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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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迷失- 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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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会开谈话会。”      
  但会议突然宣布选举总统,并采用记名投票方式。“各(议员)皆目瞪口呆,及至分派选票时,多有先行避席者,均被关闭议场,硬要写选举票”。 结果孙文得218票,陈炯明得三票,废票一张。孙文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下午5时,胡汉民忽然打电话给陈炯明,作吃惊状说:“想不到今日竟选出孙总裁为大总统,孙总裁也不知道有其事,如何是好?”       
  4月8日,粤军将领举行秘密会议,商量阻挠选举总统的办法。当天,由湖南首先发难,以省教育会、农会和工会名义,通电反对广州选举总统;4月10日,湘军将领通电指责选举为非法行为,敦促孙文严辞拒绝。13日,湖南省议会也通电反对。在广东省政府中,持异议者也大有人在。      
  在一片反对声中,孙文毫不动摇。他沉着地回答:“此次军政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但予观察现在大势,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这是孙文第一次公开对“护法”这面旗帜提出怀疑。      
  为了换取陈炯明的支持,孙文表示愿意支持联省自治。他在一次政务会议上,提出了组织联省自治政府的议案,并获得通过,会后分电湘、滇、赣、川各省,承认联省自治“实为目前救国切要之图”。 孙文的就职宣言,也写得义正辞严,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今欲解决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订省宪法,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份权于各县。”       
  后来的史家恒称孙文并非赞成联省自治,而是以县自治对抗联省自治。然孙文就职后不久,国民党的一批高层领导——吴敬恒、汪精卫、王伯群、居正、覃振、张继——即发表联衔通电,解释孙文的主张,明确指出:“近闻各省颇有联省自治之议,各省有鉴于中央集权之弊,为此对症发药,挽回危局,意甚善也……我西南扶持正义,亦既有年,尤当本民治之精神,为有系统之联合。行远自迩,则变乱纷争之局,不难速定,即始之怀疑于联省自治之议者,亦当废然思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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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大国的迷失(33)        
  孙文不赞成联治是真的,但他一再表态支持联治也是真的。陈炯明并没有被孙文的表态打动。在利用合法与非法问题阻止孙文失效之后,陈炯明直截了当地建议,孙文最好暂不就职,即便就职,也可以大总统名义赴欧美各国作政治活动,不必留在国内。孙文费尽周折才当上总统,就是为了要在国内革命,怎么可能“流放”海外?他向陈炯明保证,一旦当选总统,立即出师北伐,即使失败了,也不返回广东,广东就完全交给陈炯明。      
  5月5日,孙文终于排除一切阻碍,在惊涛骇浪之间,就任非常大总统。从此,不仅孙、陈之间的短暂蜜月宣告结束,而且南北之间也骤起战云。陈炯明与孙文分道扬镳。孙、陈分裂的症结,在于对民国政制建设的取向不同,非“革命”与“反革命”之争,乃两种政制模式之争。孙文当选总统和西征、北伐,实为一件事情的三个环节,互相紧紧相连。      
  6月,孙文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第二次粤桂战争。虽然陈炯明不愿意打,但有确凿证据表明,陆荣廷已经集结了大军,准备反攻广东。这对陈炯明的自治计划是一大威胁。      
  6月8日,陈炯明下达对桂总攻击令。粤军挟着回粤驱桂之役的余勇,士气高昂,威无复加,扫荡广西全境,竟势如破竹。士气低落的桂军望风而逃。7月8日,陆荣廷等人仓皇逃入越南。8月初,粤军进驻南宁。两广传檄而定。陈炯明主张“桂人治桂”,军民分治,乃推举广西籍的工学博士马君武为广西省长,期以“模范起信”与“联省自治”,推动两广建设。      
  孙文的内心充满了光明,过去有人预言,只有战争才能使他和陈炯明之间保持协调。看来情况确实如此。他迫不及待地催促粤军立即北伐,并要求广东政府接济军费400万元。胡汉民、汪精卫、居正、程潜四人,作为孙文的代表,到南宁和陈炯明磋商“北伐大计”。      
  陈炯明深知粤桂战争花费巨大,能动用的钱所余无几,即使竭其所能,亦只可筹到200万元。双方信使,徒劳往返,无济于事。孙文亲赴南宁,当面向陈炯明晓以大义。陈初不稍让,坚称经此战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不宜再动干戈,仍持其先定省宪,以确立民治基础;再议国宪,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的政治主张。      
  然孙文的目光是全国性的,不受一时一地的条件所限。他相信非统一全国,不足以开创一个新时代,重造一个真民国。他决心不再等待。9月初,率领大本营向广西出发,沿漓江到达桂林。这时陈炯明驻节南宁,却故意避而不见。孙文愈加痛感陈炯明已成为统一大业的障碍。      
  10月29日,孙文在梧州设大本营,一面派汪精卫回广州筹饷,一面躬亲督师,溯江北上,向桂林前进。11月,陈炯明由南宁东返广州。邓铿在孙、陈之间极力斡旋,但效果似乎不大。孙文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 这位不改江湖本色的大总统,心头一狠,把手枪交与部下,令其在陈炯明赴梧见面时,将其刺杀。 但终因陈氏不肯赴会,刺杀行动始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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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节:大国的迷失(34)        
  经过一番周折,1922年2月3日,孙文决计取道湖南,进兵北伐。但由于连年被兵,湖南方面无论是当局还是人民久已厌战,故宣布保境息民,公开拒绝北伐军假道。入湘计划于是告吹。3月26日,孙文在桂林召开会议,决定班师回粤,改道江西北伐。这时广州发生了一件凶案。      
  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国民党官史向来坚称邓铿为陈炯明所杀,然事实岂真如是?据时人记述:“(邓)公知凶手所自来,且身中要害,知不能免,急命司车者驶回省署,告陈公(炯明)暨家人亲友以后事。” 即使《陈炯明叛国史》一书,代表国民党正统官史对陈全盘否定,然亦有如下记述:“邓被刺后,抬入总司令部,曾向大众叹气言曰:‘我知参谋长地位危险,何必自己人杀自己人。’有问凶手为谁者,邓又叹气,谓:‘我认得,真不料他杀我。’”       
  用常情判断,如果邓铿认得凶手与陈炯明有关,断不会在受伤后马上返回省署(陈炯明办公的地方),又命人通知陈炯明,后来陈炯明辞职离开广州时,“邓仲元(铿)夫人及邓之介弟闻讯,赶至车站送行,陈与之谈话甚久,语及邓仲元身后时局之状况,相对泣下。” 由此可见,邓铿的亲属亦不认为陈炯明是幕后黑手,陈、邓两家还一直保持着通家之好。      
  邓案是否程璧光案的翻版?当时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驻穗美、英两国领事馆也认为,刺杀邓铿,可能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美国副领事在1922年4月4日有报告称:“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情报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系所为,另一说是国民党,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也有报告称:“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究竟谁是真凶,几十年来,官私文献滋多,各执其词;史家之论,更是众议成林。公说婆说,迄无确凿证据,以解悬疑,但邓案对孙、陈间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造成致命一击,却是不争的事实。      
  邓铿之死,成了陈炯明一生重大的转折点,也是粤军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标志着陈炯明的政治理想完全破灭了。广东注定还要乱,还要在背叛的狂潮里历尽磨难,陈炯明并无回天之力。      
  在大本营内,胡汉民、蒋介石均主张先行回师解决“陈家军”,然后北伐。4月9日,孙文令在桂各军一律返粤,潜师而行,兵临梧州,陈炯明方才惊觉。孙文派人转告陈氏: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元的军费。汪精卫、廖仲恺都劝陈炯明到梧州向孙文认错,但陈炯明认为无错可认。蒋介石命令大军由肇庆进逼三水。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遂被罢黜,内政部长、陆军部长、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四职,一夜之间,悉数褫夺。陈炯明一怒而去,独自返回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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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大国的迷失(35)        
  至此孙、陈之间的矛盾,由里及表,由暗而明,乃全面扩散。4月23日,孙文在广州总统府召开全体幕僚会议,决定行止。大本营内,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暂缓北伐,先清内患;二是立即转道北伐,避免与陈炯明直接冲突,双方仍留转圜余地。孙文赞成第二种意见,决定亲自督师北伐。      
  孙文急图北伐,与北方形势的变化,不无关系。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文与奉、皖军阀结有秘密三角同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实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问题了。      
  岂料直奉开战,仅及一周,不争气的奉军便被直军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顿成泡影。然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      
  5月9日,孙文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鞠躬下台。由于孙文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相约与徐世昌同时下野。故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辞职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的曙光,终于出现。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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