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一打响，作为政府财政支柱的中国、交通两大银行，便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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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节：大国的迷失（54）
袁世凯需款孔殷，但他对财政一窍不通，全凭身旁两位财神长袖善舞。一位是交通银行老板梁士诒，一位是督办中国银行事宜的周自齐。
支撑危局的办法，集两位财神的智力，绞尽脑汁，也提不出什么锦囊妙计。为了避免坐以待毙，梁、周二人终于在5月提出了一个集中资金的方案——合并中、交两行！
整个金融界立即发生强烈地震。
合并两行，无非是为了把中、交两行各地分行所有库存准备金，统统调集北京。这无疑是一服竭泽而渔，饮鸩止渴的催命汤。当时洪宪帝制败局已定，“北方形势日危，一般富有造孽钱之大老，纷纷将存款提出”，转存外国银行，为一朝树倒猢狲散，铺好后路。5月7日，财政部密咨各部、院：“现闻各部人员纷纷向中国银行提款，殊属不顾大局，请传谕各员，不得将存款提放外国银行，如敢故违，一经查出，立即交付惩戒。” 这时有内幕消息的大老们，早把钱提光，剩下的就是一些升斗小民了。天津、济南分行，已经爆发了全民恐慌的挤兑潮。
5月10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接获中央密令，要他们立即将银行从外国租界迁移至中国管辖的区域。但银行还没开始动迁，政府已经迫不及待地下令停兑了。5月12日，国务总理段祺瑞颁布命令：“自奉令之日起，所有该两行已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一俟大局定后，即行颁布院令定期兑付。所有之准备现款，应责成该两行一律封存。”
事态的发展，已演变成北方官僚集团（官）与东部财团（商）的一场较量了。京、津两地分行，因为地处天子脚下，已表示服从政府命令，即日停兑，只有东部的上海分行，决定抗旨。
中行上海分行宋汉章经理和张嘉璈副经理主持大股东会议，他们担心，一旦停兑，中国银行的命脉，将从此断绝；刚刚发育的近代金融体系，也将摧毁殆尽。在上海分行的两位首脑面前，摆着两种选择，要么屈服，要么抵抗。他们选择了后者。
大股东们的意见一边倒，为了维持上海金融市面，保全上海分行的信用，所有钞票必须一律照常兑现。中国银行商股联合会的立场，表达得非常清楚：
“佥以中国银行分行地跨十数行省，分行号达百数十处，有属于北，有属于南，有涉于军事地域，欲一一监督而保全之，股东等固无此权力，亦实势有所不能。且环顾全国分行之最重要者，莫如上海一埠，上海为全国金融枢纽，且为中外观瞻所系，故以为保全中国银行必先自上海分行始……因由同人决议，先求保全上海中国银行。”
汇丰、道胜、正金、东方汇理、麦加利五家外国银行也连日开会，认为中国银行在国际市场上有相当地位，应该帮助它照常开业兑现。
◇欢◇迎访◇问◇。◇
第55节：大国的迷失（55）
宋汉章先后五次亲自到领事团协商，希望向外商银行贷款渡过难关。他又向汇丰、德华两家银行建议，以上海分行行址和苏州河堆栈，以及收押的道契作为抵押，商借透支。银行团既为挽救在沪外国企业的厄运，也为进一步浸透中国金融市场，慨然应诺。
疯狂的挤兑风潮，已在上海爆发了。急于提存和兑现的人，像着了魔似的扑向银行。这种混乱场面，持续三天，惊心动魄。官厅甚至出动军警弹压。银行职员忙得晕头转向。这简直是一场生死赌博。
太原、南京、徐州、九江、汉口、福州、张家口，以及黑龙江等地的中、交银行分行，都以上海分行马首是瞻，纷纷抗命，照常兑现。
经此惨烈一役，东部财团与北方官僚集团之间，已再无互信可言。
1916年6月，由于中、交两行停兑而触发的危机还未过去，从堂高帘远的中南海传来袁世凯病逝、黎元洪继位的惊人消息。东部的银行家们且喜且忧，喜者希望继任者能给政局带来转机，忧者担心政府在此似断似续之际又玩什么花招。
他们趁着政府大办丧事的机会，四处奔走联络，函电纷驰。经过几天密锣紧鼓的筹划，6月15日——袁世凯还未出殡——由中国银行上海方面的股东发起，联合各省商股代表组织的“中国银行股东联合会”已经挂牌成立，俨然是绅商与官方抗争的指挥部。
内阁委派徐恩源担任中国银行总裁，亦遭到银行强烈抵制。徐恩源出身官僚，惯拿鸡毛当令箭，在回银行上班时，竟随身带着三名由步军统领衙门派出的携枪保镖，招摇过市，以致惹动众怒，总管理处的三位高级主管，表示不屑于与这种人共事，相约辞职；连一位副总裁也挂印而去。
徐恩源自恃有财政部作后盾，既不承认股东联合会的合法地位，又扬言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璈是抗拒停兑的祸首，必须调往重庆分行，以示惩戒。股东们大为愤怒，对抗再度升级，股东们断然采取一个惊人之举，向上海地方审判厅申请将京行存上海的230万元假扣押，抵充商股股款。
银行与政府的斗法白热化，已超出了银行业的范围，影响到整个工商业。上海总商会匆匆出面调停。股东们勉强让步，撤销了假扣押申请书，但愤然表示，这完全是为了避免牵动大局，才不为已甚。上海中国银行股东联合会发表通电，字字掷地有声，就像是给政府下的一道战书：
“此次院令停止中、交两行兑现付存，无异宣告政府破产，银行倒闭，直接间接宰割天下同胞，丧尽国家元气，自此以后，财政信用一劫不复。” 第五章 还政于清段祺瑞成为新的北方领袖，他以北洋正统自居，决心把自认为代表南方的总统黎元洪逐出公府。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分裂成三大派系：直系、皖系、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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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节：大国的迷失（56）
它们都是以军队为基础的政治派系。它们并不是政党，既没有自己的政治纲领，也没有总部、分部一类组织系统，它们基本上是以籍贯划分的利益集团，靠金钱、地盘、职位、权力，以及私人感情，把一伙同乡、同族、同门、同袍的军人、官僚、政客扯到一起，抱成一团。
以地域划分势力，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
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是皖系的首领，也是最有希望继承袁世凯遗产的人，他确实具有某种异禀和卓超的才智。
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安徽与湖北一样，地理位置十分特殊。湖北地跨南北，而安徽则介于东部与北方之间。故在这两个地方，可以看到很多过渡性的文化特色。周学熙在实业界虽然一言九鼎，但他说的话，用右耳听是一口官话，用左耳听却是四夷鸟语。段祺瑞的面目也同样模糊，他杀起南方的共和派来毫不手软，但北方的帝制派搞复辟时，他又成了再造共和的伟人。
副总统黎元洪当初之所以能够和袁世凯比肩而坐，带有南北一家的象征意义。黎也是军人，但不属于北洋集团。他私下也许觉得这种身份更好，当他面对南方人时，他是北方的代表；而当他面对北方人时，又好像代表着南方的势力。
虽然人们并不承认这一点。这事实上是他能够置身于政治舞台中心的悲剧性原因之一：他刚好站在南北两大势力的夹缝之间。
对南方抱有怀疑和厌恶心理的段祺瑞，从来不掩饰对黎元洪的蔑视。以前袁正黎副，尚可勉强接受，但谁也没有想到袁世凯死得那么快，竟让南方人空手捡个热煎堆，他们便寝馈难安了。段祺瑞希望弄出些事端来，好让总统尝尝和代表十几个省区的北洋集团抗衡的滋味。
黎元洪的性格，属于外柔内刚，在面对威胁的时侯，往往忍声吞气，有“黎菩萨”的外号。就是因为这样，北洋集团才暂时容纳了他。
终于有一天，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微妙的平衡被打破了，段祺瑞下决心把黎菩萨赶出总统府。他采取了一项危险的行动，这项行动所引起一连串灾难性反应，一直持续到整个北洋集团覆灭为止。
1917年2月4日，美国公使芮恩施分别拜会了黎元洪和段祺瑞。他刚刚接到国内来的消息，美国政府已经和德皇政府绝交了。他的首要任务是说服中国“按照美国政府的建议赞同美国的行动”。与此同时，日本的公使也在马不停蹄地活动。尽管各自的用意不同，但美国和日本都很热心地要把中国拖进一场莫名其妙打了三年的欧洲战争中去。
黎元洪对此兴趣不大。他向芮恩施提出一大堆质疑：“当前战况如何？交战各方的力量对比如何？”黎元洪的忧虑并非毫无道理。中国一旦卷入这种国际争端之中，国内的政治均势就会打破，马上就会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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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节：大国的迷失（57）
与总统相反，段祺瑞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和芮恩施深入讨论了欧洲各强的军事形势，他最关心的是在战争中他将获得什么好处。“战争结束后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芮恩施含糊地回答，“对德绝交，中国就可在战后议和的桌上取得独立的地位。”
中国是一个长期自我封闭的国家，甚至当世界已经跨入20世纪以后，它依然企图保持封闭自足的超脱立场，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且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变得非常尴尬，它既不可能做一个不偏不倚的局外人，也没办法以一个自由政府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