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解释过这个名词）G被剥光了衣服关在楼梯下面的禁闭室（ｂｌａｃｋｈｏｌｅ）里；他们在这里已经被拘留了八天到十天，他们常常挨饿，每天在午前吃不到一点东西，而且又是在最冷的季节里。有一个小男孩坐过这个习艺所里的各种各样的禁闭：先是被关在一间又潮湿又狭小的拱形的储藏室里，后来有两次被关在禁闭室里，第二次被关了三天三夜；以后又在更糟糕的旧禁闭室里关了同样长的时间，最后竟被送到流浪的失业者特别禁闭室去，这是一个放着木板床的、又脏又臭的洞穴，这位官员去调查的时候，还发现两个穿得破破烂烂、冻得缩成一团的男孩子，他们在那里已经有四天了。坐禁闭室的人数常常多到７个，而关在流浪的失业者禁闭室里的则往往有２０人之多。女人也经常因拒绝上教堂而被罚坐禁闭室。有一个女人甚至在流浪的失业者禁闭室中被关了四天，当然，只有天晓得她在那里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人！而这一切都是在她生病吃药的时候发生的！
还有一个女人虽然神志很清醒，却受到了送进疯人院的惩罚。１８４４年１月在萨福克的拜克顿的习艺所里也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一个白痴似的女人在这里当看护，她对待病人的手段是极其荒唐的；为了省得看护们在夜里值班，就用绳子把那些不安静的或夜里常常起来的病人捆在床上；曾有一个病人就是这样捆着死掉的。在伦敦的圣潘克拉斯的缝制廉价衬衣的习艺所里，一个患羊痫疯的男人在发病的时候闷死在床上，谁也没有去搭救他。在这个习艺所里，一张床上睡四五个、五六个、有时甚至八个小孩子。在伦敦的邵尔底治的习艺所里，曾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发高烧的病人挤在一张爬满了虫子的床上睡了一夜。在伦敦的拜特纳－格林的习艺所里，所方不让一个怀孕六个月的女人到习艺所的房子里去住，从１８４４年２月２８日到３月２０日一直把她和她的不满两岁的孩子锁在会客室里，里面既没有床，也没有地方大小便。她的丈夫也被带进了习艺所，当他请求把他妻子释放出来时，所方便认为他行为卤莽而把他关了二十四小时禁闭，吃的只有水和面包。18４４年９月，在温莎附近的斯劳的习艺所里有一个人快要死了，病人的妻子得信后马上到斯劳去探望，她在夜里十二点到达目的地后，急忙赶到了习艺所，但是所方竟不让她进去。直到第二天早上她才被允许和自己的丈夫见面，时间只有半小时，而且还有女管理人在场；以后几次会面时这个女管理人也都在场，一到时间就催她走。在郎卡郡的密得尔顿的习艺所里，一间屋子睡１２个人，有时甚至睡１８个人，男女都有。这个机构不受新济贫法的约束，而受较早的专门的法律（吉伯特法律）的约束。管理人在这个习艺所里私人开设了一个啤酒厂。18４４年７月３１日，在斯托克波尔特有一个七十二岁的老头被人从习艺所拖到治安法官那里去，原因是他拒绝砸石子，说自己年纪太大，膝也弯不过来，实在干不了这种工作。他请求给他一种比较适合于他的体力的工作，但是白费，他被判处在监狱里做两个星期的苦工。１８４４年２月，在巴斯弗德的习艺所里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发现床单已有十三个星期没有换，衬衣有四个星期没有换，袜子则有两个月到十个月没有换了，因而４５个男孩子中只有３个还穿着袜子，所有的人的衬衣都是破破烂烂的。床铺上爬满了虫子，食具在脏水桶中洗涤。
伦敦西区的习艺所有一个有梅毒的看门人，他把病传染给了４个女孩子，但是并没有被开除。另一个看门的从一个分所里带出一个又聋又哑的女孩子，把她藏在自己的床上和她睡了四天，也没有被开除。
对待死人也并不比对待活人好些。穷人死了就像埋死牲畜一样草草了事。在伦敦，埋葬穷人的圣布莱德斯公墓是一块光秃秃的泥泞地，它从查理二世以来就被用做墓地，里面到处是一堆堆的白骨。每到星期三，一星期内死掉的穷人都被抛到一个１４英尺深的坑里，神甫匆忙地祈祷，人们在坑上松松地盖上一层土，以便下星期三重新挖开，再往里面扔新的尸体，一直到坑满得不能再填的时候为止。因此，尸体腐烂的气味把附近的整个地区都熏臭了。
在曼彻斯特，贫民公墓在艾尔克河畔，和旧城正好相对；这也是一个高低不平的荒凉的地方。大约两年以前有一条新修的铁路经过这里。假如这是可敬的人们的墓地，那末，资产阶级和牧师们会怎样哀号，他们对这种亵渎行为会怎样大嚷大叫呵！但这是贫民公墓，是贫民和“多余的人”最后安息的地方，所以人们就毫不介意了。人们甚至不肯费点力气把没有完全烂掉的尸体移到墓地的另一部分去。哪里修路方便，哪里的坟就被掘开，木桩打入新坟里，充满了腐败物的水从烂泥中冒出来，使附近一带弥漫着令人作呕的和非常有害的臭气。当时所发生的那种可恶的粗暴行为，我不准备在这里详细描述了。
穷人们拒绝在这样的条件下接受社会救济，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到这些巴士底狱里去，这还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我听到过五件真正饿死人的事情，在死者死去的前几天，济贫所除了让他们进习艺所就不给任何救济，而他们宁愿挨饿，也不愿到这个地狱里去。从这方面说来，济贫法委员会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同时，习艺所的建立比执政党的任何措施都更激起了无产阶级对有产阶级的强烈的仇恨，大部分的有产者都因新济贫法而欣喜若狂。
从新堡到杜弗，这个法律引起了工人们一致的愤？的呼声。在这个法律中，资产阶级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是怎样理解对无产阶级的义务的，这一点连最愚蠢的人也看得很清楚了。过去从来没有人这样露骨、这样恬不知耻地宣布过：没有财产的人活在世上只是为了供有产者剥削，并在有产者不需要他们的时候便去饿死。正因为如此，新济贫法大大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宪章运动的扩展；而且因为这个法律在农村中应用得最广，所以它又将便利无产阶级运动在农村地区的发展。
我再补充一点，爱尔兰从１８３８年起也有一个类似的济贫法，它替８万贫民设立了同样的藏身之所。在那里，这个法律也是为人所憎恨的，假如它在爱尔兰能够获得像在英格兰同样的意义，它也会引起穷人的更大的反对。但是，在一个拥有２５０万无产者的国家里有８万无产者受到恶劣的待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苏格兰除了某些个别地方，都没有济贫法这种措施。
我希望在谈过新济贫法及其后果以后，？也不会认为我对英国资产阶级的批评过于苛刻。在国家的这个措施中，英国资产阶级是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ｅ〔作为一个整体〕，作为当权者出现的，在这里他们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真正愿望，表明了他们那种使无产者处处遭殃但又把这归之于个别人的罪过的恶劣行为的真正含义。这个措施不是出自资产阶级某一集团之手，而是得到了整个阶级的赞许的，１８４４年议会的辩论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新济贫法是自由党颁布的；以首相皮尔为首的保守党为这一法案辩护，只是在１８４４年通过的Ｐｏｏｒ－Ｌａｗ－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Ｂｉｌｌ〔济贫法修正案〕中对它做了几处无关紧要的修改。自由党的多数颁布了这一法律，保守党的多数批准了它，而高贵的贵族们则两次对它表示“同意”。这样就宣布了无产阶级是不受国家和社会保护的；这样就公开地宣布了无产者不是人，不值得把他当人看待。但是我们确信，不列颠王国的无产者是会争回自己的人权的G＇7＇。
如果我肯定（如我在本书中已经不止一次地肯定过那样）这种状况恶劣得不能忍受，那末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１８３３年盖斯克尔就宣称他对和平的结局已经绝望，革命未必能够避免。１８３８年卡莱尔已经用工人的贫困的生活条件来解释宪章主义和工人的革命情绪，但他感到惊奇的是，工人们竟然安安静静地在巴尔米开特的餐桌１２３旁边坐了八年之久，让自由资产阶级用空洞的诺言来喂养自己。１８４４年卡莱尔宣称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8＇①“如果不想把欧洲，或者至少是把英国变为荒无人烟的沙漠的话”。
“欧洲第一大报”“泰晤士报”在１８４４年６月直截了当地说道：“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这是一个采取恐怖行动的号召，它可能再一次地也响彻我们全国。当心点吧，有钱的人们！”
但是，让我们再看一看英国资产阶级的前途吧。在最坏的情况下，即使废除了谷物法（几年后必然会废除的），外国的工业，首先是美国的工业，也能够经得住英国的竞争。目前德国的工业正在加紧发展，美国的工业已经大规模地发展起来。美国有取之不尽的资源，有巨量的煤铁蕴藏，有无比丰富的水力和通航的河流，特别是有坚毅而活跃的居民，和他们比起来，英国人就是一群昏睡的粘液质的人；美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建立了工业，目前在粗棉纺织品（英国工业的主要产品）方面已经开始和英国竞争，它已经把英国人从北美和南美的市场上排挤出去，在中国，美国货也和英国货一样地销行了。其他工业部门里的情形也是一样。如果要找一个能够把工业垄断权夺到自己手中的国家，那末这就是美国。如果英国工业就这样被打垮（如果当前的社会条件不改变，这种事情必然要在最近二十年内发生），那末无产阶级大多数都将永远成为“多余的人”。他们可以走的路只有两条：或者饿死，或者革命。英国资产阶级看到了这种前途吗？刚刚相反，他们最宠爱的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从书房里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