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奥运会而奔走游说。历史总是提供给一些该相识的人相聚的机会，让他们在相聚后成就一番事业，当然这又属后话。
在体育运动中，有些项目是对抗性比较强的，运动员经常会有身体接触碰撞。在这次运动会上，在有些项目的竞赛中就出现了身体激烈冲撞的情况，特别是在与一些不太友好国家的运动队比赛的时候，中国的运动员对一些人过分的行为很生气，情绪也很受影响。
每遇这样的情况，黄中就得及时地、耐心细致地做运动员的工作。
他一再告诫中国运动员：“在比赛场上无论如何不要动手，不能打架。
你们要是觉得委屈，比赛回来就在我身上打两拳吧。”黄中这样说，运动员们确实还是能听得进去。由于黄中的不辞劳苦和高度负责，运动会期间没有出什么大问题，吴建民看到这一切，对黄中心生好感。
在运动会期间，中国还派了一个杂技团到柬埔寨演出。按说杂技团去是为运动会助兴的，但也是因为受到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结果把文娱演出弄成了宣传世界革命。在每场演出后演员们都要高喊口号：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而且在这些人眼中，柬埔寨政府也被归于各国反动派的范畴之中。
那一年，吴建民已经27 岁了，特别是经历了外交战线的六年洗礼，他对一些问题已经有了自己的分析和看法。他觉得杂技代表团在柬埔寨这么搞不太合适。自己刚随张茜访问柬埔寨不久，从中感受到中柬稳定的关系所具有的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此刻两国关系友好，可这样一闹岂不是要引起柬埔寨方面的反感吗？不是把外交战线付出的辛劳都抵消了吗？
在返回祖国的飞机上，吴建民忍不住对黄中讲：“杂技团搞得太‘红’了。”黄中比吴建民老成得多，而且一直有点心事重重的，但此刻他也冒了一句：“不知道他们是要革命还是反革命。”
在飞机快在广州降落的时候，黄中突然跟吴建民说：“麻烦你回到北京，给我家里打个电话，就说我已经回到国内了。”吴建民开始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可以自己给家里打电话。
到了广州，他们一下飞机，一群人就冲了过来，把黄中抓走了。原来，黄中对可能出现的遭遇早有思想准备。吴建民给黄中的家里打了电话，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见过黄中，也再没有听到过有关黄中的任何消息。
胡启立说：“你以后找对象可得找个子高一点的。”/周恩来说：“这个女孩子发音、念稿子还不错……”/舞会上，施燕华主动邀请吴建民跳了一次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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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1）
从1966 年仲秋到1967 年初春，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寻常、让许多人热血和冷汗瞬间切换的时期，而本书主人公吴建民的爱情，也恰在这一时段瓜熟蒂落。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背景下，原本该是温馨浪漫色调的爱情，却被添加进丝丝苦涩凄迷的滋味。
吴建民回顾说表白爱情首先跨出第一步的是他。然而在此之前，施燕华却几乎总是后脚接前脚地追随着吴建民。1958 年，在吴建民就快要从北京外语学院毕业的时候，施燕华考入了这所学校，他们在互不相识中做了短暂的校友。1965 年，她又几乎是踩着吴建民的脚印，相继来到共青团中央和回到外交部。
在吴建民的组织关系还没有完全转回外交部的时候，施燕华恰被借调到团中央，参加接待外国青年代表团的工作。他们在团中央相遇，偶尔还有工作接触，吴建民遂得知施燕华是自己的校友，也被借调到这里当翻译。
当时团中央有些文件要翻译成法文，发出前会拿给吴建民看一看。
他发现有些法文到英文、法文到中文的翻译工作，也有施燕华的一分辛劳。吴建民心想，她是专攻英文的，还能懂点法文，挺爱学习的嘛。
接着，团中央里关于这个女孩工作蛮好的评价也吹到吴建民的耳朵里，他对施燕华有了好印象。他留意了起来，这个女孩子个蛮高的，眉清目秀，胡启立那句“你以后找对象可得找个子高一点的”玩笑话，不油然浮出潜意识。而此时的施燕华，也对吴建民留下了点滴影象，“穿着海魂衫，吃饭的时候会敲着饭盒去食堂，依然学生模样……”
到了外交部翻译处后，吴建民施燕华在同一个小单位，接触更多了。施燕华在北外学了五年英语，又师从英语教学泰山北斗级的教授周珏良、许国璋、王佐良等，读了两年研究生。她不是那种死读书的人，比较注重效率和科学的方法，在学校就是老师喜欢的学生，到外交部后，业务上很快就得到认可。周恩来第一次听她翻译后，对英语口译的负责人冀朝铸说：“这个女孩子发音、念稿子还不错，就是语调平淡了一点。你们好好辅导她。”
除了业务获得好评外，施燕华还是个勤奋好学、工作积极肯干的人。打字本不是口译人员的事，施燕华读研究生时就学会了打字，时常默默地揽过分外的工作。她到翻译处不久，就被推选为团支部的委员，后来又担任了副书记。而来到翻译处的年轻党员吴建民，被党支部安排为团支部的书记。在中国共青团的章程里是这样写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因此共青团的团委书记、团支部书记，一般都由共产党员来担任。
青年人的活动比较多，书记和委员、书记和副书记，要经常研究和讨论青年工作，他们常在一起，有名正言顺的理由。有一次，人民大会堂召开青年团干部会议，他们正好碰上。一个说：“你开会去吗？”一个说：“是啊，开会去。”“那我们一起走着去吧？”“好，一起走吧。”一路走去，只恨路短。有那么两回，就被别人注意到了，“咦，这两个小青年怎么走一块去了？”
当时两个人都已26 岁，早过了那个时代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年龄。吴建民是个不太喜欢喳喳呼呼的人，施燕华的不虚荣、实在、用功和沉稳的性格，让他感到一种自然的投契。而吴建民身上透射出的从不慵懒怠惰、富有朝气、积极向上的气息，也感染着施燕华。
1965 年12 月31 日，北京饭店举行一个舞会，周恩来也去了。外交部里打招呼，要一些青年干部去参加，还是单身的吴建民和施燕华都去了。舞会上，施燕华主动邀请吴建民跳了一次舞。吴建民感觉这是一个施燕华对自己有好感的信号，于是他鼓足勇气，向施燕华敞开了心扉。
从1966 年初开始，他俩确定了恋爱关系。
认认真真地一谈，两个人从家庭背景到个人经历，竟有许多相似相叠之处。
吴家和施家，祖籍都在吴越之地。吴建民的父母和施燕华的父母，都是一个只读了两三年私塾，一个没受过丝毫正规教育。一个为人正直，一个心地善良。两家都是多子女的大家庭，吴建民兄弟姐妹8个，施燕华家兄弟姐妹9 口。吴建民和施燕华都在中学毕业后只身从南方到了北方，进了同一所大学。都被借调到团中央工作，最后又都到了翻译处口译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爱情（2）
两个人的父亲都是少小离家，外出谋生。吴建民父亲从一个小学徒司机，奋斗到有了自己的汽车修理店铺，虽然因国民党统治大陆最后时期的经济大崩溃，其经营败落到全家度日维艰的地步，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被戴上了资本家的帽子；施燕华的父亲10 多岁就从浙江镇海到上海给人帮工，从补麻袋到自开商铺卖麻袋，生意做大，积蓄了钱，买了些房子。然而在抗战期间，她家的房子被日本人炸的炸、占的占，从那时就走向了破落……但在个人履历出生一栏却一直填“资本家”。
还有一点相似的，是吴建民觉得他的父亲和施燕华的父亲，都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上海沦于日寇之手后，不少年轻人因国破家亡而变得颓废，在身上刺青，施燕华的父亲在自己手臂上刺的则是“国耻”二字，以表达他的悲愤，这在当时是很危险的。他自己的父亲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时候，捐款100 万，虽说核成新币也就相当于100 块钱，但在附近邻里间是捐得最多的，当时他们的家境并不好，且100元对当时的百姓人家也绝非小数。
他们也有过花前月下，离外交部不算很远的天坛公园，是他们去过次数最多的公园。中午，他们就在附近那家有名的天津“狗不理”吃包子，再喝一碗“高汤”。
有几次出国，吴建民给施燕华带回过巧克力。一次，施燕华把一块没有吃完的巧克力放在办公桌上，给老鼠吃了。因此施燕华有时就会借此打趣吴建民：“别人谈恋爱，总要送些丝巾、衣料，而你只有半块巧克力和清汤一碗……”
会议刚开，国内就传来让他震惊的消息/一向比较干脆的他，变的踯躅怅惘起来/一想起来真有点凄凄艾艾惨惨切切/可怕的事发生在1969 年的7 月28 日/就在他们感情日益加深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狂飙初起的时候，吴建民并不在外交部。因为1966 年5月，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开会，团中央缺翻译，又把他们欣赏的吴建民借去参加这个会。
去时吴建民挺高兴，又能和一些老熟人相聚了。然而会议刚开了不久，就从国内传来了让他震惊的消息，北京出大事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解放军的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些人们心目中很了不起的中央首长，居然被定为反党集团被揭露了出来。
中共中央发出了“五一六通知”，号召人民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揭露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出了家门进学校门，出了学校门刚进机关门的“三门干部”施燕华，还没有经历过大的运动，既然党中央发出号召，作为党的助手的共青团就必须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