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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芳一听火就来了，他从太师椅上一蹦而起，怒气冲冲地说：“我是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蒋介石算什么东西，他封我？”孙传芳根本看不起蒋介石这个羽毛刚丰的新暴发户。张群碰了一鼻子灰，只好怏怏而去。
转眼到了8月，孙传芳听说国民党内部发生纷争，蒋介石已经下野，于是，复仇的欲火又在心中燃烧。他即从扬州赶到蚌埠联军司令部，准备部署战争。这时，一群从江苏、浙江跑出来的士绅，组成所谓江浙人民代表团，来到蚌埠，说是要见孙传芳。孙即在总司令部接见了他们。这些士绅大讲蒋介石军队如何无法无天，如何横征暴敛，说江浙人民莫不翘首北望，盼望孙总司令早日率军渡江云云。孙传芳受此吹捧与赞扬，不禁乐得喜笑颜开、手舞足蹈，他一面安慰士绅，并盛宴款待，厚送旅费，一面竖起大拇指说：“我一定渡江为民除害，你们等着好消息吧！”
孙传芳复仇心切，立即发动6万大军进行敌前抢渡长江的军事冒险计划，企图一举渡过长江，直扑江浙，夺回南京、上海，重温独霸东南的旧梦。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刚过大江，还没站稳脚跟，便被国民党军在京沪路的龙潭截住。这一仗打下来，孙军大败，死亡被俘达4千余人，孙传芳刚刚积蓄起来的一点元气丧失殆尽。
龙潭，成了孙传芳的滑铁卢。
孙传芳急急如丧家之犬，匆匆如漏网之鱼，向北落荒而去。先是退守济南，但山东是张宗昌的地盘，他们过去又有过争斗，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受；继而去奉天，投靠奉系，他与杨宇霆关系密切，张作霖死后，杨宇霆被张学良所杀，孙传芳在奉天也呆不下去，只好再逃往大连，但大连依然是张学良的地盘。最后，孙传芳万般无奈，只好来到天津，脱下戎装，过起了寓公生活。
东南王孙传芳（3）
此时的孙传芳似乎已经看破了滚滚红尘，要遁入空门了。他起居有节，吃喝皆素，见人一脸微笑，说话轻言细语，每逢周三、六日，都要到佛堂去念经拜佛，风雨无阻。后来，他还捐款修建了一座佛庙——居士林，自己当上了理事长。在人们眼里，孙传芳完全消砺了过去那骄横的傲气和权势的欲望，成了活脱脱一位与世无争、和蔼可亲的长者。
但人们哪里知道，这些做作，只是孙传芳伪装的外表，实际上，在他的心海深处，东山再起的欲流一刻也不曾止息。“九一八事变”后，他漠然无视民族的危机，相反，却积极勾结日本，暗中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频频接触，企图仰恃日本侵略者的势力，卷土重来，再度称雄东南五省。当然，此时的孙传芳也知道，他一无兵、二无地盘，想恢复到以前在南京跺脚，整个中国都晃几晃的威势，谈何容易。有时焦躁起来，不免望着无边的天空，发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慨叹。
岁月匆匆，光阴荏苒，孙传芳在政治大潮中升沉浮降的时候，可能对他当年虐杀施从滨、悬挂首级、暴尸荒野的残暴行为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但施从滨的后人却并没有忘记，多少时间来，一个青年女子刻骨铭心地记着这深仇大恨，处心积虑地要为父报仇，她就是施从滨之女施剑翘。当年，施从滨被杀的消息传到天津施家时，全家哭得死去活来，唯独剑翘咬住嘴唇，恨恨吐出几句话来：“男儿有泪不轻弹。要为父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但一个弱女子要杀掉孙传芳这个大军阀可是太难了，施剑翘只得把仇恨压在心底，一年又一年，等待着报仇的时机。
一晃十年过去了。施剑翘听说孙传芳下野蛰居天津，便匆匆从太原赶回天津娘家。她通过周密调查，找到了孙传芳的住所，但孙的住宅深院高墙，还安装有电网，两扇大铁门成天紧闭，要想进去真比登天还难。一个偶然的机会，施剑翘了解到孙传芳每到周三、周六必到居士林听讲佛经，这使她大为高兴，决定在佛堂下手。
为了行动方便，施剑翘以董慧的名字加入了居土林，并得到了一个林友证章。她在居士林进行了仔细观察，对从哪个方向开枪、何时开枪都作了周密的考虑和设计，然后静等报仇的最佳时机。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11月13日清晨，阴雨蒙蒙，寒风冽冽，孙传芳这天起得很早，吃完早点，照例在壁垒森严的大院子里蹓跶一圈。他抬头看了看灰濛濛的天空，那风雨如晦的天气使他感到有点压抑，似乎有种不好的征兆。于是他又步入内宅，躺在太师椅上闭目养神。
一会儿，一阵清脆的电话铃声惊醒了孙传芳。他拿起话筒，是紫竹林清修院主持富明和尚打来的，询问他今天下雨，还来不来听经。孙传芳应口回答：“到时间你们就开始吧！不用等我了。”话虽如此说，他还是准备前往佛堂听经。这些年来，为了将自己伪装成虔诚的佛教徒，不管刮风下雨，他从没间断过到佛堂听经。只是今天，觉得情绪有点不好，但这不能成为不去的理由。夫人在一旁劝道：
“馨远，外面还在下雨，天气又冷，就不要去了吧。”孙传芳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去。尽管夫人劝阻再三，他不予理会，带领一名侍从，乘汽车直奔居士林。
一会儿到了佛堂，诵经已经开始，富明法师盘腿端坐上方，口中念念有词，十几位善男信女也跟着唪诵。孙传芳即披上黑色僧袍，轻声慢步走到讲经案前，焚香祷告，然后坐在为他准备的一张太师椅上，与大家一起唪念。孙传芳双目微闭，嘴唇不停地翕动。但他僧翁之意不在经，人在佛堂，思想的野马已经驰入另外一个境界：在日本人的支持下，他又夺回上海、南京，重披戎装，成为坐镇东南的霸主。
就在孙传芳的思想天马行空的时候，坐在后排的一位女居士悄悄站起来，泰然自若地走到孙传芳身边，孙却毫未察觉。只见这女子从大衣口袋里从容地掏出手枪，照准他的右耳，“砰”地打了一枪，孙传芳还来不及从美好境界中返回，只是哼了一声，便身子一晃，倒在太师椅右扶手上了。那女子又向他后脑和后背打了两枪，顿时，孙传芳脑浆迸裂，鲜血满地，这个横行一时、声名显赫的大军阀，
东南王孙传芳（4）
就莫名其妙地结束了他的生命。
佛堂中的男女居士从枪声中惊起，他们看到鲜血浸染的死尸和拿着手枪的女子，才醒悟到出了人命，顿时，整个佛堂乱成一片。“不准动！”年轻女居士厉声叫道。继而又放缓了口气：“我是施剑翘，为报父仇，今天打死大军阀孙传芳，亵渎了佛堂，惊扰了大家，请原谅，我即向法院自首。”孙传芳死了。他早就该死了。这个下野的军阀的死确实不算什么大事，但这件暗杀大案却经过新闻界的渲染，带上了传奇色彩，很快传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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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外长陆征祥（1）
1918年12月，我国北端的东北地区，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已连续下了好几天，整个大地成了白茫茫的一片。这时，南满铁路上，一列日本火车正徐徐前进。列车一间豪华的车厢里，躺着一个身体瘦弱、年近五十岁的中年人。他瑟缩在车厢一角，冻得浑身发抖，虽然披着厚厚的棉袍，仍不能解决问题，浑身直打哆嗦，口中不时发出呻吟之声。他就是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
陆征祥虽然不到五十岁，却早就是中国政治、外交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他曾有过辉煌得意的人生历史，也曾度过千夫所指的难熬岁月。
1871年6月12日，陆征祥出生于上海，21岁考入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附设的同文书馆，继续攻读法文，并学习外交学与国际关系，毕业后被派到圣彼得堡任中国驻俄使馆四等翻译官，从此走上政治、外交的道路。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任驻俄公使的陆征祥联合驻荷兰公使刘镜人，于12月31日通电敦促清帝逊位，电曰：“方今运遭阳九，海内分崩，既时势之所趋，宜大计之速定。”希望清廷“不以一人位号，涂炭海内生灵”。不久，陆再次发电，促清廷“速断宸衷，慨从众愿”，这样，陆征祥便由一名清政府的外交官转向革命阵营。1912年，陆征祥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陆就任后，清除积弊，使外交部成为现代外交机构，他请林琴南写下“不要忘记马关”六字，悬挂于总长办公室内，以志不忘马关条约的奇耻大辱，还负责中俄关于外蒙交涉等重大外交活动。不久，国务总理唐绍仪辞职，陆征祥继任国务总理，上升到权力的顶峰。但陆征祥当国务总理时间不长，便因国内问题下台，随后任总统府高级顾问，再任外交总长。
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陆征祥负责中国与日本的谈判。在日本的胁迫下，也因袁世凯急着当皇帝，需要取得日本的支持，便同意了“二十一条”，由陆征祥执行签字。签字后，国内震惊，陆征祥一时为国人所痛骂，皆指他为卖国贼。这位风云一时的外交总长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由于受到人民痛骂，舆论指责，陆征祥也感到无颜面对国人，所以，后来袁世凯称帝，要封他为侯爵，他坚决予以拒绝，并偕夫人逃往北戴河暂避。袁世凯死后，陆征祥才回到北京，继续担任外交总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协约国的一员，是战胜国，被邀请出席巴黎和会。中国政府便派出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南方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驻法公使施肇基、驻比利时公使魏震组等五人为代表，组成中国代表团，并任命陆征祥为代表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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