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里找到根据，总是可以说服他们的。
反对复辟的人纷纷逃离北京，但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文圣人康有为风尘仆仆赶入北京，欲助武圣人张勋一臂之力。康，广东人也；张，江西人也。虽然帝制派大部分是北方人，但他们只会坐在租界里长吁短叹，空话连篇，真正付诸实行的却是南方人。推翻帝制的是南方人，复辟帝制的也是南方人。这是必然乎？是偶然乎？历史如此吊诡，亦可怪矣！
张勋实行复辟之后，在北方得到了广泛的同情。虽然反对声此起彼伏，但真反对的不多，骑墙观风的居多。山西、陕西、甘肃、新疆等西北省份，在一片讨逆声中，更是装聋作哑，迟迟不作表态。梁启超和前清遗老周善培的一段对话，真实地反映出蛰伏于北方的大清遗民们的心态。
当段祺瑞在马厂誓师，挂起了“讨逆军总司令部”的牌子时，梁启超劝周善培支持这场讨伐复辟的战争。周善培说：
“我不参加段讨复辟，不但我无参加的必要，段是辛亥最后的两湖总督，该不该讨复辟，他还需考虑；你该不该参加他的讨复辟，你更得考虑。”
梁说：“不讨张勋复辟，我们讨袁（世凯）就没有意义了！”
周说：“我们讨袁是替大清讨袁，不是替民国讨袁。革命党推翻清朝是对的，袁世凯始而利用革命党推翻清朝，已经该讨，他又进一步推翻共和政体，自己做起皇帝来。推翻共和国后由革命党去讨他，这个意义是永远存在的，同张勋复辟丝毫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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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节：大国的迷失（64）
梁质问：“你就看着张勋复辟不问他吗？”
周说：“事情有该自己做的，有该听人去做的。讨袁，革命党该做，我们也应当做；讨张复辟只该听革命党去做，不必我们去做。”
然而，以驱逐黎元洪为目的的段祺瑞，如果要重返政治舞台，就必须向张勋宣战。他并不是一个共和主义者，他是受现实种种复杂因素的制约，不得不走到共和一边，他要取得某些他所欲求的东西，就必须屈从于另一些他并不想要的东西，比如共和；同时要剥夺一些他所欲求的东西，比如帝制。
当初附和复辟的督军们，现在全都变了卦。讨逆军从天津杀向北京，曹锟的直军云集芦沟桥。近畿战云密布。第三天，双方接上火了。只几天功夫，张勋的辫子军就垮了下来。张勋躲进了荷兰使馆，复辟的衮衮诸公，顿作鸟兽散。7月8日，段祺瑞的使者在北京和各国公使接洽，请他们向张勋转达四项停战条件：一、取消帝制；二、解除定武军的武装；三、保全张勋性命；四、维持清室优待条件。只有两人必须下台，一是张勋，因为他捅了漏子；二是黎元洪，因为他引狼入室。
这就是阴谋的目的所在。
在一份以“北洋军界全体”名义发表的公启里，把复辟说成只是张勋一人妄自尊大，以为天下皆莫己若，紫禁城里的小朝廷，不仅与此毫无关系，而且还竭力反对复辟，“迨至世续叩头流血，瑾妃痛哭阻止，”是张勋悍然不顾，把清心寡欲的逊帝挟上龙床，“与曹孟德欺人寡妇孤儿，何以异乎。” 讨逆军一再强调，复辟“纯系（张勋）一人之私，罪有攸归，法无滥及”，说穿了，就是不能滥及那个“孑身冲龄”的逊帝溥仪。溥仪在回忆录里写道：“他们为什么这样为紫禁城开脱呢？……我得到的唯一结论是：这些人并非真正反对复辟，问题不过是由谁来带头罢了。”
在整个事件当中，始终贯穿着外国势力的影响和北洋官僚集团内部的种种阴谋活动。粉碎张勋复辟，与其说是得力于民主势力，毋宁说是体现了中国官僚政治权力重新分配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程序。从形式上看，除了两次短命的流产复辟之外，北洋政府一直是实行代议政制的。对于20世纪的中国来说，代议制确实是一个美丽的理想。在政权转移之际，不再需要流血，不再需要暴力，不再需要宫廷政变。
在这种政治结构中，国会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一身兼具立法、民意、制宪三大功能，享有弹劾权和同意权。在法律上，国会是不被解散的。
在中华民国第一部《临时约法》总纲中，参议院排列在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和法院之前，便是对国会地位的肯定。然而，从民国成立至张勋复辟，国会已先后两次被强行解散。按照《国会组织法》，众议院议员任期为三年，参议院议员为六年，但第一届国会两度解散，两度复会，中间又夹杂了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参政院、广州非常会议、北京临时参议院、安福国会之类的插曲，纷纷扰扰，一拖就拖到1924年底，实在拖无可拖了，才宣告结业，长达12年之久。因此，这个“老而不”的立法机关，自身的合法性，也是十分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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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能完全归咎于某个人，这不仅是袁世凯的问题，也不仅是段祺瑞或张勋的问题，这是中国的问题。是中国历史文化、政治传统的问题。
如果就个人修为而言，不可否认，民初的议员，不乏学养博厚、才智过人之辈。根据西方学者库柏所作的统计，在民国初年的参议员里，有31％是前清的官僚，有35。5％是民国的官僚，另外有24。3％是清代各级议会的议员。在众议院里，官僚的比例为33。2％，帝制时代的议员占了38。1％，他们大部分是科举正途出身的饱学之士。实业家和商人在参议院里只占1。3％。
从学历上看，也足可以证明这点。在参众两院议员里，具有传统功名的（包括进士、举人、贡生和生员）占21。3％，在国内接受现代教育者占40。6％，既有传统功名又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占21。5％。所谓新式教育，是指留学外国。在议员里，留学日本的占41。5％，比例相当可观。 当时留学日本的热潮，远高于留学欧美。
然日本也是一个军人国家和警察国家，中国人能够学到什么？无非就是钳制思想和军人至上那一套东西，并无民主政治可学。因此，政客们的知识体系基本上是旧式的，喝帝制的奶长大的人，即使他们愿意迎合世界的民主潮流，但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中国有两千年的帝制历史，难道一夜之间弄几个国会、内阁、总统出来，就可以一步登入民主殿堂？岂非三块豆腐就想升仙哉！
从政治和文化背景来看，议员们和官僚们几乎同出一辙，虽然南方籍的议员给国会引进了一些新思想，但也往往是不成熟的和自相矛盾的。即使这样，也给北方造成了不能承受的冲击，成为国会屡屡遭到北方官僚摧残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国会受到专制力量的压迫时，议员们也会奋起反抗，但在中国政治传统中，行政权凌驾于立法权与监察权之上。国会的制衡作用，其实微乎其微。国会两度遭政府解散，亦莫可如何。这就叫“形势比人强”。
黎元洪一生最大的污点，就是在张勋的压力下解散了国会。他引咎辞职以后，由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职务。如前所述，冯即使不赞成帝制，但对帝制也怀有一份内疚之情，在反对张勋复辟的通电中，他强调自己：“国璋在前清时代，并非主张革命之人，迨辛亥事起，大势所趋，造成民国。” 复辟时，冯的秘书长（一位前清翰林）直接参与了阴谋活动，是最活跃的复辟派分子之一。
复辟敉平之后，冯国璋一直呆在南京，静观局势变化。各方面的政客纷纷赴宁，多如过江之鲫，请求冯支持恢复旧国会。冯国璋却不置可否，搪塞敷衍了事。其实，冯国璋根本无意恢复国会。在他代理总统期间，这个问题一直悬而不决。在超过一年时间里，因为没有国会，国家体制是残缺不全的。
人们在谈论国会和政府的冲突时，往往对国会持同情态度，这是由于人们误把中国的国会当成是民主政治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