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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国工人的性格有重大影响的另一个要素是爱尔兰工人向英格兰移民，这件事在这一点上的意义我们已？谈过了。一方面，如我们所看到的，它固然使英格兰工人的水平下降，使他们和文化隔绝，使他们的状况恶化；但同时，在另一方面，它也促进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的加深，从而加速了即将发生的危机的来临。问题在于，英国所患的社会病的过程和身体生病的过程是一样的；它按照一定的规律发展，它有它的危机，危机中最后和最厉害的一次就决定患者的命运。因为英国这个国家不会在这次最后的危机中灭亡，而相反地一定要从危机中复活更新，所以我们对于使这个病症加剧的一切因素都只能感到高兴。此外，爱尔兰移民之所以在这方面起了促进的作用，还因为这个运动把爱尔兰人的热情而生气勃勃的气质带到了英格兰并灌输给英国工人阶级。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之间的差别，在许多地方都很像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的差别。爱尔兰人比较轻浮、容易激动、热情奔放；英格兰人则沉着、坚毅、富于理智，他们相互来往，归根到底，对两方面都只会有好处。假使没有爱尔兰人那种慷慨到能做自我牺牲的、首先是受感情支配的性格掺合在英格兰工人阶级身上，假使不是爱尔兰血统的混合以及与爱尔兰人的？常来往使得英格兰人纯理智的冷静的性格变得柔和起来，那末英国资产阶级的冷酷的利己主义就会更加长久地保存在工人阶级中。
懂得了这一切以后，对于英国工人阶级逐渐变成一种和英国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人，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资产阶级和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之间的共同点，比起它和它身边的工人之间的共同点来，都要多得多。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彼此是这样地不相同，就好像他们是属于不同的种族一样。在欧洲大陆上，到现时为止我们还只认得这两种人中的一种，即资产阶级。可是对英国的未来更加重要得多的，恰好是另一种人，即由无产者所组成的那一种人。G英国工人在公共团体中和政治观点上所表现的社会性格，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在这里我们只想谈谈上述各种？因所造成的后果，而且只谈这些后果对工人的个性所起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工人比资产者仁慈得多。我在上面已？说过，乞丐通常都几乎只向工人求乞，工人在帮助穷人方面无论如何比资产阶级做得多。这个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证实的事实，曼彻斯特的掌教帕金逊先生也证实了。他说：“穷人给穷人的要比富人给穷人的多。我可以引用我们的最老、最有？验、最善于观察和最仁慈的医生之一巴兹里博士的证言来证实我的话。他公开地说过，每年穷人们互相给予的总数超过了同时期内富人给予穷人的数目。”G工人的仁慈也表现在其他各个方面，而且其表现形式也是令人愉快的。他们自己就是命途多舛的，所以他们能同情境况不好的人。在他们看来，每一个人都是人，而在资产者的眼光中，工人却不完全是人。所以工人是比较和气比较可亲的，虽然他们比有产阶级更迫切地需要钱，但他们并不那样贪财；对他们来说，金钱的价值只在于能用它来买东西，可是对资产者来说，金钱却具有一种为它本身所固有的特殊的价值，即偶像的价值，这样，它就使资产者变成了卑鄙龌龊的“财迷”。完全没有这种金钱崇拜感的工人，并不像资产者那样贪婪，资产者为了多赚钱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认为生活的目的就是装满自己的钱袋。所以工人比资产者偏见少得多，看问题清楚得多，不戴上自私的眼镜来看一切。因为缺少教育；所以他没有宗教偏见。他不懂得这些事情，也不为这些事情伤脑筋，在他身上看不到支配着资产阶级的那种狂热。如果说他也有点宗教信仰的话，那也只是名义上的，甚至连理论上的都谈不到。实际上他只是为今生而活着，并力求在今生生活得更好一些。
所有的资产阶级作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工人不信教，也不上教堂。
恐怕只有爱尔兰人、一些老年人和半资产者——监工、工头等类的人才是例外。在群众中几乎到处都是完全漠视宗教的，最多也只能看到一些自然神论的迹象，而且非常不明确，以致只表现在一些口头禅或对ｉｎｆｉｄｅｌ（不信教的人）和无神论者这类名词的本能的恐惧上。一切教派的牧师都很不受工人欢？，虽然他们在工人中的影响只是在最近才失去的；现在，只要大叫一声《ｈｅ ｉｓ ａ ｐａｒ？ｓｏｎ！》（“他是个牧师！”），就常常能够把一个牧师从公共集会的讲坛上赶下来。和生活条件本身一样，缺少宗教教育及其他教育，也使得工人比资产者客观，比资产者容易摆脱传统的陈腐的？则和先人之见的束缚。资产者被自己的阶级偏见，被那些从小就灌输给他的？则一直淹没到耳朵，这种人是无可救药的。他即使在形式上是自由主义的，但实质上还是保守的；他的利益和现存的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在任何前进的运动中都是一具僵尸。他不再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头，工人将要起而代之，——最初只是理应如此，以后就会在实际上做到这一点。
这一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工人的社会活动——这种活动我们在下面再谈——形成了这个阶级的性格的好的一方面；坏的一方面也可以大致说一下，而且它是同样自然地由上述？因造成的。酗酒、纵欲、粗暴以及对私有财产的不尊重，这就是资产者加在工人头上的一些主要罪名。工人酗酒是十分自然的。据艾利生郡长说，在格？斯哥，每个星期六晚上至少有３万个工人喝得烂醉。这个数字确实没有夸大，在这个城市里，１８３０年每十二幢房子中有一家酒店，而在１８４０年每十幢房子中就有一家。在苏格兰，１８２３年纳消费税的烧酒有２３０００００加仑，而在１８３７年就有６６２００００加仑。在英格兰，１８２３年有１９７６０００加仑，而在１８３７年就有７８７５０００加仑。G１８３０年颁布的啤酒法案便利了所谓ｊｅｒｒｙ？ｓｈｏｐｓ〔下等啤酒店〕的开设（在这些酒店里许可卖零？的啤酒），这也助长了酗酒的风气，因为几乎每一家的门前都有酒店了。几乎在每一条街上都可以找到几家这样的啤酒店，而在乡下，只要有两三幢房子在一起，其中就必然有一家ｊｅｒｒｙ？ｓｈｏｐ〔下等啤酒店〕。此外，还有很多ｂｕｓｈ？ｓｈｏｐｓ〔私酒店〕，即没有获得许可的秘密酒店，在大城市中警察很少到的偏僻地方，有不少秘密酒坊酿造着大量的烧酒。据盖斯克尔在前引书中估计，这种酿酒作坊在曼彻斯特一地就有一百多家，它们的年产量至少达１５６０００加仑。此外，曼彻斯特还有一千家以上的酒店，因之它们在总户数中所占的比例至少也和格？斯哥一样大。在其他的一切大城市中，情形也完全一样。除酗酒所造成的一般后果外，如果还注意到，在这些地方，和资产阶级政权下堕落最深的牺牲者，和小偷、？子、妓女混在一起的，有各种年龄的男人和妇女，甚至还有小孩，有时还有抱着小孩的母亲，如果还记起有些母亲给怀抱中的婴儿喝酒，那就未必会有人否认这种场所对它们的顾客所起的伤风败俗的影响了。特别是在星期六晚上，工资发了，散工也比平时略早一些，所有的工人都从自己的贫民窟中涌到大街上去，这时，人们就可以看到酗酒的全部粗野情形。
我在这样的夜晚从曼彻斯特走出去的时候，很少不遇到一大批东倒西歪的或躺在水沟里的醉汉。在星期天晚上，这一幕通常还要重演一番，只是吵闹得少一些罢了。而当钱花光了的时候，这些酒徒就跑到最近的一家当铺里去，——这种当铺每个大城市中都有许多，在曼彻斯特有六十家以上，光是索尔福的一条街（礼拜堂街）就有十到十二家，——当掉他们仅有的一切。家具、节日的衣服（如果有的话）、饮食用具在每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大批地从当铺里赎出来，然后在下星期三以前几乎又都回到当铺里去，直到出了件什么事情，结果这些东西无法赎回，一件件都落到高利贷者的手里，或者是高利贷者再也不愿意为这些破旧不堪、毫无用处的东西付出一个小钱，那才算完。？要是亲眼看到过酗酒在英国工人中间流行的情形，？就会欣然相信艾释黎勋爵的话G，他说，工人每年花在喝酒上面的钱将近２５００万英镑。因此，酗酒如何使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恶化，如何破坏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健康，如何引起家庭纠纷，那是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