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是英文报，1861年由外国人在长崎创办。西方服饰在进步主义者之间流行开来，从1872年起政府规定政府官员与诸如邮差等公务员必须穿西方服饰（天皇本人几乎总是穿西服）。西式发型也逐渐流行，成为民众现代作风的象征。留西式发型的男子，比例从1872年的10％上升至1887年的98％。吃牛肉也在进步主义者之间流行开来（传统日本食品的素喜烧被认为是从吃牛肉发展出来的），而牛肉餐馆逐渐出现，以迎合本国顾客与逐渐增多的外国人的需要。
虽然鹿鸣馆仅被少数人使用，但它是最著名的西化的物质象征之一。这所靠近皇居的政府建造的会馆，是由英国一流建筑师约瑟夫·康德（Joseph Conder）所设计，于1883年完工。该馆被用来作为举办有西方名流参加的舞会或举办其他社交活动，外相井上馨常利用该场地。当时的内阁被昵称为“跳舞内阁”，而日本人创造了新词“舞蹈热”（butonetsu），在几十年后英文才出现“dance fever”的类语。
现代化的最大物质象征可能是铁路。日本的第一条铁路在1872年5月启用，在外国人居住的横滨与品川之间，而同年9月铁轨延伸至东京新桥。在15年内铺设了1000公里的铁道，至世纪末更达到5000公里。
铁路对人员与货品移动的影响（以及对经济的影响）十分巨大。在德川时代，江户与京都之间的行旅几乎总是靠徒步，一般费时两个星期。甚至花得起钱请轿夫抬轿，也仅能节省大约一天而已。但在连接两地的铁路于19世纪80年代晚期开通后，这段路线的旅行费时不到一天。此外，铁路车费还不到坐轿费用的1/3。
明治时代的其他交通发展包括1869年人力车的发明（英文rickshaw源自日文人力车jinrikisha），以及1868年汽船与公共马车的载客营业（在早期几乎都是由外国人拥有与经营）。人力车并非发明于古代中国，而是1869年8月由秋叶大卫在东京发明，并迅速从这儿传播至全日本（在10年内全国有15万辆左右的人力车），并且传播至亚洲许多地区。
政府重视交通发展，因为政府认识到基础设施对经济与国力的重要性。在1870年与1874年之间，1/3的国家投资被投入铁路建造。社会评论家津田真道（1829～1903）1874年6月撰文指出，他认为交通发展是达成国家昌盛的最重要的优先项目，甚至“应该排在军事系统与建造学校的前面”。
从社会与人口角度来看，城市内与城市之间交通的发展产生了新的都市化形态。车站一带产生人口密集区，而路线的交叉口尤其产生密集人口。当距离不再是障碍时，都市区域也蔓延开来。人们的世界扩大，因为他们现在能相当自由地旅行。他们也不再局限于自己的社区。
交通的扩展也意味着人们住的地方可以和工作的地方分开，这是意义重大的。就是说，乘车通勤（在这方面日本有坏名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在仅仅二三十年内高峰时刻的通勤交通已经成为问题。《二六新报》1910年3月23日号的一篇报道抱怨说：“通常前几站的乘客能设法上车，但其他站的乘客没机会，除非他们像疯子那般硬挤上车。”而如同今日日本，有些男乘客趁车厢内乘客拥挤吃女乘客的豆腐。例如，见田山花袋1907年的短篇小说《窥视女孩的人》。性骚扰在今日日本是严重问题，通勤女子有90％以上在某个时候受过骚扰。
第二节 社会的西化（2）
在较不明显的层次，思想类型也在改变。借着译本与阅读英文及其他语言能力的增加，一批西方小说家、哲学家及科学家的著作涌入日本，从歌德至达尔文至卢梭。各式各样彼此矛盾与对立的思想——在当时人们并不这么看——开始涌进日本。
当时的日本文学显得特别的混乱，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分不清，功利主义与逃避主义分不清。但它也显示出西方事物的权威，就像是维新的领导人士需要天皇的权威来合法化其行为，许多作家也寻求西方人物的权威来增加其思想的分量或为他们自己辩护。甚至当代的小说也常常提到这个或那个西方作家或思想家，不光那些积极提倡这种或那种西方模式的作家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模式也被用来描写那些无法适应西化过程的日本人的挫折与失败。俄罗斯文学的“多余的人”（superfluous man）的概念，对那些感觉困惑且跟不上变革步伐的日本人特别有吸引力。
出自屠格涅夫的《罗亭》或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用现代流行术语来说，“多余的人”（superfluous man）很类似查理·布朗的人物。以当代日本文学来说，见二叶亭四迷（1864～1909）写的小说《浮云》的主角。
在日本“多余的人”意指成王败寇的残酷世界中的失败者，这一世界中，人们突然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获致成功或失败。德川时代严格规定的正统主义至少意味着，人们有固定的地位，且被告知如何思考与行动。那样的安全感现在消失了，自由成为一把双刃剑。
一点儿也不意外，“适者生存”与“自助”的相关观念很流行。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在1859年所发表有关“天助自助”的《自助》一书，在1871年被译成日文并成为畅销书，这是最早被译成日文的英文作品之一。
自助哲学完全呼应明治日本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家与西化提倡者之一福泽谕吉（1835～1901）的心境。
福泽数度跟随官方使节团前往美国与欧洲，他跟西化有密切的关系，在某时期所有有关西方的书，不管作者是谁，都被人们称为“福泽本”。远在1858年当时他才20岁出头，他创办一所学校提倡其观点，这所新学校就是后来的庆应大学。在其早年，他倡导人权，但后来他开始以较具攻击性的民族主义方式应用其自助观点，倡导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扩张。他逐渐变成反西方。从1881年起，他也因提倡“脱亚论”而闻名。
他在1872年发表的《劝学》一书中指出：
贵与贱、富与贫的地位差别不是天生的。只有勤勉向学、精通某技艺或学问的人，才成为富与贵，反之则成为贫与贱。
达尔文的进化与自然淘汰的理论在明治时代的日本很流行，而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很流行。这从那位造“适者生存”一词的英国哲学家贺伯特·史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吸引力可以看出（“适者生存”这句话常被误为达尔文本人说的。丸善书店在1902年“就什么是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书”针对78位著名日本人所作的调查显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得23票，史宾塞哲学得15票）。
史宾塞受到如此的敬重，以至于明治政府中期的最高阶层私下就日本应采取什么政策征求其意见。他在1892年8月26日发出的回函，依据其要求直至他死前不予公开，因为他担心这封信函会让他的国人为难（1904年1月18日，即史宾塞去世一个月后，《泰晤士报》最先刊登了这封信。正如他所预测的，这封信函引发了读者的震怒）。他提出忠告说“日本应该采取与美国及欧洲国家保持距离的政策”。应该禁止外国人拥有地产与限制外国商业权利，而日本种族不应与外国人通婚以保持纯种。总之，日本政府至今仍因为他的许多建议受到英国人与其他外国人的批评。
他的提议之中有许多刚好原本已被日本政府实施过。例如，日本政府于1873年通过一项禁止外国人购买土地的法律。史宾塞的忠告因此更像是对日本政府的做法的一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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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社会的西化（3）
除了史宾塞之外，日本政府也依靠许多西方专家。他们有许多人被邀请来日本，这些人包括采矿、航海、铸币、运输、银行业、法律、政治学、农业、教育，甚至军队的专家。并非所有的外国顾问（至少在早期）都是西洋人。在1872年，地方政府雇用的160名外国人之中有多达42位华人。由于茶是明治早期的重要输出品，这些中国顾问之中有许多人是烘茶技术的顾问。他们的角色通常局限于技术事务，做重大决策的机会相当少。至1875年，日本政府雇用约520名外国人。外国人的雇用随后逐渐转移至民营部门，至1897年，民营部门雇用约760名外国人。根据某些估计，明治时期政府支出之中有高达5％被用来支付有关雇用外国人的薪资及其他费用。外国人也占日本第一所新式大学——东京大学预算的1/3。东大成立于1877年，是一个以雇用外国专家特别出名的机构。
除了邀请西方人来日讲学之外，日本人还访问西方国家以吸收知识。有若干官方或半官方的使节团前往美国与欧洲，最大且最有名的使节团是1871～1873年的岩仓使节团。该使节团有大约50名政府官员，包括伊藤、大久保、木户以及岩仓本人，且另有人数至少与官员人数相同的非官方随团人员（大多为学生）。在维新才进行几年后就能够派出高官组成的使节团，证明了新政府的自信。跟其他使节团一样，许多赴海外者在回国后发表感想与印象，传播他们获得的知识。他们的游记在这个教育普及、识字率高的国家——热烈的向西方学习，但仍然对它感到困惑的国家——被民众广泛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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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人民力量的统制（1）
19世纪70年代崛起的自助哲学，对于新政权是潜在难题。假如个人变得太强大并且独立，他们可能将难以控制，政府的权威可能甚至会受到影响。这将使国家受到削弱，而假如列强考虑殖民日本，日本将难以抵抗列强的侵略。
另一方面，政府不容易把软弱且不效忠的人民组织成强国，而政府又很想领导强国。人民必须被鼓励去变得强大且能够达到目标，但必须在限度内——这是德川式的做法。他们刚得到解放的精力必须加以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