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寺》使李连杰成为幸运儿，他成为继李小龙、成龙之后的又一颗闪亮的中国功夫明星。
人们对李连杰版《少林寺》情有独钟，一是看到了一种真正的娱乐化的电影，而另一方面就是李连杰不着表演痕迹的武打真功夫，加之神秘的寺院古塔，清丽怡人的风景，出神入化的武术架势，使影片已经到了想不成功都不可能的境界。
《少林寺》的放映当时轰动了全中国，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功夫热，甚至有很多的青少年去少林寺拜师学艺，更引发了青少年是否应该看武侠电影的讨论。
受《少林寺》影响的人很多，在2007年热播的军旅题材电视连续剧《士兵突击》中， 扮演男主角 “许三多”的王宝强就是其中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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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让陈爱莲哭湿了三块手绢
1982年12月30日，在《大众电影》编辑部放映厅，20多位来自医疗、文艺、体育界的人士聚集在一起，观摩了这部即将上映的影片。应邀参加观摩的，有舞蹈家陈爱莲，还有当时国家女排的主教练袁伟民等人。昏暗的放映厅里，唏嘘声一片。陈爱莲哭湿了三块手绢，袁伟民这个“硬汉”也忍不住掉了泪。
有一次在医学院放专场，大家在看的时候就喊起了口号，泪眼模糊地呼喊：“我们就是这样的啊！”
这部感人至深的影片，就是《人到中年》。
小说的主人公陆文婷是一名眼科医生，一个普通的住院大夫。她不但医术精湛，而且人格高尚。她超负荷地工作，却拿着很低的待遇。一家四口挤在一间狭小的陋室里，家里没有一件好家具，生活过得十分清寒。丈夫傅家杰从事金属力学研究，因为住房狭小，不得不搬到研究所去住。
就在这样困窘的生存条件下，陆文婷仍然任劳任怨地工作着。虽然也因为无暇照顾丈夫和孩子，心中充满歉疚。在20多年的工作中，她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到了病人身上。最后，她累倒在手术台旁。
1983年3月2日，邓小平看了电影《人到中年》后，说：“我们现在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太少，另一方面有些地方中青年知识分子很难起作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包括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问题，要下决心解决。《人到中年》这部电影值得一看，主要是教育我们这些老同志的。看看，对我们这些人有好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页）
1982年还有一部影片引发了社会关注。根据张贤亮小说改编、由谢晋导演的影片《牧马人》上映后，在社会上引起反响。许灵均是个右派，被发配到了大西北，当上了牧马人，孤独、耻辱、悲观、绝望，几乎走上了自绝之路。然而纯朴的牧工不歧视他，更重要的是他遇到了四川逃荒女李秀芝，一对苦命男女相濡以沫。改革开放后，许灵均经商的父亲从美国回来，为弥补愧疚，执意要把儿子带到美国，继承事业。许灵均难舍汗水浸渍的土地、患难与共的牧友和血肉相连的妻子。影片的最后，天苍苍，野茫茫，丈夫、妻子和儿子，越走越近，拥抱在一起……
电影里有些观点，比如“狗不嫌家贫，子不嫌娘丑”，“娘打子，委屈，也该”，当时并没有太多异议；倒是许灵均应不应该出国，引起了社会争议。上海《青年报》当时刊登了读者来信《许灵均为什么不出国？》，就许灵均是“出国去价值大还是留下价值大”展开讨论。一些人提出，出不出国，并不是爱不爱国的唯一标志。这一讨论涉及的话题，已超出了影片本身。
《血疑》里的山口百惠成为超级偶像
1982年，随着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的播放，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一起，成为当时许多人最喜欢的明星。幸子身世之谜，大岛茂深沉的父爱，光夫执著不悔的爱情……沉重的故事却浸染了爱情的曼妙和轻盈，主人公成为中国的超级偶像。
当时，满大街“幸子衫”，“幸子头”、“光夫衫”、“大岛茂包”不仅让个体户赚个钵满盆满，也让中国大众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名人效应”。
“我是一片即将飘零的枯叶，但我并不孤单，并不失意，面对着日夜依附的大树，我放声歌唱。生命原本就是美丽的，何必在意是否短暂。”
《血疑》中这些感人的台词，为人们传诵。该剧成为80年代千家万户的偶像剧，黑白电视时代最动人的爱情故事。
1984年11月23日，上海《青年报》刊登共青中学三位青年教师呼吁《中学生“幸子”式的早恋现象值得注意》。该文后来在日本引起注意，《朝日新闻》刊登共同社题为《百惠之恋的论争》予以报道。
日本电视连续剧的风头，有增无减。1983年，《阿信》打动了中国。该剧讲述了日本著名的百货连锁企业八百伴创始人艰苦创业的过程，她从最底层做起，历尽艰辛坎坷，终于收获了人生的金黄。其中的阿信语录，感动了许多中国人：
“要自己受伤，才能体会别人的痛楚。”
“就算跌到谷底，再爬起就行了。”
“人一旦过惯了富裕的生活，也许就永远不会了解什么是幸福。”
《跟我学》：外语热中国
从1982年初开始，每星期二、四、六下午6点20分，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打开电视机的中国观众，都会听到《跟我学》熟悉的片头曲。
此时，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教学片《跟我学》，正在世界各国进行推广。曾经担任法语版节目主持人的凯瑟琳·弗劳尔（Katherine Flower），这一次又成为中文版《跟我学》节目的主持人，与中央电视台开展合作。
在中国工作期间，凯瑟琳为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花克琳。她的姓氏“Flower”在中文中是“花”的意思。
当时担任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主任的胡文仲老师受中央电视台邀请，与花克琳搭档，共同主持《跟我学》节目。
据胡文仲回忆：“跟我学”播出以后，第二天早上我到对面饭馆喝豆浆，就有很多人的眼光就跟着你走，我当时非常奇怪，说怎么回事，忽然想起来，是昨天开播了“跟我学”那个节目，你看它就是这么快的影响。
在电视还不十分普及的年代，很多人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外国人说英语。
《跟我学》播出后不久，新加坡《New Nation》杂志上称：在中国，目前最知名的，也很可能是80年代最知名的外国人，不是世界性领导人，不是超级体育明星，也不是热情奔放的艺术家，而是一个说话慢条斯理的红头发伦敦姑娘。
据花克琳回忆：在昆明，我曾经拦下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子，问她怎样去一个地方，那个女子说：你先左转、再右转、然后……我说，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但那女子说，不，不，那不是去那里的路，刚才我说的只是你们在节目中的一段课文。她只不过是在练习她的英文罢了，我遇到的人都在练习英文，或者就简单地和我打招呼，我学到的第一句中文，就是从街上遇到的那些人那儿——你好，老师。
80年代初中国街头出现的外国人，就像难得一见的西洋景一样吸引着国人的目光。普通老百姓从街头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身上，获得“开放”的直观印象。
花克琳回忆：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他们站在街道上，看着我，甚至过来摸我，向我问好。我用蹩脚的中文和他们说话，他们看着我，说自己不会英文，我告诉他们，我说的是中文呀。
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中，语言成为与外界交流不可缺少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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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胡耀邦支持报道三张弃权票
1982年，三张弃权票，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民主进程。
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在表决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第一次出现了３位代表投弃权票的现象。
新华社记者李尚志要求对此如实报道，他认为这能反映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同时也尊重新闻的真实性，但大会秘书组同志有些担心和反对。
与会的邓小平、胡耀邦、###得知后，对记者的做法表示赞同。
事件的亲历者李尚志，曾在《时代潮》2003年第2期上撰文《全国人代会第一次弃权票的“新闻风波”》，回忆了这段难忘的经历——
“嗬，新闻记者在舌战群儒哩！”当我们正和会务组同志争论不休时，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秘书长###从大会主席台上来到这里。他笑问道：“你们在讨论什么事情？可以说给我听听吗？”
“记者觉得3张弃权票可以写入大会消息稿中去，我们觉得这样写欠妥当。”一位副秘书长笑着回答，并把他们不同意写的理由述说了一遍。
“新闻记者同志，你主张写进消息的理由是什么呀？”###同志问我。
这时，大会副秘书长、新华社社长曾涛也来到会务办公室，他在听我陈述意见时一直笑着频频点头。
“记者的理由是很充分啊。”###笑着问曾涛：“你的意见如何？”
“我作为他们的社长，当然赞同和支持记者的意见。”曾涛毫不含糊地回答。
“哈，两种意见都有道理。我看这样吧，小平、耀邦同志都在休息室里，咱们还是去请他们裁决吧。”###同志说。
我们来到另一间休息室，向邓小平、胡耀邦同志汇报了情况。胡耀邦爽快地说：“记者的意见好嘛，我看3票弃权可以写入新闻报道中去！”小平同志也笑着点头。
一场“新闻风波”就这样解决了。
出了休息室，我立即动手在消息稿中恢复了3票弃权的内容。
第二天——1982年12月5日，全国各报均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新宪法的消息，这条消息中有这样一段报道：
下午5时45分，大会执行主席习仲勋宣布：根据总监票人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