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成功的经济发展造成妨碍。
然而，至少在明治早期，政府对缺少民间企业家感到失望。结果，政府必须自己建立许多企业。政府希望这些企业的成功将成为民间企业跟着做的模范，但实际上结果往往不佳。铁路是一个成功例子，虽然在19世纪70年代几乎所有铁路建设都是由政府为之，至1890年则大约75％的铁路建设是由民间企业承造的。另一方面，政府在纺织工业上的赌注则是有目共睹地不成功。幸运的是，涩泽个人创立并拥有的大阪纺织厂则是成功的模范。政府在19世纪70年代也建立弹药、砖头、水泥及玻璃等方面的工厂，并接管若干矿场与造船厂。
尽管政府期待且努力，明治早期经济情况并不太好，而国家在19世纪70年代末期面临金融危机。原因不仅包括有些官营企业表现拙劣，也因为庞大的外国顾问支出、支付给旧大名与武士的俸禄、平定“西南事变”支出的经费以及缺乏硬通货来支撑纸币。严重的通货膨胀发生了。例如，米价在1877年至1880年之间涨了一倍。
1880年，政府宣布出售非战略性的官营工业的对策。买主很少，政府最终必须以远低于成本的价格来处理官营工业，有些甚至低于成本价格的10％。一个极端的例子是釜石制铁所。政府投资约220万日圆在该厂，但以仅仅12600日圆（仅为成本的05％）的价格卖给当地一名商人。官营工业往往以非正式方式销售，没有投标，卖给与政府已经有来往且被视为可靠的人。这些人显然感觉对政府有义务，而这义务对政府与大企业之间已经正在增长的利益关系有帮助。该销售也有助于将大部分工业集中于少数逐渐膨胀的大公司（后来被称为“财阀，zaibatsu”）手中。
其他对策包括建立央行（日本银行，1882年）与预算结余。这些紧缩措施尤其对农业部门造成困难，但另一方面，这一情况有助于将劳工转移至较现代的工业部门。至1886年，日本已有稳定的金融体系，利率低，而经济进入上升期。此后直到明治时代结束，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稳定增长超过3％。政府积极促进的出口也稳定增长，从19世纪80年代晚期的国民生产总值的6％～7％左右涨至明治末期的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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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指导下的经济发展（2）
尽管工业化有所进展，明治经济整体来说还是农业占优势，在整个明治时代占劳动力量的半数以上。但农业价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之中所占的比例稳定下跌，从1885年的42％跌至明治结束时的31％。对比之下，同一时期制造业所占的比例上涨超过一倍，从7％涨至16％。
在制造业之中，轻工业中的纺织尤其重要。政府促进国内纺织生产作为削减进口的一个手段，往往以提供廉价设备的方式鼓励业者。纺织厂老板也可以利用工资极低的女工，并且可以在农村设立的工业区设厂。这意味着建厂费用便宜且容易获得当地提供的农村劳工。纺织生产从1880年占制造业总生产的25％左右，在其后20年涨至40％。1884年进行的一项对非官营工厂的调查显示，61％是纺织厂。
在明治的最后10年左右，电器产品迅速发展成为另一重要制造工业。虽然政府阻止西方人在日本设立企业，日本公司往往跟西方企业合作以获得西方科技。今日著名的NEC （日本电器公司）在1899年成立时是美国西方电器公司及其日本代理商的合作企业。东芝公司在20世纪初成立时是美国通用电器公司与两家日本企业的合作企业，即东京电器与芝浦电器（三菱集团的企业）。
日本在19世纪70年代工业成品的进口是压倒性的（成品占所有进口货物的91％，大多是纺织品），同时也是农产品的出口国（包括生丝，占所有出口货物的42％）。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即明治时代结束不久后，这形势得以扭转。至此阶段，超过半数以上的进口货物是农产品，而90％左右的出口货物是工业成品（纺织品占约半数）。日本促进棉纺织业来取代进口纺织品的手段非常成功，至明治时代结束时日本已能够出口棉纺织品，即使日本生产的棉花品质差且棉花原料必须进口。日本已成为一个工业加工国家。
明治时代末期，重工业也蓬勃发展，原因之一是为了配合日本的军事。战略上重要的造船业在明治最后约15年获得大力的提升。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起，政府提供高额津贴，鼓励购买日本制钢铁船。在这15年期间，航运业与造船业获得的政府津贴占所有政府津贴的75％。跟纺织业一样十分依赖进口原料的钢铁工业，因政府1901年在北九州设立八幡制铁所而被大力提升。直至20世纪30年代，该工厂的生产量占全国钢铁总产量的半数以上。
政府在整个明治时期在经济上扮演重要的指导角色，发展并维持与企业界的关系，提供协助给政府支持的领域与政府支持的公司。明治时代如同今日日本一样，政府指导角色的确切性质都是激辩的主题。
较流行的模式之一是查摩斯·强生（Chalmers Johnson）所描述的“发展国家“模式。他特别将此模式适用于昭和日本，但认为其起源是在明治时代。这“计划…理性”的模式把国家视为建设性地干涉经济，不让经济听任市场力量的支配，以便以适合于国家利益的方式指导与发展经济。对比之下，Penelope Francks对政府不想单单依赖市场力量表示认同，但她感觉国家参与的建设性被夸大了，而经济发展未如“发展国家”模式所提出的那样有计划。她认为，政府的干预并非事先计划的，而是遭遇情况的临时反应。
政府的指导不总是特别有帮助，因为政府当然会犯错且不总是首尾一贯的。虽然政府有目标，达到目标之路往往一点儿也不平稳。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政府不愿把经济发展完全交给市场力量。今日的日本政府也仍然如此。
第七节 一个时代的结束
1912年7月30日，睦仁天皇死于糖尿病。日本的“现代神话”让天皇在国家的兴隆上扮演核心角色，但他个人实际参与了多少这一时代的伟业是令人怀疑的。
从大约1890年之后睦仁天皇很少公开旅行，即使从这时起新的以天皇为中心的思想受到特别强有力的提倡。他退出公众生活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其有点儿平民化且令人困窘的个人习惯所致。
但全国民众把他当作一个时代的象征来哀悼他的逝世。9月13日，他的葬礼那天，乃木希典将军（1849～1912）甚至依照被理想化的武士殉死传统切腹自杀，其妻静子（1858～1912）也追随她的主人自杀，殉死被禁止已有一些时候，有些人批评乃木的行为是不符合这个时代的，但一般民众为他表现的武士精神而受到感动。如小说家田山花袋（1872～1930）在其回忆录中所评论的，那是与那些在战斗中牺牲以协助日本成为国际大国的人所表现的精神是一样的精神。
明治天皇或明治时代的伟业都不无保留地受到所有人称赞。批评天皇是叛国罪，最高可判死刑，因此批评天皇个人很罕见，但偶尔发生。1904年日俄战争时，女诗人与谢野晶子（1878～1942）发表了一首著名的诗《你不要死去》，批评天皇怯懦，不亲自上前线。
大多数批评不是针对天皇个人，但对在其名义下所完成的事情表示保留。明治时代最有名的小说家夏目漱石（1867～1916）觉得西化产生一种冷酷的自我主义类型，并制造出寂寞的个人。他也认为变革速度太快，无法适当地加以吸收消化。在1909年当日本处于国际声望的顶峰状态时，他发表《以后》（それから）一书指出：
看看日本……她试图挤进列强行列之中……她像一只想长成跟母牛一样大的青蛙。当然，不久她会破裂。这斗争影响你我以及每一个人。由于跟西方国家竞争的压力，日本人没时间放轻松……难怪他们都是神经病患……他们只想到自己与他们的眼前的需要。看看日本全国，你不会找到充满希望的地方。到处都是黑暗。
一个较不出名的人物可能发现他自己为了表达这些观点而站在当局面前。较了解日本本身漫长自利历史的人，可能不会形成这样的观点。
一个如此巨变的时代所造成的某种程度的不确定、迷惑、焦虑，以及因卷入个人无法控制的事情中而产生的无助感是能够被理解的。日本人自己就日本的西式现代化撰写讽刺诗文是很常见的。当代若干流行歌曲也含有负面情绪。而民众显然几乎随时准备动怒，抗议政府未能为战争胜利获得适当的奖赏或者在解除不平等条约方面没有足够的进展。这样的准备发怒的状态暗示紧张与挫折，但同时也强化了民族自尊。
当这个时代结束时，尽管人们显然持有消极悲观的情绪，但是民族尊严和乐观精神仍占上风。当天皇逝世时，田山花袋以充满民族主义自傲的心情回顾明治时代的伟业：
尽管在逆境中成长却克服各种障碍与危险，领导日本成为今日国际上的了不起的国家，谁不被明治天皇陛下、“睦仁大帝”、维新之主的如此辉煌的一生感动得落泪？
……我曾经以摄影单位士兵的身份参加对俄战争。我看见天皇的道德力量远播，令人敬畏地展现出来。当我看见日之丸旗在锦州与南山据点飘扬时，我跳起来欢呼，并意识到我的血管里的血液是日本人的血液。思想上我是自由思想者，但我的精神是日本民族主义者的精神……
而现在……我们的亲爱的、仁慈的明治天皇，我们的力量与支持，死了！
虽然天皇可能是神，但是连他们也会死。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国家会变得怎样？日本会满足于其成就并进入巩固的阶段吗？或者如夏目的寓言里的青蛙继续增长，然后终于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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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综述（1）
日本在相当不确定的状态下进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