龄比安德烈大两岁半，可成熟程度绝不止三年五载。“火狐”善于包容安德烈的自私、粗暴、不守规矩，利用他的职业精神，启发他的领袖气质，鼓励他的波希米亚勇气。“火狐”塔罗把自己的人生美梦都押在这个有潜质的傻小子身上，她理想中的男人有钱而受人尊敬，她要把安德烈包装上市、致富脱贫，变成自己的“绩优股”。
1936年4月，塔罗杜撰出“美国摄影大师罗伯特·卡帕”，对外宣称自己是卡帕的经纪人，穷困潦倒的安德烈是大师的暗房工。凭借子虚乌有的“卡帕”大名，她把安德烈的照片以五倍的高价抛售出去，流浪汉安德烈摇身一变，成了巴黎令人尊敬的小资产阶级。
1936年，肃反后的苏联进入社会主义，托洛茨基变成“革命的叛徒”，形象被从照片上抹去，又被驱逐到小亚细亚，辗转北欧周游列国。可托洛茨基像讨厌拔牙一样憎恨摄影，全欧洲的摄影记者都很难拍到托氏尊容。欧洲最著名的《VU》杂志总编为此悬赏天下勇夫，并亲自前往哥本哈根大学现场聆听托兄侃山。讲演即将结束，被缴了械的摄影记者们，徒恨杀龙有技，拍照无门，《VU》总编大失所望，就在这时，身着管子工破夹克、肩扛工具箱的安德烈钻了进来，当众装模作样地拆开了一段水管，又笨手笨脚地装了回去。当夜，“火狐”塔罗一个电话打到《VU》总编辑的卧室：“老总，卡帕先生已经独家拍得托洛茨基……”席梦思上的总编辑一跃而起：“嗨，小妞儿，别再跟我哩格儿楞了！快让你那个宝贝儿来我这儿上班吧！”
三、没有这个“妖精”，就没有卡帕诞生
脏兮兮的小伙子从此改名罗伯特·卡帕，走路匆忙，像有什么大事急需他去处理。他的眼睛像西班牙猎犬，上唇带着小心把持的冷嘲热讽，微笑的面孔好运不断……他挎着“火狐”塔罗奔赴西班牙内战，以一幅《士兵之死》名闻天下，成为海明威、斯坦贝克、毕加索、乔治·奥威尔的生死朋友。1937年9月，卡帕对采访他的《纽约世界电讯》介绍《士兵之死》：“在西班牙拍摄不需任何技巧，本能地拍下来，就是最好的照片。”
卡帕还拍到一个男子朝自家兄弟院子扔手榴弹的精彩照片，“交战双方都讨厌摄影记者，进入战场十分危险。”战斗促使摄影记者肾上腺素突然上升，这种感觉极容易上瘾，演变成比饮酒、美女、吸毒更奢侈的另类享受。如果一个人长期过危险生活，知道自己随时都可能丧命，他就会把生活过到极致，真正体会人生的乐趣。
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也赶到现场，他在卡帕身边亲眼见证“机枪在逃跑的人群中画出复杂的扫射图案。”有人急着生，有人急着死。事后，白求恩和卡帕一道赶往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毛泽东专门写了悼念文章——《纪念白求恩》。
卡帕：自由属于人民（3）
1937年7月9日，卡帕的经纪人“火狐”塔罗写了这样的话：“我们都认识一些极优秀者，他们都在战场上死于非命。想到他们，就会产生荒诞的想法，觉得自己活在世上很不公平。”
卡帕去前线前把“火狐”交给加拿大志愿者泰德·艾伦，艾伦是白求恩输血队的指导员。艾伦一眼没看住，“火狐”塔罗就被飞驰而至的坦克撞倒，不治身死，时年26岁，埋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墓地。正如那句古语：“真诚的爱情不仅是To find the right person；更是To be the right person。”卡帕从此没再结婚，可也没断女人，连英格丽·褒曼的求婚他也予以拒绝。他有才华、胆识、勇气和男人的野性，让女人心醉的同时，也很容易让她们心碎。
卡帕不停地酗酒，自责——“她跟我一起总是安全的，她会按照我的样子去做。”亲眼目睹“火狐”之死的艾伦更加自责，他1995年死于蒙特利尔，据艾伦的儿子诺尔曼·艾伦医生对外披露——父亲至死都在为卡帕的女人痛不欲生。
1937年卡帕出版了《西班牙内战》，扉页上赫然一行黑字：“献给塔罗，她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并留在了那里。”多年后，卡帕出版自传体小说《焦点不实》（Slightly Out Of Focus），文中随处可见“火狐”塔罗红发碧眼的魔鬼身材，没有这个妖精，就没有“卡帕”诞生。“火狐”之死让卡帕重新审视战争，战争不是简单的“正义对邪恶”的十字军行动，交战双方都有暴行，都有复杂的国际背景。
卡帕开始与记者乔治·奥威尔（Eric Arthur Blair，《1984》和《动物庄园》的作者）、赫伯特·马修斯（Herbert Marcuse，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为伍，逐渐成为最具客观精神的战地记者，于是双目中总流露出一股使坏的眼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贝克的第二任妻子伊伦娜说：“卡帕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男人。”
1995年，西班牙文化部长埃斯帕兰萨高度评价卡帕拍摄的《士兵之死》：“那是一个大众的偶像……展现了视觉力量，与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不相上下。”英国学者卡罗琳认为：“卡帕表现了战场死亡的英雄情结、悲剧气质，强调超越集体的个人价值。”海明威第N任妻子玛莎·格尔霍恩也说：“西班牙是所有自由人与专政独裁作对，与国家社会主义作对，与希特勒的仿效者正在实践的不道德思想作对。卡帕从不摸枪，他指望用照片向人讲述，到底什么东西才值得奋斗。”
37岁的海明威躲在一把棕色胡子后面，对玛莎·格尔霍恩崇拜卡帕十分嫉妒，同时对卡帕的过人胆识、自贬性幽默又十分赞赏，一上来就认卡帕当儿子。我十分理解老爹枪林弹雨邂逅卡帕的惊喜之情。
在我的记者生涯中，经常遇见关键人物，这些人的生活世界十分伟大。我常和他们一起吃饭，每当就热门话题交流看法时，我都希望儿子亚述能和我一起聆听。老丘吉尔对小丘吉尔一生的影响非常巨大，丘吉尔多次回忆：“一个男孩需要的就是跟在父亲身后学习觅食。”每当我无法见到我的儿子亚述时，都油然产生老爹的冲动，想冲到大街上认个卡帕。
卡帕在《焦点不实》中这样回忆：“我和老爹1937年在西班牙相识，我们都是反对极权的自由派。我是刚出道的自由摄影师，老爹是声震四海的著名作家。他自己绰号‘老爹’，而我很快就认他作干爸爸。在那期间，他多次履行父亲的责任……最终他很高兴地发现他的儿子已经不再缺现金。”
四、卡帕惟一会说的汉语是“Bu Zhun Pai（不准拍）！”
1938年1月，为了帮卡帕摆脱丧妻的悲伤，拍摄《西班牙大地》的荷兰导演伊文斯、“摄爷”费恩豪特邀请卡帕到中国拍摄《四万万人》。和他们同往中国的还有英国作家W·H·奥登、克利斯托弗·伊舍伍德，他们听到卡帕不停地用法语大喊大叫，整天泡吧，与史沫特莱、斯诺喝杜松子酒和廉价威士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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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帕：自由属于人民（4）
1938年5月23日，宋美龄的好友、《生活》老板鲁斯刊发卡帕的战地通讯：“历史上有许多转折点——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名——台儿庄。”史迪威在日记里称赞卡帕“是一个相当勇敢的好小伙子”，从一个战场到下一个战场，每次撤退他都走在最后，充当“最后的挖沟人”。世界通过卡帕看到日军蹂躏的中国，“儿童肚子鼓胀着；躺在血污中的孕妇；日军逼迫平民为自己掘坑；皇军用中国活人练刺刀。”
人们喜欢他的照片，更喜欢卡帕为人的真实。可卡帕一点也不喜欢中华民国的新闻审查，他会说的唯一汉语是“Buzhunpai（不准拍）！”海明威嘲笑卡帕能说七种语言，但最擅长的只有他自己的“卡帕语”。《生活》编辑抱怨卡帕的匈牙利英语谁也听不明白。乔治·罗杰的夫人称赞卡帕“他与将军和农民打交道都别有一套”。他天生具有打入任何圈子的入场券。
卡帕职业危险，名满天下，身无分文，由于签证到期，自由女神也不肯收留他。海明威的第N任妻子玛莎说：“卡帕总有钱四处行走，可一安定下来就没有钱了。”幸亏一位美国名模献身结婚，条件是替她付一年的舞蹈学费。婚礼上，卡帕挨了新娘一个大耳刮子：“帮你弄个身份，你还就真弄上了？”
卡帕闲来总霸着浴缸，泡在里面看英文小说，一泡就是几个小时。约翰·斯坦贝克揭发卡帕有偷书的毛病，只要是英文的什么都偷。在伦敦他和老爹海明威一起泡妞、酗酒，他还与帕米拉混在一起。帕米拉嫁给了丘吉尔的独生子，强壮、丰满、红发，饮食之外偏爱杂食，和卡帕弄得昏天黑地。由于帕米拉一手通天，在伦敦没少给卡帕帮大忙。卡帕在半自传体小说《焦点不实》中有大段描写，把这位妹妹说成是痴情的“红发秘书”。
1944年5月，伦敦出现了“登陆热”，一场恶战即将来临。“有酒就喝，有姑娘就上，有好吃的东西就赶紧去吃。”伦敦最好的酒吧、餐厅挤满军官和战地记者，卡帕、乔治·罗杰、欧内斯特·海明威等大腕每场必到。
据美军反间谍处的沃伦回忆：“在地铁里，一个女人只需看你两眼，你就明白有好事了。”由于过分紧张，连卡帕也得靠喝烈酒、和“红发秘书”做爱才能入睡。而海明威显然不招女人喜欢，“他那可恶的大胡子把所有姑娘都吓跑了。”
卡帕的免费烈酒害老爹出了车祸，头上裂开很深的大口子。手术前卡帕还拍了照：老爹头缠绷带，“就像一道光环围在头上”。他把老爹和光环登上了《生活》杂志。缝合48针的车祸给老爹留下严重的后遗症，1960年老爹叼住一支12号镶银的理查森双筒猎枪，把自己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脑子打出来了。
五、老爹海明威与儿子卡帕翻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