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中曾经有两次被错误地关进监狱，又两次被宣告无罪释放。他花了很长时间解释哪个黑手党人物进了监狱，哪个又从监狱释放，谁杀死了谁、在什么地方以及为什么。我很快就被这些细节弄得摸不着头脑，他的谈话中包含了太多的名字。而故事的主旨却明白易见。
在20世纪80、90年代，当孟买的纺织工业走向崩溃时，许多像加利夫一样的实权派人物开始兴盛起来。管制政策与情绪激动工会的结合，给工厂主们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被逼得走投无路，于是就起用加利夫这样的人去破坏罢工，和招募临时工人进行替代。在西方他们被称为“工贼”。
印度的工人阶级
在印度那些有特权的工人阶级（那些拥有正式工作的人）背后，有着一个没有工作的庞大的劳动力大军，只要有条件他们就非常渴望进入正式部门工作。印度社会分裂的特点，使大雇主们很容易将工会离间。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工会自身不断地分裂引起许多混乱，加重了工厂内部的无纪律性。在印度几乎没有一个车间的工人是真正团结的。安培多迦尔就曾经抱怨，在20世纪30年代，那些支配着工会的左翼人物控制着纺织工厂车间，拒绝与贱民阶层一起工作。这是因为在工作中需要用唾液将线沾湿，而其他种姓的人认为贱民是不洁净的、会传染的。
被极易分裂的工人阶级腾出的政治空间大多由湿婆神军（ShivSena，即湿婆的军队）填满，这是一个右翼的印度教沙文主义政党，他们的战斗口号是“孟买是孟买人的”。46其余的政治空间则由像加利夫这样的人填充，他们虽然是讲着工人阶级的俚语，但目的是金钱和权力。纺织工业崩溃以后，工厂主们想要出售他们的土地，这些土地都是在孟买市中心的黄金区域，地价非常昂贵。孟买强大的房地产开发商阶层，需要像加利夫这样有实力、可信赖的人物去规避开这个城市土地管理和重新开发的规则网络。加利夫可以“劝说”贫民区的居民离开，于是土地可以重新开发而更加有利可图。然而在那些分间出租的宿舍里，加利夫仍然是一个工人阶级的英雄。“他们是我的人。我向他们提供免费的水、电以及医疗，因为政府什么也没给他们，”他说，“我是印度教徒、穆斯林以及所有工人阶级的朋友。”但是他进入政界是为了保护自己在更多的犯罪案件中不受牵涉吗？“穷人是无知的，但是他们遭受着巨大的痛苦，”他说。“他们需要有人在政治领域为他们说话。所有在政界的官员只是为了自己赚大钱。”
在我们下面的街道上，湿婆神庙里的钟声开始响起，已经是日落时分了。加利夫礼貌地问我能否允许他离开一会儿去做晚祷。他消失了几分钟以后，整个露台淹没在檀香的香雾之中（檀香传统上用于印度教的礼拜仪式）。我站在露台上看日落，如血的残阳慢慢滑落向孟买拥挤的地平线。那里延伸着乱七八糟的贫民窟、豪华的高层建筑，使这座城市显得混乱而充满活力。我们周围十几个清真寺的塔尖上有时会突然响起呼唤穆斯林做晚祷的声音，加入到湿婆神庙的钟声中。各种各样的声音融汇成一种奇怪的刺耳的音调，萦绕在深红色的天空中。这是一种你只能在印度找到的混合物。
“我的生命和成功都归功于湿婆的保佑，”加利夫回来时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印度我几乎没有遇到一位政治家或实权派人物不声称他是受神灵保佑的。加利夫同时也把神灵的意旨转达给他的委托人，让他们在开斋节时向当地的清真寺做慷慨捐赠——开斋节在每个斋月的最后几天；同时也要向在街道举行的象头神（Genish）游行进行捐赠。“人们需要这个，”他说。“宗教对他们很重要。”一会儿进来了两个高大、穿着西装、带着两个大公文包的人，加利夫介绍说这是他的律师。他们帮助他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做我这行的工作需要许多律师，”他说。“全都是文书工作。”
孟买刚遭遇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洪涝灾害，单天的降雨量就达947毫米。政府当局花费了几年宝贵的时间却未能使城市卫生系统升级，开始担心瘟疫流行而力求万全之策。和往常一样，媒体和社会活动家早已重视到这个问题，可政府醒悟得太晚。檀香的余香突然就被楼下小汽车喷向街道的尾气的那种工业杀虫剂的味道取代。我们一会就被烟雾吞没，不得不退回到屋内。烟雾散去后，加利夫把我带到电梯边，用印度传统的告别礼——双手合十和我道别。“这是一件乐事和一种荣幸。愿湿婆保佑你，”电梯门正在关上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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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党（1）
这是我第二次与拉鲁会面，而且我有点紧张。几年前，我第一次采访他以后曾经写了一篇公开批判拉鲁的文章。当时是晚上，他正和一大批亲信坐在花园里。和他们开着善意的玩笑，引起了阵阵笑声，而我写道：“空气中毫无疑问飘着一种大麻的味道。”47我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因为这种气味很难被混淆，而且陪我去的人也赞同我的看法。但是拉鲁并没有善意地对待它。48他告诉当地媒体以及那些在意听他讲话的人们，说那名西方记者是在公开诽谤他，“他们是婆罗门的同盟，”他声称。
然而这次，进入拉鲁的院子显得颇为困难，尽管不是因为我先前的那篇文章。他的住所被好几百呼喊着口号的人包围了。那是一个冬天的傍晚，空气里弥漫着浓雾。由于怕撞到人，我们的车不得不缓缓蠕动。很难听清楚他们口中正在喊叫什么。我发现拉鲁被包围在重重的麦克风和照相机中间，他正在花园里召开记者招待会。他一解散了他们，就把我接到他和妻子坐的阳台上的火炉边。拉鲁躺卧在一把藤条椅上，用一条毯子盖到肩部，偶尔把手伸到火炉上方取暖。拉伯莉？德维给我们端来柠檬茶和比哈尔糖果。我问拉鲁在过去的十五年中，他为比哈尔做出了什么样的业绩。“我们最大的两个成就是社会公平以及共生和谐，”他说，“我们给了被压迫的人们勇气。达利特现在可以将他们的头昂起来。他们现在不再被婆罗门和地主压迫。而穆斯林也是安全的。我们已经击败了印度极端民族主义者。”他的这些话许多都是事实。但是比哈尔没有法治。拉鲁说：“任何人在提起比哈尔时总会谈论法律和秩序的问题，或谈论种姓暴力。那是因为我们在印度有一个高种姓人控制的媒体。即使外国人也会被这些报道蒙蔽。”然后他谈起，两年前有一名伦敦《金融时报》的记者写他在场时有人吸大麻。“那就是我，”我告诉他。“不，不，绝对不会是你，”他说，表情有点狼狈。“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你，他是，他是……”“但确实是我，”我坚持道。“噢，没关系，”他说，看起来的确很不舒服。“我相信这是一种文化的误解。这经常会发生。”我承认拉鲁的尴尬让我有种快感。由于他擅长别出心裁的攻击，而常常被印度人津津乐道。2004年全国大选时，他建议最终选票应该通过两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进行跑步比赛来决定，他们分别是拉鲁结盟的索尼娅？甘地，即五十九岁的有着意大利血统的拉吉夫的###，和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AtalBehariVajpayee），七十多岁的印度民族主义总理。当时瓦杰帕伊的双膝刚动过手术，行走都很困难，更不用说赛跑。但连瓦杰帕伊先生的朋友都为拉鲁的玩笑感到好笑。
我问拉鲁，他住所外面嘈杂的人群是怎么回事。“他们是我的人，他们在呼喊支持我的口号，”他说。这些聚集的群众原来都是为拉鲁的政党在即将来临的选举中拉票的热心人。“当我开车经过人群的时候，”他对着那些在院子里面兴高采烈的人说，“我把车窗帘拉下来，这样可以不用看到他们的脸。”然后接下来的采访从逗趣变成了杂耍。拉鲁坚持带我参观他的庭院，他已经将其改造为饲养宠物的动物园，其中有近两百头牛，还有两匹白色的阿拉伯马。拉鲁说上世纪90年代末，当他在监狱里的时候，他看到亚达夫最敬爱的克利须那神的幻像，神告诉他要成为素食主义者并且对牛要友善。从那以后拉鲁就遵照他的指示行事。“这听起来像你正在试图成为一名婆罗门，”我说。他没有理睬我的玩笑。拉鲁出生在比哈尔农村一个赤贫的家庭，他的童年衣衫褴褛，没有鞋穿，靠照料村里的牲畜为生。现在他的九个孩子都在英语学校接受教育。他的一个女儿生活在新加坡，并嫁给了当地软件业的一名高级执行官。我们已经站在牛栏里面，拉鲁向我介绍他最喜欢的牛，每头牛都有名字。有许多专职仆人负责照料这些牛。“这是我最喜欢的，”拉鲁钟爱地拍着一头牛的头说。然后他把两只手都放在牛的前面，说：“这只手代表拉鲁，这只代表拉姆？维拉斯？巴世旺（RamVilasPaswan，拉鲁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当拉鲁把代表巴世旺的手举起时，牛一动不动，但是一会儿过后罕见的事情发生了，当他把另一只手即代表他自己的那只手举起时，牛慢慢地但是用力地点了点头。我试图找看是否有仆人在扯牛的尾巴或是在拉绳子，但是没有。这个表演是真实的，它一定花费了拉鲁好个几小时的时间去训练。
印度政党（2）
几个月以后，拉鲁的政党被从比哈尔的办公室里驱逐了出来，但在多党联合的国家政府中仍然保持着重要地位，而拉鲁也仍然是铁道部长。许多人将2005年的选举结果看成在拉鲁及其亲信15年的混乱统治后“为争取良好的管理”而进行的投票。但是，将拉鲁击败的低种姓和高种姓的联盟，又以与拉鲁的政党类似的方式联合在一起，而且借鉴他用过的种姓身份的手段来吸引选民。它由前铁道部长尼提什？库马尔（NitishKumar）领导，他是另一个低种姓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