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生，就是未来的官员，是国家的栋梁，老是这么闹，着实堪忧。这日，徽宗、皇太子赵恒和蔡京正在殿上商议，如何打压太学里的这股逆流，内侍又递上来一个东西，是太学生邓肃进呈的政治讽刺十首。
徽宗看罢，心里有气，半晌不语。
蔡京在旁趁机奏道：“邓肃以诗讥讽朝政，还敢公然上呈，应予严处。如不杀，有人将更肆无忌惮，浮言谤语，将扰乱天下而不可收拾。”
宋代没有杀大臣的先例，更别说杀太学生。徽宗虽然觉得蔡京说得有理，但权衡再三，还是不敢开这个恶例。于是下令将邓肃除籍，遣返回乡，交给州县严加管束。
十天后，太学将邓肃开除遣返。临别的那天，李纲一直把他送到东水门外，执手洒泪而别。
几番整肃，太学里的刺头给收拾得差不多了，当局落得耳根清静。
古代的昏庸之主，有一个习惯性思维：以为人家不说了，就是问题没有了；所以他们不怕*弊政能亡国，而只怕人们发牢骚。
高压之下，太学生们的表现是两种情况：一种是花天酒地，无心向学，一天到晚去干谒权贵，为自己毕业后谋个好出路；另一种就是埋头苦读，从读书中寻求解脱。学院当局也抓紧了课程，想以沉重的学业来压制思想自由。
太学的课程，后来发展到十天一小考，每月一中考，三月一大考。考得你焦头烂额。当局还出了一些拍皇帝马屁的题目，比如《喜见黄河清》、《天下太平赋》、《鹤瑞呈祥诗》等，让学生们写诗做赋。实质上，考试教育就是精神奴役，学校里没命地举行考试，就是为了磨掉学生们的锐气……几年考下来，你就是烈马也能给驯服了。
这种吹牛文章，李纲不愿意做，即便是写些言不由衷的话，他也感到是耻辱。于是常常一下笔就离题万里，写成讽刺文章了。太学官员对李纲的这种不驯服也是大为头疼，多次讨论如何处置这个刺头：从出身看，这是一个典型的高官子弟，但从言行看，又分明是个异端分子，不向学校当局靠拢，专和闹事者同气相求，专看异端的书，专写异端文章，显然不堪造就。
有人提议，找个借口将李纲除籍算了，但大家想想，又抓不到明显的把柄。讨论来讨论去，也只有听之任之。
李纲这位“愤怒青年”，为自己的叛逆行为付出了代价，足足在太学消磨了七年大好时光。到最后，太学当局实在是烦了，恰好李纲这时也中了进士，他们才松了口气，赶紧送神。
跨出学院大门，李纲年纪已经二十九了，即便在今天，这也算是超龄学生了。
消磨了的光阴固然可惜，但这也磨练了他的意志，此后他在仕途上的所作所为，始终都有一个“叛逆太学生”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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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仕途的上升期因讲话而被贬（1）
●在仕途的上升期因讲话而被贬
一个人的仕途走得如何，往往由三个因素所决定：一是天分，二是志向，三是性格。在这三样中，李纲前两样都没有问题，尤其是“治国平天下”的志向，直接导致他后来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场惊天大戏。
值得一说的是他的性格，他敢说话，不平则鸣。这其实是一种对政治负责的态度。可是古代的皇权统治，容不下认真负责的人。你一认真，皇帝就不免要露出没穿衣服的窘态来。所以，不仅皇帝喜欢装聋作哑的人，整个机制也在淘汰着对政治认真的人。
李纲的出身与学历，足可保他高官厚禄一辈子，他只要不说话，就一切平安。可他的思路是：既然国家高薪养士，就要对得起这份俸禄。看见了国家的弊病而不说，是做臣子的最大不忠。
这种性格，在皇权政治的混沌状态下，就显得太清醒了。一般执政的君臣，都喜欢混沌（混沌了才容易做坏事），他们容不下讲真话的人。即便在同一利益集团里，爱讲真话的人也往往要被自己的同僚整肃，这就是历史上“自己人整自己人”现象的根源。因此，李纲的仕途坎坷，也就在预料之中了。
其实，徽宗一开始倒还没把李纲当外人，对他青睐有加。李纲考中了进士乙科以后，据史料记载，发榜之日，皇帝“顾问再三”，也就是关照了三次，特旨升为甲等。这大概是徽宗有照顾近臣子弟的意思。
紧接着就授予了李纲官职，让他当了承务郎、镇江教授。“承务郎”的职务相当于校书郎，是一个表示俸禄等级的衔；“教授”才是实际职务，是州学或者县学的主管官员。
此后，李纲的仕途呈缓缓上升之势，徽宗对他似乎也很满意。如果仅此而已的话，李纲在后来当一个十几年的太平宰相，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有两件事，使得他的一生注定了不平静：一是金军入侵，二是他太敢说话。
在镇江督学的两年，似乎是他仕宦生涯中最为惬意的时刻。他把老父亲接到身边奉养，沉醉于山川秀丽之中。这情形，有诗为证：“山川富佳致，足以为亲娱。”（李纲《谒告迎奉诗》）
此后的五年间，李纲的官阶不断在升，先是奉召回朝，做了“国子正”（国子监的职员），后又短暂地担任过监察御史，到政和八年，做到了太常少卿。
太常寺，是主管礼乐的国家机关；少卿是副长官。拿到现在来说，是副部级的职务。应该说，李纲只用了五年工夫，就进入了帝国中枢机构的上层。
这期间，有一次李纲与他的父亲恰巧于同一天被徽宗召见。徽宗注视李纲良久，慨叹道：“你父子同日赴朝，是士大夫的荣耀啊！”
监察御史是“言职”，也就是负责纠风、提意见的官儿。李纲担任这个职务后，接连提了几条意见，就内侍（宦官）外派的问题、宰相喜欢任用幕僚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徽宗见他说话太冲，赶紧罢了他的言职，让他干别的去了。
这是他在政坛上初试啼声，一切后面的大波澜，现在暂时还看不到苗头。可是，也许他心里有预感。在这段时间里，他在一首诗里写道：
契阔离亲宁素愿，
迂愚报国只丹心。
远游自是男儿事，
更把《离骚》细细寻。
（《吴江五首》）
像屈原那样忠诚，又像屈原那样被谗，这的确就是他未来仕途的不幸命运。
宣和元年，京师忽发大水，城西一带淹得渺漫如江湖。灾情严重，导致漕运不通。徽宗慌了，下诏令群臣献策。众人皆不敢言，惟有李纲敢说真话。
在仕途的上升期因讲话而被贬（2）
他上奏说：灾害不是没来由的，必有其发生原因；防灾虽然不易，但也必有消灾之策。李纲分析，这次水灾，是因为京西水利长年失修，致使遇雨成潦，河水溢出，灌入京城。他认为，水利失修不单是个技术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当朝大佬不思国政，只知搬运花木竹石以取悦皇上，结怨民间，因此才引来了天灾。
那么如何治灾呢？他提出，要“畏天威，固民心，守士用，严守卫。”
这篇着名的奏疏，题目叫做《论水便宜六事奏状》，当头棒喝在朝的君臣：水灾问题是个政治问题。要想救灾的话，那些劳民伤财的花石纲，能省就应该省；各地凡是受灾的，秋租应一并豁免；“水过之后，安置居民，借贷赈济，务令复业，无使失所”。总之要安抚好老百姓。
对于玩忽职守的“水官”，李纲则提出，要“诛水官之不胜任者，以正典刑。”
那时的当朝宰执，是蔡京。李纲这道奏疏一上，得罪的当然是蔡大人。徽宗的大部分意志，已被蔡大人所左右。所以李纲提的这个意见，等于一头撞在了铜墙铁壁上。
宋朝的高层政治运作，承袭的是唐制，国家大事由三省和枢密院（相当于国防部）议定，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出旨，门下省办理。中书省和门下省如果认为皇帝的旨意有不妥的，可以驳回。圣旨下后，允许侍从大臣评论得失，也允许台谏官员提出反对意见。
这种最高行政层面上的相互制约，是皇权体制为保持高度清醒的自我纠错机制，也是避免*政治蜕化为昏庸政治的一道底线。
但是在蔡京执政期间，这套法度完全被破坏。圣旨往往由蔡京亲拟，徽宗御笔抄出发下，谓之“御笔手诏”，门下省必须照此办理，否则就以违制论处。
这样一来，原来的制衡程序就成了一纸空文，蔡京的个人意志畅通无阻。即便是一个好人，在这种“无障碍政治体制”中，也会犯大错，何况是奸臣执政？
果然，李纲的论水奏疏一上，马上有御笔诏书下来，说“所论不当”，要求把李纲交吏部贬为税监。前后连贬两次，最后贬到南剑州沙县（在今福建）当税监去了。
多年以后，徽宗皇帝退位，在南行道上遇到李纲，谈起了此事，不由道出了实情：“想当时宰执中，有不喜公者。”
李纲这次崭露头角，虽遭贬责，但一时声誉满京华，人称“此为凤鸣朝阳之举”。后来钦宗皇帝即位后，召见李纲，也谈到了这事，赞赏道：“你先前的论水奏章，朕在当太子时见到，至今犹能诵忆，曾为之赋诗‘秋来一凤向南飞’之句。”
当时，老父亲李夔得知儿子被贬往边远地区，并未忧心，反而写信教诲说：“进退出处，士大夫之常，你须自爱，勿以老夫为念也。”
李纲是因直言得罪，心底无私，所以遭贬后也并没垂头丧气，赴贬所途中，心情还不错。从江南入闽，游览了武夷山，在山中乘小舟泛九曲溪，遍访山中道士，流连忘返，写了差不多五十首纪游诗。到当年的年底，才到任。
从这一批纪游诗看，他的兴致很高，治国的抱负一点未减。仔细品味，大有深意……
一夜武夷三尺雪，岩壑无声闻竹折。
云峰烟岫望都迷，玉树瑶林寒更发。
山中道士毛骨奇，劝我留宿山前斋。
轻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