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住的话，干吗还要法律呢？
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线，社会历来需要用法律去确立一个又一个的最低底线，虽然如此，我还是认为：新闻人的确需要有职业道德。
但是，我却不敢跟年轻人说这些，因为这颇像是说教！我只能告诉自己，而无法更多地告诉别人，虽然我希望他们有，而且应该永远有。
我尊重的很多新闻人，都是独立的人，我也一直强调这一点，只有独立了，新闻人才能用道德去约束自己。如果你到这里来是为了获取某种利益的话，那么就没有道德能够约束你，因为道德不是一种约束力，它顶多仅仅能修缮自己。关于这一点，我跟很多人的看法不同，我可以以德服人，但是，不能以德制人，以德改人。
就像你一开始说到的“人格”问题。人格，它归根到底是做给自己的，我常爱用的一个词是：在劫难逃。
若你拥有了这种价值观，拥有了对自己的这种要求，那你天天都是在约束自己，人格是一种内驱性的东西，它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就算你自然显露给别人看，别人看吗？
即使你拥有再优秀的人格，一个不可能跟你走到一起的人，他反而会觉得你有神经病！
所以，人格真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毋宁说它就是做给自己看的。
假如你是一个管理者，你对别人说：我道德高尚，你也应该这么高尚。有用吗？——没用。你还是需要制定一系列法制性的东西、内部条令性的东西、机制性的东西，好让每一个人都不成为坏人。
我特别在乎机制，必须首先保证你不能做坏人；而至于能不能做好人，大家一起努力吧！
沉：至少是首先不做坏人。—— 一种透着某种悲凉意味的人格理念。
白：机制可以保证让人不做坏人。
我好几次在采访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的时候，都跟他谈到过这一点。我说，不能仅仅让人不想贪，必须得让人不能贪！思想教育工作天天教育领导干部不要贪，有什么用？走在街上，我们都会看到广告牌上写着“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责任”。但是，大部分人都偷税，没办法，你抓不到，这是谁的问题？是人们的道德感不强？不会吧。如果制定了相应的机制，让人没法偷税，还用教育吗？那样的话，大家全是合法纳税的人，在美国偷税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在美国街头看不到“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责任”这样的标语。
有时候，我们的税务局甚至会找人谈话，有用吗？“信封”在中国是什么概念？每一个信封的后面都有偷税的故事。
因此，如果机制做不到，抱怨也没有用。
中国人集体缺德吗？不是，是机制没做到——你没有一种很好的机制，让所有人都不缺德；但是，能不能成为最优秀的人，那咱们再说。
现场零距离2
三、世界的媒体，还是媒体的世界？
沉：蓦然回首，世人发现而今自己正无时无刻不置身在一个媒体全球化时代，在这样一个既是千载难逢同时显然又是难以摆脱的时代，应以怎样的精神和人格去面对它，才是一种科学而又理性的选择？
白：首先，我不太同意“媒体全球化”这样一个概念。
虽然，在技术的角度，媒体的确是全球化了，我曾经也说过，不论是美国、英国，还是中国、日本，从媒体角度来说，基本准则与基本运行60％－70％左右是大致一样的。就像你在奥运会上跑110米栏，不会因为你来自中国或者美国就可以采取不同的技术，一样是10个栏，一样是110米，一样要听发令枪，但是，接下来就会有很多不同。
我觉得恰恰是在被称之为媒体全球化的过程中，一方面有一些基本准则、技术，这些在不断趋同，的确在发生着资本全球化的流动趋势；但另一方面，每一个国家恰恰是在自己媒体的民族特性方面和本国利益方面，却是强调得越来越重，表现得越来越不一样了。就是说，它的渗透是越来越强了，同时，它的个性也是越来越强了。
所以，我从来没有说过，也没有想过，要去大量借鉴国外在媒体方面最发达的做法。——你怎么可能完全照搬呢？每样东西都应该要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就国际媒体的现状而言，国与国之间是存在很大差异性的，法国的媒体跟美国的媒体就非常不同，日本的媒体跟英国的媒体也非常不同。在美国，全部都是商业性的媒体，但是，像英国的BBC，日本的NHK，却完全是由国家养着的，连广告都没有，这一点连中国都做不到，可见，每个国家都有其非常与众不同之处。
故此，我觉得虽然全球化技术的因素在导致更多限制的减少，但是，在实质性内容方面，恐怕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全球化。
四、常常也同时甚至作为皮影戏式的世界媒体
沉：您刚才谈到了BBC，那么，像这样一个一直在致力于追求独立、公正与透明之理念的一流西方媒体，当今它真的能够如愿吗？2004年，因伊战而使BBC一度遭受重创的事件②说明了什么？今天西方的媒体是越来越趋向于自由了呢，还是恰恰相反？
白：显然，在“9·11”事件之后，美国的国家意志对其媒体的管理比过去更严格了。而同时，BBC也同样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虽然它其实是一直在和英国政府唱反调的，而这又是因为，它有一个准则——越是政府给我钱，我越要站在它的对立面；否则，公众就更加不相信我。
一直以来，布莱尔与BBC常常是有很大冲突的，但也正是他才把国外资本和商业电视台的模式引进到了英国，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像我们初中学过的一个数字，叫做“无穷大”，或者说无穷靠近它。比如，黄金的含量永远是，或者，或者，而不可能是100％，那么，客观、民主、自由等所有这些理念，在各个国家，有谁敢拍着胸脯说，它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客观、民主、自由呢？——没有。只不过，拨动这只“自由”之手的，要么是有形的，要么是无形的，仅此而已，做得好的，就是更加无形。比如，在美国轰炸南联盟的时候，你见过有一家美国媒体跟政府唱反调的吗？——没有。
当涉及国家利益的时候，美国媒体是非常团结统一的。但是，到了国内问题，就会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了。这跟美国的民主政体有关。在美国有执政党和在野党，二者相互竞争，而媒体又依附在不同的利益集团后面。
从另一角度来看，经济对媒体也有非常大的影响，过去，中国体会不到这一点，我们看到的仅仅是政治这只手在直接影响媒体；而在美国，经济这只手也在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现在，中国正在学着如何去进行更好的管理，只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的管理看上去显得是那么地有形——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而国外很多对媒体的管理却显得是那么地无形，让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但是，真的不存在吗？
五、中国媒体现状
沉：那么，当下中国的媒体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白：我从事新闻已经快20年了，我觉得中国的媒体是在向前走，尽管每走一步都很艰难，我希望它速度更快一点，路更宽一点，当看到进步的时候，我会感到特别兴奋！因为，我知道它随时可能停止；而当它出现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时候，我也不会特别沮丧，因为，大潮流是不可逆转的——这就是中国媒体环境的现状。
时下，人们总是习惯于把问题归咎于某个个人身上，认为许多问题是由于他个人的无能所造成的——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中国新闻体制改革必须要和中国新闻人素质的提高相辅相成。
如果改革的速度很快，但人的素质跟不上，改革就会被破坏；如果人的素质提高得很快，但是改革的速度跟不上，人就会被憋死！就会离开这个行当。
所以，我一直认为这两方面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不能让一个方面走得太快。
虽然，我觉得新闻改革速度快的时候，人的素质常常跟不上，但在更多情况下，是新闻人的素质在快速增长，而新闻改革的速度却跟不上。两种情形都很麻烦，我希望两者能够步调一致。
另外，目前中国还不能照搬世界准则，因为，中国太特殊了，很多东西都太特殊了。比如，中国的体育训练能照搬西方的模式吗？如果那样的话，成绩会一下子下滑；但是反过来，你能说举国上下的体制会50年不变吗？——也不可能。其实，中国的许多事情都像体育一样，在找火候。虽然，你知道未来的方向是什么，但是又不能说现在的做法是完全错的，你要看这两者慢慢结合的时间表——什么样的时间、速度和分寸才是最合适的。
那么，对于中国新闻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虽然你知道大方向，但是你也知道，如果现在立即就改变所有的做法的话，就可能会有很大问题，那么，两者融合的速度、分寸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对此我也不太确定。这可能就是中国媒体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吧。
现场零距离3
六、媒体时代—— 一种近乎于全球性的平面战争
沉：您刚才论及的两个问题非常发人深省：一个是关于“背后的手”的问题；另一个是关于大潮流的问题，它的确能够使人品味出许多别有韵味的东西来。
接下来，让我们再引申出这样一个问题：在铺天盖地的媒体洪流面前，世人发现自己随时都可能会被其裹挟而去，尤其是在媒体高度发达的西方，上至总统、国家意志，下至民权、民意、民俗、公民私密空间，仿佛一切都由媒体在全方位支配，一切无不在受媒体的主宰、统摄与左右。为什么而今媒体能够起到如此强大的作用？媒体背后到底又是受什么强大的力量所支配的？
白：虽然媒体既是一个传递声音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