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艾森豪威尔的临时决定影响最大的人——考特尼·霍奇斯——并未因为极度失望而动摇自己的决心。他决心尽快把桥头堡推向更远的地方。在他看来，事情进展得太慢了。此外，行将崩塌的大桥本身也让他担忧不已。幸运的是，位于北边约五百码处的贝利桥已于3月10日清晨建成；不仅如此，位于南面一英里处的沉重的浮桥当晚也许就可以通行了；同时，很多渡船也在往右岸运送弹药和燃料，并且往回运载伤员。其中最快的是装有两部舷外发动机的木筏，它们只用八到十分钟就能跑完这段危险的航程。
第七章 “如果它在我面前炸毁，该怎么办呢？”（23）
第一军只有三座桥，上级答应再提供两座，但始终只停留在纸面上。然而，工兵官威廉·卡特上校却在莱茵河上飞快地架起了另外七座桥。就连霍奇斯都不知道这七座神秘的桥是从哪儿来的。原来，在安特卫普，巴顿的一个手下偷偷用粉笔在所有预制的桥梁上都写上了“第三军”的字样。但是，第一军在列日要塞军需调度站有一位“朋友”，他又仔细地把这些字都擦掉了，并把全部桥梁都调给了卡特。尽管巴顿的第三军公开吹嘘说，他们在欧洲战场上是冠军打击手，可是沉着稳重的第一军却无声地攫取了这顶桂冠。
3月10日下午，霍奇斯驱车来到雷马根，观察渡河的情况。贝利桥上的车辆刚一清空，将军的吉普车便飞快地开了过去。克雷格告诉霍奇斯，大约两万人已经进驻了桥头堡；另外，第九十九师正在过河，一天后便可以正常运作。事情看起来进行得相当顺利。第九师和第七十八师正每天推进一千码。尽管这已是布雷德利强加给他们的极限了，霍奇斯却仍然坚持要加快速度。
就在将军乘吉普车渡过莱茵河后不久，鲁登道夫大桥便被封闭了。工兵们带着沉重的器械，前来维修差点被福斯特炸成两半的桁梁。除非这条巨大的钢梁能够就地焊接起来，否则，像工兵们预言的那样，大桥很快就会坍塌。不过，这点已不再至关重要。晚上十点，第一批车辆开始通过沉重的浮桥，向东驶去。桥头堡很快便将充斥着大批的给养物资和援军。克雷格的部队正在林木茂盛的山丘上打开一条直达十英里外的高速公路的通道，要完成这项工作，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
这是一场奇特的战役。在距战场仅有数百码的地方，万籁俱静。奇怪的是，宁静却往往更加使人紧张，而向前方无名树林里挺进的决心也难以维系。
威廉·麦克柯迪少尉是刚刚被派来督促进攻的一位年轻军官，原属第九装甲师的第五十二装甲步兵营。这是他第一次担任战斗指挥工作，因此急于把事情干好。到达莱茵河右岸之后，沿河排开的高射炮手向他喊道：“后退！否则你要后悔的！”或者“美国的一切怎么样？”麦克柯迪和随他前来的增援人员回骂了几句，结果，对方骂得更凶了。可是，不知为什么，这让大家感觉好受了一些。他们向南走了几英里，来到卡施巴克村。在那里，麦克柯迪向一位名叫瓦茨的少校报了到。瓦茨高大瘦削，面带倦意。他无精打采地笑了一笑，说道：“小伙子们，现在你们不得不对战士们严厉些。半个月来，他们一直在稳定地向前，现在已经非常疲劳了。要把事情办好，你们必须付出额外的努力。”
麦克柯迪被护送到他的新排里。一位中士把他军用雨衣上那金光闪闪的饰带扯了下来。“别担心，中尉，”中士说道，“我们知道您是排长，可是，这些东西将使您成为德国狙击手的头等目标。大多数军官都把它别在领子底下，以免被人发现。”这对麦克柯迪来说很新鲜，不过却似乎很有道理。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在铁路附近设一道路障。前一天，一整个连的美军曾经尝试前往那里，但是没有成功。麦克柯迪点头同意了，但心里却在盘算：昨天一个连都没有完成的任务，今天一个排怎么能完成呢？
他带领全排下到一条小溪的河床里，然后走上了一条林间小径。突然，他看见前面有两个德国兵的尸体靠在一挺机枪附近，其中一个还保持着射击的姿势，不过另一个却仰卧在地上。他们的肤色深得异样，以至于麦克柯迪首先想到，这是蜡做的假人，放在那儿是为了吓唬像他这样的新来者。但当他走得更近一些时，却发现那真的是死尸。他的胃里顿时开始翻江倒海。然后，他想道：“这里为什么这么安静？”
直到两天后，即3月13日，艾森豪威尔才作出了决定，让霍奇斯和巴顿去解放莱茵河东岸——这个决定是消极的。他发电报给布雷德利，说不能允许霍奇斯前进超过十英里；而雷马根的桥头堡只能用来牵制德国军队远离鲁尔区和蒙哥马利。
对一位战地指挥官来说，这样一个命令非常可笑，而霍奇斯毫不犹豫地表达了这一意见。他告诉布雷德利，在蒙蒂准备向莱茵河发起进攻的漫长过程中，第一军可能会被赶出桥头堡。布雷德利深表同情，但是却说，争辩毫无用处，必须服从艾克的命令。
这样一个英勇无畏的开端，却有这样一个讽刺性的谨小慎微的结局。
第八章 “纵横字谜行动”（1）
回到意大利之后，卡尔·沃尔夫发现他的一位参谋军官、党卫队上校欧根·多尔曼上校和他一样，对未来也表示忧虑。多尔曼英俊潇洒，老练世故，尖酸刻薄。对朋友，他机智聪敏；对敌人，他凶狠恶毒。他的母亲是意大利人，因此，在意大利，他有很多社会上和知识界的关系。沃尔夫还多次同德国驻墨索里尼的新法西斯政府大使鲁道夫·拉恩讨论过这一忧虑。两年前，当拉恩还是德国驻突尼斯全权代表时，曾经帮助挽救该国的犹太居民于灭绝的边缘。
三人相信，如果德国的抵抗力量突然减弱，意大利北部的游击队便会建立一个共产党政府。他们将和西边的法国共产党人以及东面的铁托一起，形成一条宽广的布尔什维主义地带，一直延伸到欧洲南部。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安排德国部队有序地投降，这样，西方才能赶在游击队之前占领意大利北部。这次谈话之后不久，多尔曼在一次宴会上随意地说道，他对“这场该死的战争感到厌烦”；而且非常糟糕的是，没能与盟国联系上。这种不谨慎的言辞本来是会使计划失败的，但是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吉多·齐默尔，一位党卫队中级军官听到了多尔曼的话。幸运的是，他也感觉到战争已经打输了，而且，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希望制止无谓的死亡和破坏。齐默尔推断说，假如多尔曼是这么认为的，那么，沃尔夫肯定也是这种想法。
齐默尔认为，他刚好认识那个他们认为可以充当中间人的人：路易吉·帕尔里利男爵。美国纳什—凯尔文纳特公司——一个冰箱厂家——的前任代表。同时，爵士还是一位米兰工业家的女婿。齐默尔听说过一些传言，说帕尔里利曾秘密帮助一些意大利的犹太人离开该国。他请来了男爵，把多尔曼的话告诉了他。和沃尔夫一样，帕尔里利也担心共产党人会控制意大利北部，而他本人在那里有许多固定资产。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听着，齐默尔解释说，只有沃尔夫才能使这一计划最终成功，因为作为党卫队和警察的头子，*这样的密谋活动是他的工作。
在帕尔里利听来，这些都很有道理，他答应帮他们的忙。2月21日，他乘火车到瑞士的苏黎世去联系他的老朋友马克斯·胡斯曼博士，楚格尔贝格一所著名的男子学校的校长。胡斯曼很同情他们，但是并不认为盟国会参与任何与俄国敌对的谈判。尽管如此，他还是给一个朋友马克斯·魏贝尔少校打了电话。魏贝尔是一位四十四岁的职业军官，曾就读于巴塞尔和法兰克福的大学，并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他同样意识到了意大利北部的共产主义威胁。热那亚是瑞士人的首选港口，如果它被共产党控制了，他祖国的经济将遭受影响。魏贝尔知道，如果他参与密谋，并且被人发现，那么，他的职业生涯便将被葬送。但是，一项有沃尔夫参加的计划激起了他的兴趣，他答应合作——当然，不是官方的，因为这意味着违反瑞士的中立地位。
胡斯曼找不出一个比魏贝尔更理想的人选来促进他的计划了。魏贝尔是瑞士军队中的高层情报军官，他可以安排任何德国的谈判者秘密来到瑞士。他还认识艾伦·W。 杜勒斯，一个神秘人物，人们通常认为他是罗斯福在瑞士的私人代表。
1942年，杜勒斯在伯尔尼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并使用了“美国陆军部特别助理”这一含糊其辞的头衔。但是，瑞士的新闻界却不顾他的否认，坚持称他为“罗斯福的特别代表”。事实上，他既不是自己所宣称的人物，也不是自己所否认的人物。他是威廉·J。 多诺万少将的美国战略服务处在德国地区、东南欧以及法国和意大利的部分地区的代表。杜勒斯是一位长老会神父的儿子，一位美国部长的孙子，还是另一位部长的侄子。他曾在他哥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事务所里从事法律行业十五年。杜勒斯身材肥胖，态度随和，非常友善。他常穿一身粗花呢衣服，嘴里总是叼着烟斗。他看上去就像一位教授，是靠捐赠得到了一把交椅。可是，他极其热衷于收集政治情报，而且尤其喜欢偷偷从饭馆后门溜进溜出，或者是在晚宴上神秘消失。
第八章 “纵横字谜行动”（2）
在胡斯曼打电话的第二天，即2月22日，魏贝尔邀请杜勒斯和他的首席助理格罗·冯·S。 格韦尔尼茨共进晚餐，并告诉他们，他有两位朋友，非常希望同他们讨论一件双方都将很感兴趣的事情。“如果你们愿意，我将在晚饭后把他们介绍给两位。”他说道。当然，杜勒斯不能马上亲自出场，他建议由他的助理先去见见这“两位朋友”。
格韦尔尼茨举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