珊中学的广场上组织演讲会，声援中国、南非和保加利亚人民的革命斗争。朱德带领在柏林的一些中国留学生应邀参加###。数千名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集结在广场上，不少人走上讲台发表演说。尽管下起了
大雨，但是整个会场的气氛却十分热烈。当###就要结束时，柏林警察当局突然出动大批
警察冲入会场。据第二天的《柏林日报》报道：“在这次平静进行的###结束以后，刑事
警察逮捕了35名外国与会者。”朱德也是被捕者之一。在大雨中，朱德等被捕者被押上
敞篷汽车，被关进亚历山大广场旁的警察监狱。
警察的暴行引起德国各界的强烈反对。柏林的《红旗报》等报纸纷纷载文谴责柏林警察当局。工人团体的代表前往警察局，要求释放被捕的外国人。
在德国各界人士声援下，特别是在当时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国会议员、德国红色救济会负责人皮克的奔走下，朱德等经过短时间监禁，终于被释放。但是，中国公使已得知朱德是共产党员，不肯出面保释他。朱德的护照被德国警察当局扣留了。
马列故里的求索与回国之初的策应北伐（3）
几天后，朱德接到通知，他前往苏联的申请得到批准，近期内即可启程。这时，国际红色救济会帮了他很大的忙，替他办理了护照，并买了船票。
7月4日，朱德带着三个装满书籍、地图和文件的箱子离开柏林，和李大章、林蔚、周唯真、杜基祥等30人一起乘船前往苏联。他后来回忆道：“我从德国这样被赶出来，非常痛恨。不过，在这几年中间，脑筋思想都大大改变了。坐在帝国主义家里来看帝国主义倒是清楚一些。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我读过了很多这种书籍，在这段休养时期、重新准备时期里，我把自己的思想、行动，都重新检讨了。现在想起来，那时的确是有很大的进步。”
1926年，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认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责，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会议还决定建立中央军委，以加强党的军事工作。为了支持北伐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从苏联抽调一批军事、政治工作人员回国。
火车行驶在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上。1926年5月18日； 朱德与欧阳钦、秦青川、章伯钧、房师亮等20多人踏上了返国的旅途。车窗外，晨雾遮掩下的山脉，形同一条巨龙俯卧在天际，朱德的心绪随着绵延起伏的群山，上下翻腾着……
近四年的国外生活，拓宽了他的眼界，他不但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与腐朽，而且也看到了社会主义苏联的活力与生机。在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影响下，他开始用新的眼光去观察世界的问题，观察中国的问题。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帮助他解开了以往对中国革命为什么失败的困惑，使他坚定地走上一条伟大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回到上海后，朱德再次见到了时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的陈独秀。两人的会面颇具戏剧性，陈独秀没有想到坐在自己面前的竟是四年前向他要求入党的朱德。他细细地倾听着朱德向他叙述国外的经历。当时，派朱德到哪里去工作，陈独秀还真找不出一个满意的职位。他只得一一介绍所需人才之处。朱德后来回忆说：“我由苏回国，到上海见陈独秀接受任务。当时陈说有两件工作：一是去四川杨森处，杨当时要和我合作，向我们要人，我们如能抓住，可以迎接北伐；另一件是去广东，准备北伐。”朱德立刻表示：杨森曾同他在护国军中共事，他出国前杨森还许愿一定“虚席以待”，因而要求到杨森那里去。
最终；杨森迫于形势，宣布接受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督办，朱德为党代表。
杨森易帜后，在朱德的建议下，设立中国国民党第二十军党部，由朱德任主任委员，并且在万县杜家花园建立第二十军军事政治学校。
〖JP2〗杨森眼见第二十军在政治工作人员的教育指导下出现新面貌，引起了杨森的疑忌，他担心长期下去，自己的部队将被分化瓦解。为了不撕破情面，杨森动了番脑筋，思来想去，最后决定以委婉的方法支走朱德。一天，他告诉朱德，称他最近正在考虑组织一个考察团去武汉，详细考察一下国民革命军的军事政治情况，希望对武汉非常熟悉的朱德能够胜任这个团的团长。对于杨森要把自己支走，朱德是早有思想准备的。因此，朱德很爽快地同意率团前往武汉。接着，以自愿报名的方法，成立了一个###十名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军事政治考察团”。
12月下旬，朱德率团乘“永丰”号江轮离开万县，脱离了杨森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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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中没有硝烟的“调虎离山”之战（1）
朱德率第二十军军事政治考察团来到武汉不久；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他利用原来在滇军时的声望和同僚等关系；选定国民革命军第三军为目标；到江西南昌着手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革命武装工作干部；以便从各方面展开革命活动。
那时，驻扎在南昌、九江、吉安、进贤一带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朱培德部。1927年1月初召开的北伐军军务善后会议后，第三军编为北伐军总预备队（后改为第五方面军）。朱德同这支滇军部队的高级军官们有着很深的历史关系。总预备队总指挥朱培德和师长王均、金汉鼎都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班同学，以后又长期在滇军共事，交谊很深。朱德还有一些旧部和老同事也在这支部队里。因此，他一到南昌，朱培德立刻委任他担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并为他及家眷安排了住所——百花洲畔的花园角2号这幢独门的二层小楼。不久，又委任朱德为第五方面军总参议。
1月下旬，第三军军官教育团招生的消息一传开，慕朱德之名的滇军各部队的进步青年军官纷纷来报考。仅一个来月，即接收学员1100余人，编为3个营，地址设在永和门内的原江西陆军讲武堂。学员大部分是朱培德部的下级军官，编为第一、二营，共700余人；还有一个第三营，是学兵营，主要招收省内的中学生，也有一部分从上海来的北方宣传队队员，共400余人。教育团内的中下级军官和教官，除从第三军抽调外，还有随朱德来南昌的原二十军考察团成员以及原来在广州的第三军军事政治训练班的毕业生。他们在任职前，先经过测验，再到广场逐个考察军事实地指挥的能力，然后按照他们的实际成绩，分别委任连、排级职务。这种量才任用的做法，在当时军队中是少见的。
朱德十分重视提高学员政治思想的进步和军事素质的提高。政治方面的课程，有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过的三民主义，还有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问题、工人问题、农民问题和社会问题等。他们经常请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和共产党人方志敏、邵式平、曾天宇等讲课，使学员们耳目一新，深受启发。在军事教育和训练方面，要求也十分严格。开学后不久，教育团就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新气象。
当年曾跟随朱德到南昌的徐震球回忆说：朱德平时“对学员非常关心，吃饭同大家一起在大食堂里，晚上查夜给学员盖被子。教育团实行说服教育，严禁打骂，军官、学员一律平等。星期六野外演习，往返五六十里，他有马不骑，让给体弱或临时生病的学员骑，自己同大家一起走路。回到团里大操场上，还要带领全团一起跑30分钟的步。在出操时，他亲自向学员做示范动作，耐心纠正学员做错的动作。真是诲人不倦，处处以身作则”。曾随朱德从万县到南昌担任军官教育团排长的莫湘回忆说：在这些日子里，“从未见他冒过火，发过脾气，一直是和蔼可亲地与人交谈，发觉到人的思想有问题时，总是旁敲侧击，循循诱导；见人行动上有错误的，总是明白指出，以理诲人”。
这时的朱德，一心扑在党的革命事业上，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他平时只穿一套粗布军服，裹一副粗布绑腿，穿一双旧皮鞋，有时还打赤脚穿草鞋。时任军官教育团排长的莫湘回忆说：朱德“上班总是夹个皮包走路，很少坐黄包车。他的住房只有简朴的床铺和一张旧方桌，几张木凳子，简单得像个旅店。他常因开会或工作忙，便买个烧饼充饥”。
军官教育团名义上虽然隶属于第三军，实际上是在中共中央军委和江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下，成为培养革命人才的基地。在每个连队很快都秘密建立起共产党的小组，有的连党员都达到学员的三分之一，参谋长陈奇涵担任党支部书记。一般工作人员也经常举行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当时江西的工农运动正在高涨，不少工人运动和农###动的干部参加了教育团举办的短期训练班。整个教育团内呈现出浓重的革命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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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中没有硝烟的“调虎离山”之战（2）
3月5日，军官教育团里彩旗高悬，鼓号齐鸣，吸引了众多的市民。他们挤在远处的空场上，好奇地张望着。这一天，军官教育团要补行开学典礼。原来，当时驻在南昌的每时每刻都梦想扩充反革命力量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得知朱培德的第三军在南昌开办军官教育团时，就想利用开学典礼的机会到教育团来训话，进行反动宣传。朱德知道蒋介石不怀好意，且其###阴谋日益暴露，为了抵制其反动宣传，便多次以“筹备工作未完”为借口，迟迟不举行开学典礼。可是朱培德迫于蒋的权势，一再催促朱德尽快举行开学典礼。朱德决定针锋相对，抓住机会揭露蒋介石的丑恶嘴脸。
举行开学典礼那天，朱德和副团长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