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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一代歌迷的精神轨迹。换了时代，可能会相应的换了内容，但过程概莫如此。如今资讯发达了，一些鸡毛蒜皮、细枝末节正无情的填满所有人本就不大的私人空间，渐渐的已经没有人愿意发现这里多了别人、却少了自己。有人自愿整容让全世界看自己七十二变，有人爆猛料、有人以灵敏的嗅觉去发掘猛料、自然就相应的会有人充当旁观看客消费猛料。生产消费一条龙，我们迎来的是一个崭新的“娱乐时代”，最终的受益者是谁，谁又能预先知道？
如果回忆是你惟一的受益，那么“似水流年”的慨叹是否将是你惟一的结果？！2003…12…31
择日而亡
一代巨星张国荣在4月1日与喜爱他的歌迷、影迷诀别，而那一天恰好是许多心存天真的人醉心的愚人节。在最不必当真的时刻，一个事实却真切地摆在人们面前：歌声已然绝唱，笑容成为遗容。在这一天，发生这样的事或许是个巧合，但怀念张国荣的人们宁愿相信，他择日而亡是为了减轻人们突如其来的痛惜。
当然，现实社会远没有这样唯美单纯！“择日而亡的张国荣”成全了两眼放着绿光苦寻新闻的媒体，同时也成为了兴趣单一且枯竭的人们之新鲜又及时的谈资，恍惚间，仿佛是这位伟大的艺人用生命做代价为人们秀了一场最成功的表演。这“表演”不但扭转了人们对于近来有关伊拉克战争一边倒的注意力，同时也如同关注战争一样，人们的兴奋点在津津乐道中悄然发生着蜕变——从冷静自省、深刻反思到麻木不仁、袖手旁观，仅一步之遥。更绝的是，疯狂的某些人发现这是发财的绝佳商机，炸弹的爆响在蛰伏的动物耳畔如似春雷！在某些人眼中，择日而亡的张国荣留给人们的不仅仅是他的音乐及电影，还有“传奇”的情感、害人不浅的抑郁症、珍惜生命的理念——宁可跟别人过不去也别跟自己过不去等等。人们利己的想像力和跑题的创造力总是超出自知之明及自控力，所以“恨天下不乱”及“幸灾乐祸”的题外话滋生，有情可原。
艺坛失去一位巨星，艺坛照样还会随地球一样有条不紊地转下去。怀旧只是瞬间的驻足，这片刻的心情实难说清，正如一位暮年而超脱的侠客在夕阳下感叹：今晚睡前脱下的鞋，不知明天还能不能穿上。但清晨再度来临，人们一觉醒来，发现世贸双塔已与飞机俱毁、海湾又起硝烟、一代巨星张国荣真切地择日而亡，面对此情此景，有人会冷静审视生命，回首来时路。有人则坚定及时行乐醉生梦死的人生信条。看着人们左转右去，共同度过的岁月已逝去，风再起时，你要做些什么呢？2003…4…11
为2003唱一首离别歌
在2003年即将过去之前，例行公事回首这一路风景，身为过客、看客，感慨似乎比所见所闻还要多。怀旧催人老，当你想要从头整理记忆，却发觉竟然毫无头绪。其实你已经老了。这一点你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自己。面对日新月异的新生事物你茫然无措，或是为了紧跟潮流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再或是面对师长、徒弟总有种差辈儿的感觉，这都是佐证。当然，千万不要怀疑你自己有病，也不要臆度别人基因突变，因为生活并没有停止创作，只是识谱的你不会歌唱了而已。
2003年，相信人们最不愿回味的就是曾经肆虐的“非典”，但似乎歌坛的一切都与“非典”这个词有关，当然这里只取“非典型性”的字面意思，那些与抗“非典”药物并肩战斗的抗“非典”歌曲不是本文回顾的重心。
说到非典型性，就要先提一下演出市场，尤其是流行音乐的大型演出。今年的演出，场次及规模是近年来所没有的，这一点，相信收入不高自然钱包也不厚的忠实歌迷是最深有体会的。当然，这里又不得不提一下票价问题。“票价高难以消受”的怨言一直很多，但演出商的票价却一直居高不下，面对这种供需矛盾，演出商通常会拿人家外国的门票价码说事，全然不顾演出前对付一口快餐、演出后挤末班公共汽车回家的广大歌迷之生活水平。其实，演出商还有另一个切肤的隐痛他不敢明说，那就是票房收入问题。商演就是一场买卖交易，但上座率与收入好坏往往是不一致的，外人千万不要以看台上坐得满满的就等同于票全卖出去了，其实总有几成的观众手持的是赠票。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没有一场演出能用“概无赠票”死硬到底。那么演出的收入从何而来呢？如果不赚钱，演出商缘何会乐此不疲？答案就是“多少都能赚点钱，任何地方都能省点钱，”如果有商家冠名赞助，演出商心里和兜里就都踏实了。由此提醒广大看客，千万别对大小媒体演出前后宣传的天文数字感兴趣，也不要为那些太过超前的溢美的广告词所诱惑，如果你觉得看这场演出“真值”就行了。
对于京城的观众而言，今年的演出是过多过密了，但放眼全国观众，国内的流行音乐演出人均还是太少了。单就北京、上海等国际性大都市而言，如果每个周末都有一场大型演出也不为过，至少这会成为一个文化消费繁荣的标志。当然，这里首要解决的是演出性质及观众分类过于单一的问题。如果演出商只一味地靠一类或某几位歌手来撑门面赚钱，那么这一年下来，相应的固定观众的胃口和钱包恐怕也就都伤了元气，演出市场难免出现大小年的状况，根源就在于此。
纵观今年的流行音乐演出，老歌怀旧演出依旧保持着稳健的态势，社会怀旧的情绪是一方面原因，但老歌手鲜明的个人魅力及其作品的时代诚意度均不容忽视，这才是多年后还能拿出来赚钱的根本原因。由此，我们不免会对今年同期上演的歌坛新秀们担心后怕，不知有谁敢大胆预测有谁多年后还能历久不衰？歌坛新秀一味在求新求变上下功夫，连带着时下的新歌迷也染上此病，朝秦暮楚、见异思迁是必然的结果。老话讲的好：“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想拢络人心，那就看你是想当一件“衣服”，还是想做一个人！
说过演出，最终还要回到音乐创作上来。今年的歌坛依旧欠缺力作，这不是一句“打击盗版”就能敷衍了事的。创作乏力，使广大歌迷不自觉的呈现出两个“不”，一是“不为排行榜陪绑”，二是“不给原创一点情面”。歌曲排行榜的问题有其自身的原因，但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相同的原因，原创乐坛一年到头能拿得出手、或只推几位当红歌手的做法，必然会造成歌迷的逆反心理，所以在“中韩”歌手同台时才会出现“歌迷哈韩一边倒”的情形，而且这种危机，港台歌手也快事到临头了。
2003年就这么过去了，可能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少。如果你是个歌迷，你还有钱、有闲，那么你能从回忆中总结出什么样的消费经验呢？其实，总结对于明年来说，除了让自己及他人知道该少犯同样的错误，其它都是扯淡，而且千千万万不要把扯淡当成一种表演，也不要误认为你已经学会歌唱。2003…12…27
听懂陶喆！？
就如同罗大佑面对记者时常把陶喆挂在嘴边一样，陶喆在阐述其音乐理念及创作初衷时，也言必称罗大佑。抛开他们的私人感情，各自的音乐才华及作品走红程度，恐怕还不能成为彼此欣赏的基础。如果套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世俗理论，罗大佑与陶喆应该是同一类人，就像朋友或夫妻一样，可以有不同的个性，但必须有相似的审美及共同语言。由此标准来看，罗大佑与陶喆的共通点就是文人的“人文精神”、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感”，音乐人的“根源性”及艺人的“创作时代性”。如果承认罗大佑在年龄上老过陶喆，那么作为歌手的陶喆的优势又是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即“创作时代性”的进化，往雅了说就是敏锐把握了时代脉搏，别管是喜脉还是凶脉。往俗了说就是“跟得上形式”，无论形式是好是坏。
要想听懂陶喆，我们还离不开罗大佑这个坐标。首先拿人文精神来说，罗大佑关注的是民族家国，雨雪山河，而陶喆则是《太平盛世》环境里，徘徊在《爱我还是爱他》间犹豫不决，或是拿着一本《孙子兵法》却唱着“苏三离了洪桐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口心惨淡，过往的君子听我言”。罗大佑的人文沧桑属于“人文第一“的时代，懂与不懂无须解析，因为那是精神丰富过物质的时代必然的结果。如今不同了，物质的丰富占据了精神的仓库，陶喆的“风马牛不相及”更像是库存盘点，思想的表达就隐藏在拼贴的缝隙间，看似无厘头，实则道理简单直白，正如陶喆自己在阐述创作初衷时所说的：“时下的歌迷低龄化，如果再给他们听大道理未免太过沉重。”
如果单谈“社会责任感”，未免太过俗套，现在连小偷强盗都可以偷换概念大谈职业道德，更何况摆在艺人面前那么多的媒体话筒，空谈废话谁都会。罗大佑与陶喆的责任感在哪里呢？硬性指标可能就是他们都慢工出细活，出道多年专辑数量却少得可怜。数量就是金钱，数量就是曝光率，为了数量有人累得猴瘦或浮肿，有人疯了，有人自杀，这就是偶像的结果。相对而言，“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