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讲 置换军机（2）
隆宗门内便是养心殿，清代自雍正帝开始，将皇帝日常办公地点从乾清宫搬到了西路的养心殿。西北用兵告毕，军机处并未裁撤，因为它已成了皇帝得力工具，职权反而大大扩充。军机处的板屋，也改成今天我们所见的砖瓦房。
雍正帝及其以后的历代皇帝都十分看中军机处的作用，乾隆帝称由于有了军机处“权衡悉由朕亲裁”。究其原因是军机处的特殊职能和办事方式符合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加强的需要。
军机处的特殊表现在它不是清朝法定的、独立的政府衙门，而是直属皇帝领导。它无官署（只有值班办事的地方，称“值庐”，隆宗门旁的瓦房便是）、无定员、无专官、无属吏。人员由皇帝自己从亲王、重臣中拣选，均是兼职，按资历地位分别称为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上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等，统称“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人数不定，少时三人，多时六七人，内中为首者，称为“领班”或“首枢”。起初，每日只有“领班”见皇帝。军机大臣一般是六七十岁的人，更有年过八旬的。军机值房内景
军机处办事是迅速而机密的。每天清晨都要谒见皇帝请旨，并迅速处理军国大事。军机处昼夜都有人值班恭候，以备接见，从不误事。皇帝外出巡幸、谒陵、避暑，都有军机大臣相随，因此像隆宗门旁那样的军机处值庐，别处也有。每日折奏无论是几十件或上百件，一律当天办完，从不耽搁。“密谕”的传递速度，十分可观。只要军机大臣在信封上注明，一日便可行三百里、五百里，甚至“加快六百里”，快捷程度，前代罕有。军机大臣掌握机要之事，因此皇帝接见他们时，左右太监一律退出。可是，进出门时不是要掀帘子么？这件事也只得由军机大臣中的末一位来担任，因此当时有“挑帘军机”之称。军机处的值庐是机密重地，不准闲人窥伺。内中使用的杂役人员，都是十五岁左右不识字的幼童，俗称“小么儿”。皇帝经常派人在军机处附近稽查、监视，嘉庆时还传旨：自亲王至满、汉大臣都不得到军机处与军机大臣谈说，违者严惩。军机处后院有一扇小门，也特旨堵死，大概是防止有人“走后门”吧！
慈禧联合奕䜣发动政变以后，奕䜣一直领导军机处，虽然期间经历了同治四年慈禧的打压，被革去“议政王”的王位；经历了同治十二年同治帝的肆意打压，险些革去亲王王位与一切职务。但二十余年的用人行政足以证明奕䜣不是素餐尸位的庸碌之辈。他练达的能力、相对开阔的视野以及一定的外交能力，是慈禧执政中不可缺少的干将，无论慈禧怎样打压他的势力，领班军机的职位一直由他担任，这充分体现了奕䜣不可或缺的才干。然而面对归政光绪帝时间的迫近，慈禧心中隐忧丛生，她决心在归政前一定将奕䜣驱逐出权力核心！
慈禧这样做的目的是很明确的：
（1）从根本上铲除奕䜣力量。光绪帝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归政后，自己能否依然操控自如？这是非常令慈禧担忧的。尤其令她不放心的是，奕䜣统领的军机处是掌管军国大事运作的中心所在，如果自己撤帘归政，谙熟朝政运作的奕䜣势必如脱缰的野马，到时自己将鞭长莫及，又如何暗操皇权？此时，对于慈禧而言，如果能够组建一个由自己的嫡系组成的军机处，就可以在军国大事的运作上贯彻自己的主意，由此就可以达到自己长久把持朝政，而根绝奕䜣东山再起的可能。
（2）要切实建立自己独立操纵的军机处。更换军机、免除奕䜣的职位，留下来的权力空缺正好可以安插慈禧认可的、即使光绪帝亲政以后也不会无视自己存在的亲信宠臣。这样，不仅可以操纵亲信挟持光绪帝继续按照自己的旨意办事，可以保证自己虽撤帘却仍在幕后，保证自己操纵朝局目的的实现。
决心已定，慈禧要做的就是等待时机了。
三
中法战争进行期间，慈禧找到了良机。
第十六讲 置换军机（3）
光绪九年（1883），法国一方面不断向越南调兵遣将，并大举北进；一方面利用外交手段向清政府进行讹诈，力图用武力恫吓逼迫清政府满足它的侵略要求。面对法国所制造的西南边疆严重危机，朝野上下“战”、“和”分歧十分明显。
《点石斋画报》之“法人残暴”
主战者以醇亲王奕、军机大臣李鸿藻以及湘系官僚左宗棠、刘坤一等为代表。他们强调抗法的必要性：就利害关系而论，中越山水相连，唇齿相依，法国侵越，“非徒并越，而特欲以越为根脚耳。粤边之煤矿，滇中之金矿，无不垂涎”（《中法战争》），所以中国断无坐视之理。
主和者主要是淮系官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是其代表。光绪十年正月（1884年2月）李鸿章给总理衙门的一封公函，从士气、战术、装备、训练等方面分析法军优越于清军的状况，要奕䜣或者避战求和，或者下令前线避开阵地战，展开丛林战和游击战，方能取胜。这封公函表达了长久以来李鸿章一直主和的缘由。
作为当时最高权力的控制者，慈禧在对法交涉的“战”、“和”态度上游移不定，迁延不决。相当长的时间内，慈禧没有明确的态度。她把处理这一严峻局势的全权交给李鸿章，命其“相度机宜，妥为筹办”（《中法战争》）。很明显，慈禧态度的含混，表明她对中法战争存在极大的侥幸心理。而此时，身为军机领班的奕䜣，对“战”、“和”这样关乎国家命运与未来的大问题上也不置可否，甚至动辄请假或不入朝，不和不战、麻木不仁。奕䜣的态度，令当朝诸臣十分不解，翁同龢更是心急如焚：“如何如何，愤懑填膺也。”（《翁同龢日记》）
人们不禁要问：那个纵横捭阖的奕䜣哪去了？此时的奕䜣身心俱疲，锐气全消，孤立无援。
晚年奕䜣1身体欠安
自从咸丰十一年（1861）与慈禧联手扳倒八大臣以后，奕䜣就入值军机处，这一做就是二十余年，内忧外患的国家政局，使得奕䜣几乎没有片刻闲暇。光绪八年，长期的劳累奔波，日积月累，奕䜣的身体健康状况迅速下降，经常感觉倦怠。八月以后，更是感觉身体不支，有时甚至几天不能入值军机，且经常便血，无奈请长假在家养病。十二月初一日（1883年1月9日），鉴于奕䜣病情无法在短期内恢复，总理衙门许多事亟待处理，慈禧太后正式谕令李鸿章代理该衙门有关外交大事。次年二月（1883年3月），奕䜣病愈，但仍精神不振。慈禧召见，见其依然难堪繁巨事务，于是又赏假一个月，让他安心调理。直至该年六月（7月），奕䜣才重入军机。而此间正是法国不断在西南边疆挑起事端、朝野上下“战”“和”难决的时候。
2锐气全消
奕䜣在与慈禧二十余年的合作中，对于慈禧的专断擅权、阴险毒辣的领教，早已非止一二。每一次的挫折都使他的锐气有所消磨。同治初年，奕䜣意气风发，大有挽江山于既倒的胆识与魄力，朝野上下好评如潮，“恭王任事，委权督抚，朝政号为清明。颇采外论，擢用贤才能，待达者不为遥制”（《祺祥故事》）。然而，奕䜣势力的异军突起，使慈禧无法容忍，于是就有了慈禧在同治四年以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参劾为口实的全力打压，不仅削去了“议政王”的名号，而且还致使骄傲的奕䜣经历“双膝跪地，痛哭谢罪”的蹉跎。同治十二年，又因在同治帝重修圆明园的问题上拍案而起，被同治帝削去王号，罢免本兼各职。虽经两宫太后做主，撤销了处分，仍主持军机，但鼎力任事的魄力已远不如任事之初，凡事多有回避，很少建言。
3孤立无援
光绪七年，慈安暴病身亡，两宫垂帘骤然变成慈禧独裁。虽然慈安生前，朝政的掌控也是慈禧为主，但毕竟有慈安的牵制，慈禧还有所顾忌。伴随着慈安的故去，奕䜣势单力孤，更不敢轻易与慈禧面折廷争。
中法战争爆发前后，他对言战颇感犹豫，对言和又颇多顾忌。遭受多次打击和大病初愈的奕䜣此时尽量保持少言说的态度，不断揣摩慈禧的意向。当他觉得慈禧似乎以妥协、议和为得策时，就在各军机大臣们主战的情况下，仍“不欲轻言战”（《清史稿》）。当光绪九年九月（1883年10月）底，在国内外主战的强烈呼声下，慈禧态度变得强硬起来的时候，奕䜣也随之附和“言战”。然而，他对中法战争的犹豫不决和对慈禧的一味应付，终于引起了朝臣的不满和慈禧的愤怒。奕䜣似乎也感觉到了慈禧的不满，为讨好慈禧，奕䜣为半年后慈禧寿典一事煞费苦心，企图博得慈禧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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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讲 置换军机（4）
《翁同龢日记》载：光绪十年三月初四日（1884年3月30日）“恭邸述醇邸语请旨，则十月中进献事也（为慈禧祝寿事），极琐细不得体。慈（慈禧）谕谓本不可进献，何用请旨，且边事如是，尚顾此耶。意在责备。而邸（恭王）犹刺刺不已，竟跪六刻，几不能起”。
此时的奕䜣已经完全没有了昔日的果敢与睿智。
四
对于嗜权如命的慈禧而言，从肉体到心灵，每一个细胞、每一根神经，都是由权力所组成的。来自于任何一方的挑战，乃至于一丝一毫的碰撞，都会引发她的全力反击。即使是潜在的力量，她也绝不姑息。更何况奕䜣这样举足轻重的人物，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慈禧都把他视为权力的威胁，她岂能姑息？慈禧缺少的就是借口和机会。光绪十年初，中法战争连续失败，朝野舆论哗然，慈禧找到了难得的借口。
年初，不断传来进入越南的两支清军连连战败的消息，一支是广西巡抚徐延旭统领的粤西防军约六千人，另一支是云南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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