证明了领导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性，并使人民感到自己是在为自己进行工作，是为后代在创造物质繁荣。
1979年的一天，萨达姆·侯赛因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毛里塔尼亚总统的特使、新闻部长瓦利德·达迪坐在他对面，聚精会神地听他介绍伊拉克的革命经验和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毛里塔尼亚新闻部长听后惊喜地说：
“你们执政不到十年，没有发现发展你们经济的新的自然资源，因为石油、天然气和椰枣都有了。但你们却振兴了你们的国家，你们依靠的就是：充分利用这些自然财富。”
但萨达姆·侯赛因看得更远。他说：
1969年的夏天，我们派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借贷500万美元。
1970年我访问苏联，我们本应在这一年向苏联偿还我们购买武器拖欠的1700万第纳尔，我要求转到下一年偿还，但他们不同意。我当时对他们说，我回去后哪怕卖掉我的西装也要偿还这笔债务。事实上，我们当年就还清了。1978年，苏联要我们提供价值15亿美元的石油，并要求推迟到第二年付款，我们立即回答说：可以！
这正如你所说的，尽管没有新的自然资源，但只要有有能力的领导和勤劳的人民，照样可以大踏步地前进。
当然，工业、农业和服务行业的发展除了需要有有能力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努力工作以外，还必须有所要求的资金积累。
但这些因素还不能说是这一问题的实质，实质的问题则是知识问题或科学基础或生产和建设所需要的科技手段问题。
对待科学、技术的问题，萨达姆从一开始就反对走工业化大国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他认为这样做绝不能克服发展中国家的落后现象，而相反，只会拉大发展中国家同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的距离。他说：
我们必须学会很好地掌握科学技术，因此，我们必须重视科研中心，重视培养干部，关心、重视每项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从而将我们的国家建设成先进的工业化国家……
萨达姆·侯赛因这里所讲的意思是：实现本国的工业化、发展科学技术要走自己的道路，但这绝不意味着反对引进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如果是所需要的又能够从外国引进的科学技术，不去引进那将是错误的。
萨达姆·侯赛因是这样说的，也正是这样做的。自伊拉克革命掌握政权以来，伊拉克政府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极为重视，成立了高教科研部和科学研究委员会，萨达姆亲自担任科研委员会的主席；在全国各高等学府都设有各门类的研究中心。即使在同伊朗进行的长达八年之久的战争期间，伊拉克政府也没有忽略高等教育和科研事业的发展，并且自始至终重视同外国在科技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
我仍是一名普通党员
萨达姆·侯赛因作为一名政治领导人，从生活和斗争的经验中得出的概念是：进步是战斗，生活本身也是战斗。他认为人类社会同人没有挑战就不会有发展。他的思想的发展已变成了伊拉克复兴党的指导思想。但在这些思想中还缺少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就是党的领导作用。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认为任何国家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不会自动变成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迈出的一步。例如在欧洲、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出现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创造社会主义，因为这些国家掌握着保护资本主义的职能，这些国家的发展最终只能导致国家的资本主义。在伊拉克，情况就不同了，发展是同党的基本原则相联系的，是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点相联系的，这就是党在发展中发挥了领导的作用，并由国家政权来具体体现党的思想。党和政权的思想意识是一致的，从而防止了伊拉克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1978年萨达姆·侯赛因同菲德尔·卡斯特罗有一段精彩的对话，我们不妨听一听。
卡斯特罗说：“你们讲要争取时间，因为时间对革命是有利的。你讲的话很英明。伊拉克在政治、社会、经济和军事方面是能够进步的。在我们这里，文盲为古巴军队取得了第一个胜利。现在我们要求军队发展达到中等文化的水平，因此，现在必须进一步加强训练和培养干部，以便使他们更好地掌握武器。当前，在伊拉克，时间对你们有利，因为你们动员群众对国家进行全面的发展，而埃及就没能这样做。”
萨达姆：“因为那里没有一个革命的党，一切都由阿卜杜拉·纳赛尔说了算。我不否认他是位革命者，但纳赛尔所处的环境同你不一样，你们在夺取政权前就开始了对革命者的培养，纳赛尔没有这样做。在我们伊拉克，也是在夺取政权前就开始了对革命者的培养。当时复兴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许多人献身、坐牢，这是培养革命者所必不可少的。培养出的革命者懂得如何保护革命，使革命为人民服务。在这方面，我们用不着担心。我们担心的是如何尽快地发展我们的计划，如何选择实施社会主义的方式，如何在3年内扫除占全国人口1／6的文盲。现在我们有125万人正在满怀热情地参加扫盲班。”
卡斯特罗：“尽管有困难，但我们是乐观的。”
萨达姆：“这是肯定的，否则我们就不是革命者……”
早在1968年7月30日革命发生前，萨达姆就对他的党内同志说过：“革命发生和掌权后，我希望你们仍将我作为一个普通党员看待。”当然，他的意见不会被接受，革命成功和夺取政权后，萨达姆对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总统说：“现在可以执行我的意见了吧。”但贝克尔和其他领导成员再次断然拒绝了他的意见。几年后，他由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的岗位不可避免地上升到国家最高领导岗位，领导伊拉克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
但萨达姆一刻也没有忘记他的党，国家对他来说只是革命的行政机构，因此他经常向他的同志强调要将党的传统带到国家行政机构中去并不奇怪。
他说：
同志们，你们执掌着政权，我希望你们要借助党的传统，并贯彻到你们的日常工作中去，变成国家的发展了的传统。不要将国家的传统代替党的传统，因为在国家政治、组织建设与党的政治、组织建设之间有着很大的质的区别，尽管国家也是党的国家。如果在国家政权和党组织之间没有了区别，即党变成了国家行政的党，我们作为革命者的特性就没有了，党就会变成国家机构中的一个传统的机构，国家就变成了不受党领导的一个实体。
萨达姆·侯赛因作为一位党的老战士非常了解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他不止一次地强调说：“我们不应被在民主气氛中进行的诚恳的批评吓得慌了手脚，魂不附体。难道批评仅仅是为了批评，还是为了表明领导的民主精神？当然都不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让错误的、颓废的思想不加批评地被轻意放过……”
“你们对‘反响’应保持警惕。”这是萨达姆经常说的一句话。他所说的反响是指一些错误的、颓废的思想在国内可能会引起的反响。当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