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又以为：
“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
在“不平常的春天”里（2）
“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
“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定。”
也就是说，修正主义，亦即右派，是立场问题。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
“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喜欢吃人。……”
这份在二十年后才发表的内部文件，表明了毛泽东下决心发动一场反右派斗争，而且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
在他此文中所表露出来的“‘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思想，后来导致了宁“左”勿右，导致了中国的航船向“左”偏航，以致导致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
在毛泽东6月12日印发《事情正在起变化》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写了《是不是立场问题》，于6月14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社论强调了“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立场问题”。
紧接着，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所写的著名的社论《不平常的春天》。此文是经毛泽东审阅后发表的，毛泽东作了若干修改、补充。
胡乔木一开头便写道：
“1957年的春天，对于我国的政治界和知识界，是一段不平常的时间。”
胡乔木写及：
“历史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人们的思想是在争论中前进的。整风是不可避免的争论，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批判也是不可避免的争论。现在有争论，将来还会有争论。”
他还写道：
“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不会想到天气的寒暖。虽然立场之说还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这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我们社会主义者看来，目前的天气确确实实是一个大好春光的艳阳天。是的，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
不言而喻，胡乔木谈论天气，显然是针对费孝通教授1957年3月24日在《人民日报》所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成了资产阶级右派的头面人物。
《不平常的春天》一文，被列为反右派斗争的必读文件。这篇社论，在1957年曾是广有影响的。
此后，胡乔木又接连为《人民日报》写了多篇配合反右派运动的社论：
《这一次人民代表大会》（6月26日）；
《斗争正在开始深入》（7月8日）；
《党不能发号施令吗？》（7月10日）；
《在朋友问题上驳斥右派》（7月18日）；
《用人可以不问政治吗？》（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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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毛泽东出席莫斯科会议（1）
1957年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出席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由于全世界六十四个共产党、工人党代表此时聚会莫斯科，也就借此讨论共同签署《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和《和平宣言》。
中国党政代表团的成员是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乌兰夫、陈伯达、###、胡乔木。
胡乔木参与了《莫斯科宣言》的修改。当时同行的###，曾经回忆说###，《我所知道的胡乔木》，见《我所知道的胡乔木》4…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乔木直接参与的、对中苏关系和国际共运产生影响的重大事件，是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1957年11月初，毛主席亲自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随后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接着召开的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我和乔木都是代表团成员。在我们赴莫斯科前大约一个星期，苏共中央发来一个《莫斯科宣言》的稿子，准备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讨论通过。乔木看了这个稿子，觉得问题不小，立即向主席汇报，说非改不可。主席把小平同志找来问，小平也认为一定要改。于是就叫乔木动手。只不过两天工夫，我就收到他送过来的改稿。乔木修改过的稿子，经主席看过，由我交翻译组阎明复、赵仲元、李越然等同志连夜赶译成俄文，交给苏方。到莫斯科后双方讨论，苏联方面说不出什么意见。乔木执笔做的重要修改，后来大多被正式发表的宣言所采用。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只带陈伯达，这一回把两位政治秘书都带去，显然，在六十四个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面临着意识形态的尖锐斗争——尤其是在共同起草宣言时，增一字、减一字都大有讲究，所以陈伯达、胡乔木双双出马了。当然，陈伯达懂俄语（早年在苏联学习过），胡乔木懂英语，也是有助于跟苏共及其他党的代表切磋文字。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坐火车。陈伯达回忆，那火车在西伯利亚大铁道上跑了好久好久。
这一回乘坐苏联的“图104”客机，几小时就到了。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跟斯大林会谈，虽说也有不快之处，但总的气氛却是融洽的。这一回跟赫鲁晓夫会谈，面和心不和，那笑脸是强装的。《人民日报》所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及其续篇《再论》，已经公开表露了中共的观点。两文的执笔者陈伯达和胡乔木参加莫斯科两个宣言的起草，将充分体现中共的意识形态见解。
金日成、胡志明、哥穆尔卡、卡达尔、陶里亚蒂、多列士……社会主义阵营群星汇聚莫斯科。
当年担任毛泽东俄语翻译的李越然，如此回忆道：
“赫鲁晓夫向毛主席谈起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情况，说斯大林当年对南方前线的指挥有错误，使得某次战役惨遭失败；又说某某元帅胆小如鼠，一见到斯大林，两条腿像麻秆，吃败仗就是由于这个人只会报告和俯首听命。而他自己又是如何如何的勇敢，向斯大林提出过正确的作战方案，遭到拒绝，等等。每当他津津乐道这些的时候，毛主席不是吃饭不作表示，就是把话题引开。当年只是一员中将的赫鲁晓夫自吹他比斯大林还高明，竟在指挥过千百次战役的毛主席面前显示他个人的军事才能，确实很不得体。……”
毛泽东极其厌恶赫鲁晓夫，直至他后来发动了旨在“揪出中国赫鲁晓夫”的“文革”。
胡乔木在莫斯科非常忙碌，参加宣言的起草工作。这比他在国内起草文件要麻烦得多。他写出中文稿，要译成俄文稿、英文稿。别的党提出的意见，要从俄文、英文译成中文。这么来回地翻译着、修改着，还要不断地向毛泽东汇报，听取毛泽东的指示……
胡乔木还帮助整理了毛泽东在莫斯科的三次讲话稿。后来，在1958年5月，这三次讲话稿作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文件发给代表们。
随毛泽东出席莫斯科会议（2）
11月21日，胡乔木刚刚随毛泽东飞回北京，便忙着为《人民日报》写社论《伟大的革命宣言》，于11月25日刊出。这篇社论，代表中国共产党阐述了对莫斯科会议及莫斯科宣言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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擂响“大跃进”的战鼓
1957年大张旗鼓的反右运动，导致了1958年“左”的大爆发。
1957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已经透露了“左”的端倪：
“有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这是“大跃进”一词第一次见诸于报刊。
毛泽东读了社论，欣然道：“这是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
毛泽东还为这篇社论写下一段批语：
“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毛泽东的这段批语，透露了他的“跃进”之情。
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一段话，表明了他急于求成之心：
“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还是个小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引者注：分别为英共主席和总书记）谈过两次话，我问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在十五年以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毛泽东深刻地影响着胡乔木。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胡乔木所写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便体现了毛泽东当时开始发热了的头脑。
胡乔木用了刚刚“发明”不久的“跃进”一词：
“1956年我国国民经济的跃进的发展，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必需的和行之有效的。”
胡乔木指出：“还有少数有保守思想的人实际上在反对这个方针。”
胡乔木批判了“反冒进”：
“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1956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