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已故的领导人邓小平为中国打开鸟笼的整整30周年。这只鸟从那时起开始起飞，它基本上已经离开了第三世界，正在飞向第一世界——工业大国的世界。在1964年奥运会时，朝日帝国忘记了抹去它深刻的孤立主义痕迹。而2008年奥运会时，本地区的另一帝国——中央帝国——将尽一切努力，用好客的精神来显示自己的开放态度，显示自己对于尽可能融洽地加入世界舞台的希望。如同当年的日本一样，中国的崛起也引发了躁动。
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指出，中国的起飞部分地参照了日本的模式，而且“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也已经不同程度地复制了这种模式”。尽管如此，中国的起飞还是给其他经济体带来了巨大的忧虑，这是很正常、很合理的。因为如今的中央帝国绝对不是一只普通的大雁（例如日本），也更加不同于那些苏醒不久的小雁（如城市国家新加坡或台湾岛），它是一只巨雁！这只新来的大鸟有着庞大的体形，还有它的起飞时间、它选择的起飞道路，都使得它的翱翔与以前的发展轨迹迥然不同。由于中国的出现，自20世纪后半叶建立起来的全球化变得更加不稳定了。
亚洲发展模式
20世纪60年代，人们在法国购买玩具时看到是“日本制造”的标志。后来的10年中，很快换成了“台湾制造”或“香港制造”。到90年代，又变为印尼或泰国制造。在21世纪最初几年，如同圣诞树周围摆放的那些儿童礼物一样，人们已经很难找到没有贴“中国制造”商标的玩具了！玩具生产的历史同纺织品、电子产品、以及其他许多工业产品一样，说明了20世纪后半期在亚洲各地发生的奇特的产业变迁，这种变迁使该地区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走出了不发达状态。一位名叫赤松要的日本经济学家曾用“雁行模式”来比喻上述的经济发展历程。
如同大雁组成“V”字队形飞翔一样，自从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亚洲出现了一系列的经济起飞，相互之间间隔10~20年。有时，某些经济体会成组出发。日本在50年代第一个起飞，很快就占据了“V”字队形的领头地位。它开始时也是依靠几个传统工业——那些需要聘用数量众多、价格便宜、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力的产业。到70年代，一群小雁（台湾、新加坡、香港和韩国）也焦急地加入了经济发展的长途旅行。此时，日本的产品已提高了档次，它把传统产业留给了这些后来的地区，带动了后者的经济腾飞。在东京，电子产品和汽车的生产代替了被新加坡、韩国拿走的小玩具。飞行可以继续进行下去，朝日帝国依旧占据着领头的位置，并且负责开拓新的天空：软件、医药、化妆品等。日本把老的产业不断传递给后来者，从而带动了群体的发展。在上述成功模式的启示下，从90年代开始，新的几只更为贫困的雁（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加入了飞行队伍，形成了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第三梯队。它们又从比自己先进的国家所放弃的产业中找到了起飞的契机。
通过这种集体机制，该地区在20世纪后半期掀起了连续起飞的浪潮。这些浪潮形成了世界贫穷国家工业化和社会发展的起点。每一次浪潮都在工业国家中引起过恐惧，有时还导致了激烈的贸易战。在80年代初，法国普瓦吉埃地区的海关工作人员就曾扣留过日本的录像机。90年代，在国民议会的讲台上，一位议员举起标有“菲律宾制造”的小裤衩，试图阻止它在法国市场上的泛滥。这些自然的担心在事后看来显然是过分了。
总体来说，亚洲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欧美老工业国家繁荣的障碍。相反，法国最辉煌的增长时期（1945~1973年之间的“光荣的30年”）恰恰也是日本经济开始起飞的时期（50和60年代）；90年代，法国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此时的日本也陷入困境。然而，亚洲的工业化还是迫使包括法国在内的老牌富国进行了深刻的重组。实际上，“雁行模式”的发展并不是亚洲独有的，它是近两个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全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最先进的国家会逐步放弃自己原有的老行业，转交给新的后来者，而后者在发达以后又会把自己已经掌握的东西再传给更年轻的成员。
那么，面对一只新来的大雁——中国，人们现在为什么会感到害怕呢？中国的起飞战略在许多方面与当年的日本是相似的，与该地区其他大多数国家也类似。由于这一点，有些人认为它依然属于“亚洲发展模式”。但实际上，人们惊奇地发现，前三代大雁的起飞战略还有许多极其相似之处：它们都没有采取放任自由的经济模式，而是把政府变成了真正的经济领航人；通过出口来促进增长；依靠巨大的储蓄，甚至是强迫性质的储蓄，以保证国家的财政状况；尽量保护国内市场；以及发展国民教育等。如果说中央帝国令人生畏，那是因为它与这个模式并不完全相同，它拥有辽阔的幅员，赶上了独特的起飞时间，从而彻底改变了事件的性质。中国，可不是一只寻常的大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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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带来的利益（1）
在香港，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的专家们指出，中国经济上升的故事并不是所谓的“神话”。他们认为，中国的起飞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内容，“中国不过是亚洲讲述的又一个漂亮的故事而已”。这些专家们解释说，如同该地区的其他经济体一样，中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政策。这种发展模式已经被它的邻居们重复十多次了。在保护国内市场的同时，中国开始生产一些用于出口的产品。在生产和销售这些产品时，它具有很强的价格优势，原因或者是工资特别低廉，或者通常不用缴纳社会保险，或者币值被低估——这三个优势因素经常还结合在一起。所以，它有着无与伦比的比较优势。销售的所得带来了投资和富裕，促成了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沿海各省以及港口地区的经济持续红火，众多的西方品牌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从麦当劳到家乐福，从大众汽车到宝马汽车等），这些都证明，在邓小平提出开放政策后，对外贸易有了爆炸性的增长。从1978年开始，对外出口额的年增长率是17％！差不多是年GDP增长率的两倍，要知道，中国的GDP增长率本身已经是出奇的高了。过去25年中，出口成了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也使中国的进口以几乎同样的速度递增。1978年，中国还处在自给自足中：出口很少，进口也很少。25年之后，它完全成了开放的经济体：产品遍及世界各地，本国的商店里也充满了各种外国产品。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出口额只占其GDP的，现在则是22％！
不过，在美国的投资银行家们眼中，如果按亚太地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在这方面的成绩并不特别惊人。在起飞的前30年中（从1970到2000年），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增加了4倍，从1％增长到4％。日本在起飞初期（1955~1985年）也达到同样的速度，东南亚的一些小国也一样（从1965到1995年之间）。目前，中国的出口额占其GDP的五分之一。而在同一发展阶段，日本和上述几个东南亚国家的出口额则超过了自身GDP的四分之一！因此，美国银行界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实际上还不如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开放。然而，这些分析人士在反驳别人的看法时忘记或低估了如下三个主要因素。
首先，衡量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不能只看出口额占GDP的比例。这个比例必须与国家的大小联系起来看。国家越小，与邻国的贸易自然就越多，上述的比例就越高。例如，新加坡就只有400万人口，既无石油，又无汽车制造，也没有农产品加工工业。这个城市国家从外国买能源、汽车和食品，用的钱都是靠出口（运输、金融服务等）赚来的。为了扩大港口的运作，它还做转口贸易，其总出口量最终大大超过自身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反，大国就可以在国内找到很多能满足自身需求的产品，而不用到外国购买。所以，大国的出口总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着较小的比例。中国应当与美国进行比较，而不应当与日本或东南亚国家相提并论。今天，按前述指标来计算，中国与美国几乎同样开放。如果按相应的发展程度来看，中国明显比当年的美国更为开放。
第二个被美国的投资银行家们所忽视的因素是，中国的起飞发生在全球化新阶段开始的当口——20世纪的最后20年。撒切尔主义、网络、经济自由化，以及新的技术革命给它们带来的影响，导致了世界贸易真正的爆发。日本和该地区的小“老虎”们开始起飞时，世界贸易的年增加率只有5％，到了中国进入大发展之后，世界商品贸易的年增长率已达到了10％。这股海上强风推动了中国大雁，使它更容易地展翅起飞。同时，要让它的速度比风速还快，扩大自己的市场占有率，也更为困难。但这正是中国已经做到的事情。
最后，在全球化的新阶段，国家之间已经不仅仅是商品交易，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也显著增加。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出现，在80年代还是试验性质的，从1992~1993年开始，就已完全放开。这种投资在中国的起飞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2003年开始，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任何一家西方大公司，只要没有在中国投资，就不能算是世界级的大公司。在过去20年中，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总投资达到了5；500亿美元，这真是一个纪录！外国独资或合资企业雇用的人员达2；300万：比法国全国的就业人口还多。这些企业的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额的一半，政府从这些企业那里获得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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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带来的利益（2）
在本地区所有起飞的国家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像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