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这首《朝中措》，深沉又流畅，深情又豪放，是写给好友刘敞（字原甫）出任扬州的送别词：
“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
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
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这大概是宋词中第一首“赠友词”，突破了五代宋初以来的红香翠软、言情题材。
宋词专家冯煦评价说，欧词足足影响了两大词人，“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即说苏轼继承了这类《朝中措 平山阑槛倚晴空》欧词的旷达从容风骨，而秦观则得其《踏莎行 候馆梅残》深情委婉的韵致。
多年后，苏轼路过扬州平山堂，为悼念九泉之下的欧阳修，也写了一首《西江月 平山堂》，词中透出的豁达乐观情怀，确实是欧阳修一脉相传：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
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
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宋史》说欧阳修的个性：“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这样的耿直张扬个性，在为人处世方面，自然做不到圆滑老练，却因热情活跃、敢言敢为，几乎与同时代的所有名人都发生过联系。我这里举两个名人：一是关系疏远的“包拯”，一是感情亲密的范仲淹。
包拯（999…1062年）， 字希仁，安徽合肥人，性格孤僻、不苟言笑，以至“无故人亲党”，但嫉恶如仇、正直敢言，官场上甚有清名。嘉佑元年（1056年），欧阳修上书皇帝赵祯，极力称赞包拯“清节美行，著自贫贱，镜言正论”，包拯由此得到重用；但没多久，他却又亲自“弹劾包拯”。
嘉佑四年（1059年）3月，赵祯任命张方平为三司使，被包拯弹劾掉。赵祯又任命宋祁，但包拯也认为不合适。赵祯见自己的两次任命人选都被包拯弹劾掉，不仅不恼，反而乐了，哈哈一笑：“得，原来啊，就你包拯这家伙，最合适！”，立刻任命他为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包拯竟然不懂得“谦虚婉辞”，丝毫不推托，满口答应。
欧阳修对包拯“逐其人而代其位”的行为十分愤怒，马上写了《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批评“拯性好刚，天姿峭直，素少学问”，直言“拯所谓牵牛蹊田而夺之牛，罚已重矣，又贪其富，不亦甚乎”，怀疑包拯品行不良，强烈呼吁赵祯不要重用包拯。
一时间，“外议哗然”。包拯也吓坏了，躲在家里，不敢上朝。
虽然赵祯不改成命，但包拯显然不想与“昔日推荐人”发生正面冲突，躲了欧阳修很长一段时间，才走马上任。后来的事实表明，包拯在这个职位上干得相当出色，“其政严明”，“人品之高，出处之正”，“足以师表后世”，连司马光都称他“刚而不复”，不愧被后世称为“包青天”。
包拯传世的诗篇只有一首：“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翰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比起 “诗词文史通才”的欧阳修来说，不仅是“素少学问”，简直就是“毫无学问”了！――这，大概也是两人谈不到一块去的缘由吧？两人年纪相仿，泛泛共事二十多年，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
而范仲淹比欧阳修大18岁，二人却一见如故、惺惺相惜，成了忘年之交。
景佑三年，范仲淹因上章批评时政，得罪宰相吕夷简，被贬饶州。刚刚进入仕途、年仅二十出头的欧阳修挺身而出，为他仗义疏言，结果也被贬了职。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也兴致昂然，积极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到庆历五年，范、韩、富等 受到排挤陷害，相继被贬，欧阳修又站出来，“慨言上书”，坚持要为范仲淹、为“庆历新政”讨个“说法”。这次又触怒了权贵，受到重罚，甚至被扔进监狱，最后被贬为滁州知州。
欧阳修到滁州后，工作之余，常常到琅琊山上的一个亭子中喝酒，饮少辄醉，自己取了个“醉翁”的名号，并给亭子起名叫“醉翁亭”。庆历六年（1046年），也就是“庆历新政”失败后的第二年，范仲淹在邓州写了《岳阳楼记》以自勉，欧阳修在滁州也写了《醉翁亭记》，与朋友遥相呼应。
但这两篇文章，风格迥异。《岳阳楼记》通篇写“忧”，“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醉翁亭记》纯是写“乐”，“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乐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其乐无穷也”。这也足见两人性格上的差异：范仲淹壮怀激烈，而欧阳修则豁达洒脱，“伤疤一好，就忘了痛”。
范仲淹去世之际，欧阳修悲痛欲绝，亲自制作了《范公神道碑》以资纪念。但在欧阳修晚年，因“濮议之争”与范仲淹儿子范纯仁政见不同，争执中产生嫌隙。范纯仁擅自删削了欧阳修视为珍宝的《范公神道碑》，更令欧阳修伤心、气恼之极。从此，两家不再来往。一段热烈而纯正的“世交友谊”，在政治风波中完全被扭曲，就这样黯然寥落、嘎然而止了。
范仲淹逝世后，欧阳修对“政治改革”也失去了热情，而将所有的热情都投放到了“文学改革”上。嘉佑二年（1057）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主持进士考试，开始改革文风，对宋初以来靡丽的文风提出批评，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在改革文风中，欧阳修以提拔贤材为己任，奖掖后进不遗余力，先后奖掖、提拔了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辄等人。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散文家，即“唐宋八大家”，宋占其六，全部出自欧阳修一门，“天下翕然师尊之”，叫人不能不嫉妒。
苏轼兄弟，本是一介布衣，经他的推誉而名动京师。欧阳修非常喜欢苏轼的文章，赞叹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仅凭直觉，他预言苏轼“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称“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并不忘记自嘲一下，“唉，再过三十年，世人将只注意苏轼而不谈论我咯！”
如此胸襟，历经千年，足以令无数“打压后辈的同行长者、相嫉相轻的文人”羞愧不已。
奉仁宗赵祯旨意，欧阳修与宋祁一起修写《新唐书》。在编史中，欧阳修也提倡简约朴素的文风。一次，他和两位朋友在街上散步，看到一匹脱缰的奔马踏死了一只狗。他提议，看谁能用最简练的词语将此事记述下来。一朋友道：“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死之”，欧阳修不满意。另一位说：“有马逸于街衢，卧犬遭之而毙”，欧阳修也嫌太罗嗦，哈哈大笑，道：“都像你们这样修史，一万卷也写不完！”两位朋友不服气了，拢袖请教：“那么，欧阳公，请你也说来听听！”欧阳修淡淡道来：“‘逸马杀犬于道’，六字足矣！”
按古时惯例，修史时只写上一个职位最高的编者，《新唐书》只需著上“欧阳修”的名字就行了。可是，他认为，宋祁职位虽低于自己，但编书“功深而日久”，自己“岂可掩其名，夺其功？”，坚持把宋祁的名字与自己并列于上，令宋祁十分感动。于是，整整二十四史，也就这一部《新唐书》，有两个著者署名。
欧阳修的文章享誉天下，但他十分谦虚，但凡遇到自己不懂的地方，仍然十分客气地向人请教。刘攽只是一个小文人，学问远远不如他，但欧阳修认为刘攽对典制掌故之类很有造诣，就写信请教“入阁起于何年”。据说刘攽接到他的信时，正在与客人喝酒，就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信，没好气地说：“我正忙着呢，明天回信！”
送信人告辞离开。但刘攽转而一想：这么好一个炫耀自己的机会，怎好错过！马上将送信人追回，当场回了信，还对着满场宾客，得意洋洋地说：“你们看看，欧九不过尔尔！文章虽然写得好，可惜不甚读书耳！”
这话传到苏轼耳朵里，他大笑起来，道：“天哪，连欧阳公都要被讥讽不读书，刘老道，你让我们这些人怎么活呀？”
“醉翁”欧阳修退休之后，隐居于颖州西湖之畔，童颜鹤发，像个老顽童，甚至又开起自己的玩笑，说自己是“一老古董”，终日混在“集古一千卷，藏书一尤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中间，岂不正合“六一”？遂另起了个名号“六一居士”，并将自己的词定名为《六一词》。
在这里，欧阳修写了十首《采桑子》，开头都是“西湖好”，可见历经大起大落的他，看自然事物仍是那么恬淡美好：
例一：
“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
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
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
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
例二：
“群芳过后西湖好，狼籍残红。
飞絮濛濛，垂柳阑干尽日风。
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
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
例三：
“画船载酒西湖好，急管繁弦。
玉盏催传，稳泛平波任醉眠。
行云却在行舟下，空水澄鲜。
俯仰留连，疑是湖中别有天。”
例四：
“天容水色西湖好，云物俱鲜。
鸥鹭闲眠，应惯寻常听管弦。
风清月白偏宜夜，一片琼田。
谁羡骖鸾，人在舟中便是仙。”
例五：
“残霞夕照西湖好，花坞苹汀。
十顷波平，野岸无人舟自横。
西南月上浮云散，轩槛凉生。
莲芰香清，水面风来酒面醒。”
这几首《采桑子》，大都即事即目，触景生情，信手拈来，不假雕琢，却处处是诗情画意，情景交融，真切动人。笔调疏淡轻快，写残春之景，却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