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当晚，从迪波斯先生和非洲代表处了解到，明天他们的部分使馆代表将与会。我觉得我们又朝胜利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经过分头统计，奥斯瓦尔德主席告诉我，尽管你们做出了巨大努力，预计表决结果可能还差一两票达不到三分之二票数，希望我再次动员。我也劝他多做欧洲代表的工作，共同努力。中午，我再次召开了亚洲赛协会议，通报了形势并布置表决事宜。下午，中国台北赛协两名代表抵达。为确保提案通过，我请陈春新同志再次与尚无音讯的印度驻匈使馆联系。对方答复：没有国内指示，他们不敢与会。我又急忙与印度国内赛协联系，直到夜里他们也未答复。陈春新当夜一点钟又反复向印度使馆文化处一秘解释原因，对方感到此事政治性不强，允向国内汇报。
24日上午，大会即将表决时，一位身着印度纱丽的女外交官迈着沉稳的步伐翩翩进入会场，吸引了所有会议代表的目光。这是第一次在国际赛联代表大会上出现色彩斑斓的民族服装。我主动上前作了自我介绍，感谢她的与会。但能否通过轻量级提案，我心中仍忐忑不安。
上午11点左右，奥斯瓦尔德主席宣布表决结果，支持81票，反对39票，一票弃权，会议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了“在未来奥运会赛艇比赛中以三项轻量级项目取代三项公开级项目”的决议案。许多亚、非、拉代表当场高兴得跳起来欢呼，不少代表跑过来向我们表示祝贺，我们也向印度女代表表示祝贺，认为她的最后一票是关键票。
在这次酝酿表决的过程中，我与国际奥委会在国际赛联理事会的三名委员奥斯瓦尔德、伊万？迪波斯和阿尼塔？德弗兰茨女士结下了“战斗的友谊”。
1993年1月，作者（左二）与印度、日本和韩国代表
在布达佩斯国际赛联特别代表大会上
国际赛联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只是轻量级走向奥运会的第一步，下一步则是力争获得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批准。我们一回京立即向国家体委副主任、时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和亚赛联主席的何振梁同志作了汇报。
何主席委托我以他的亚赛联主席名义分别致函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主席沙特里耶委员和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金云龙及奥斯瓦尔德，并动员亚赛联各会员协会通过适当方式向国际奥委会表达支持轻量级列入奥运会的意向。
2月11日，我们收到奥斯瓦尔德主席给何振梁主席的密电，商讨关于在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内批准轻量级赛艇列入奥运会的工作策略。何振梁主席叮嘱我，百尺竿头，要更进一步。他向我做了具体交代。我即起草了回电，从多方面向奥斯瓦尔德提出了建议。
1993年3月18日，经上述有关人士共同努力，这其中当然不乏萨马兰奇主席的推动，国际奥委会执委终于批准了国际赛联关于将轻量级赛艇列入未来奥运会的决议。1996年第26届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将第一次出现轻量级赛艇的比赛。
15年过去了，历史已经证明，将轻量级赛艇列入奥运会这一决定极大地促进了赛艇项目在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普及与提高。虽然技术的提高需要时间，但中、日等国的轻量级选手已在世锦赛上多次获得奖牌，在奥运会上争雄只是个时间问题。
1993年3月，作者与国际滑冰联合会主席、国际奥委会
委员波尔森夫妇在北京世界短道速滑赛主席台上
北京奥申委的申办工作面当时铺得很宽。我在一个月内刚做完水上的轻量级赛艇列入奥运会赛事后就又转到了冰上的短道速滑世锦赛。我作为组委会副主席参加了3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的这一赛事。奥申委主要领导均出席观看了锦标赛开幕式和比赛。25日晚，徐寅生副主任在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宴请国际滑冰联盟主席、国际奥委会委员波尔森夫妇。我们请奥申委屠铭德同志和分管冰雪项目外事工作的宋兆荣同志专门赶来参加。波尔森夫妇当时已经73岁高龄，但身体不错。几杯酒下肚，大家友好地建议徐寅生副主任的夫人陈老师表演一段舞蹈。陈老师是民族舞蹈专家，一直保持优美的身段。她大方地表演了一支西藏舞，舞姿十分洒脱，赢得客人们和服务员在内的一片掌声。盛情难却，应在座所有宾客的要求，陈老师又跳了一支新疆舞。舞毕，她又主动邀请波尔森主席共跳一曲，屠铭德又推我请主席夫人跳舞，主席和夫人都非常兴奋，全场人员都伴着音乐舞了起来，气氛十分欢悦融洽。
尔后两天比赛进行得十分顺利。中央领导李德生同志和伍绍祖主任、张百发副市长等还共同会见了波尔森夫妇，并观看了滑冰比赛。主席夫妇十分感动。他们在离京上飞机前动情地说：“你们的热情可以把冰雪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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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聚东亚运动会（1）
随着国际奥委会1993年第101次蒙特卡洛全会的临近，各申办城市均加速了做委员们工作的步伐，北京也当仁不让。由于国际奥委会当时的申办程序不像后来那么严格，所以我们除了能直接去访或请委员来访外，还格外强化了间接工作。我们除了通过我驻外使馆做工作外，还请了有影响力的体育界非委员朋友来访。如我直接参与的接待法国奥委会主席的来访，奥地利奥委会主席的来访，国际田联第一副主席、厄瓜多尔体育代表团的来访和法国“队报”总编辑的来访等。我有关负责人伍绍祖、何振梁、徐寅生、张百发等均分别出面做了工作。
1993年3月，作者陪澳大利亚奥委会主席约翰？科茨先生和国际
奥委会委员科尔斯夫妇访问上海
1993年国际奥委会委员来访比较集中的一次活动是当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东亚运动会。我先在北京参加了接待几名国际奥委会委员路过北京的活动，包括国际赛联主席奥斯瓦尔德夫妇从北京赴桂林，澳大利亚奥委会代表团在北京活动等。因为这两批人员均是我的熟人，奥斯瓦尔德夫妇自不必提。约翰？科茨先生是赛艇舵手出身，是澳大利亚新任国家奥委会主席，也是悉尼申办主要领导人。菲利浦？科尔斯先生是澳大利亚参加过三届奥运会的皮划艇选手，是资深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他夫人巴特西亚陪同他一起来华。在北京由中国奥委会副主席都浩然同志出面陪同，并由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与澳大利亚奥委会代表团签订了双边合作协议。我深感澳大利亚朋友来京兼有为悉尼申办工作“探营”的使命，但人家是客人，来访总要以礼相待。
1993年5月7日是约翰？科茨的43岁生日。我请人专门制作了生日蛋糕送给他。他既惊讶又高兴，称赞说：“你们的申办工作比我们做得好。”
到了上海后，我的任务就更多了，既要协调好国际司来沪人员的工作，又要以亚赛联秘书长身份参加东亚运动会赛艇比赛，还要当好委员们的陪同。我仍陪澳大利亚奥委会代表团参加东亚运动会，当然少不了参观上海淀山湖水上运动场。
在5月9日第一届东亚运动会开幕前一天，分管体育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同志在华亭饭店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招待包括18名国际奥委会委员在内的各国贵宾。开幕式前，国家主席###同志在西郊宾馆会见了萨马兰奇、高斯帕、金云龙、库马尔、纳特、奥斯瓦尔德、马格万、冈加等18名国际奥委会委员，介绍了我国的申办情况。开幕式后，尽管是晚上10点半钟，我还是给奥斯瓦尔德送了蛋糕，因为当天是他的46岁生日，我们一直聚到夜里1点才散。
开幕式后第二天，李铁映等中央、上海和北京奥申委的领导们又在距虹桥机场不远的扬子江饭店为萨马兰奇等国际奥委会的客人们举行了欢送晚宴。在申办决战前四个月，能请到18位委员齐聚上海，由各层领导分别做工作，无疑大大增强了北京申办的势头。
东亚运动会开幕后，我们分别陪同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进行了参观、游览活动。5月11日一大早，我们一行包括5位委员，分别是金云龙夫妇；库马尔父女，马格万夫妇和孙子、孙女，奥斯瓦尔德夫妇，冈加先生及随员共12位客人赴杭州参观游览。浙江省、杭州市为每个委员都配了陪同，工作十分周到。我利用集体乘船游览西湖、看茶场、逛商店、购丝绸的机会分别与5位委员进行了交谈。从交谈中我感觉到他们几位大都是我们的“铁杆朋友”。浙江省还派赛艇运动员出身的省体委副主任胡玉书同志作当地陪同，陪奥斯瓦尔德夫妇驱车去富阳考察了当地水上运动器材厂。晚上，浙江省徐志纯副省长还宴请了奥斯瓦尔德夫妇和冈加先生一行。应该说，申办工作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心与支持。
紧接着第一届东亚运动会后，我作为组委会副主任又参与了在北京组织的第八届世界杯跳水赛。比赛安排在奥体中心的英东游泳馆进行。由于我们又请来了国际奥委会的乌干达委员年圭索和摩纳哥阿尔伯特王储（国际奥委会委员）等客人，所以请出伍绍祖、袁伟民、何振梁、刘吉等领导在不同场合出面做工作。并请北京奥申委的工作人员参加了接待工作。
应该说，从阿尔贝维尔冬奥会到巴塞罗那奥运会，从短道速滑世锦赛到东亚运动会再到世界杯跳水赛，我们为申办的成功搭建了一个又一个平台。正是通过这些平台与接触，国际体育界，特别是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大大加深了对中国和北京的了解。
法国登山英雄进小浪底（1）
1993年6月8日，国际奥委会资深委员、中国体育界的好朋友莫里斯？埃尔佐格先生应邀访华。他是欧洲著名的登山家。他年轻时曾踏遍欧洲所有高峰，在他31岁（1950年）时成为世界上第一位攀登上喜马拉雅山安纳布尔纳峰（8000米）的法国登山英雄。后来他长时间担任法国的青年体育国务秘书（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