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高级装饰板镶嵌在四壁和天花板上，整洁的方桌和考究的坐椅井井排列，可调节的灯光，轻曼地洒在明净的水磨石地板上，给餐厅披上了一层温馨的色彩。这里的新鲜玩意儿真不少：顾客洗完手，水池上就是一个小小的热风机，不到1分钟就可把手烘干；开票的服务员使用一台电子计算机，又快又准；取货处，顾客所要的食品都放在一个托盘里，端起来很方便；冷饮的杯子、小勺、吸管都是一次性的。”
他还注意到，在餐厅的入口处，设有烟酒食品柜台和取饭菜柜台。柜台上方挂有饭菜的品种和价目牌，如汉堡包、热狗、三明治、西式盖浇饭等，顾客按牌点菜后可以在柜台自取饭菜。
1984年春，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配合旅游事业开发的需要，北京市政府找到有80年历史的义利食品厂，要求他们在这方面带个头，让人们能吃到干净、营养好、合乎口味的快餐食品。“临危受命”，义利食品厂迅速派人考察了西欧一些国家以及日本、香港等地，最后决定与香港冯秉芬饮食服务公司合作，在北京开办一家西式快餐厅。
有意思的是，当时洋快餐的引进还激发了一些观念冲突，从街头巷尾到正式的会议场合，人们认真地讨论着：西餐是否合乎中国人的口味？20多元的价位是不是贵了点儿？中西式结合是否利于快餐的发展？
为了说服对方，当时义利快餐厅的经营者甚至搬出了文艺界要百花齐放的方针，来证明饮食上也可以多品种经营。
长城饭店只有窗外的尘土是中国货
1984年6月20日，北京首家中外合资五星级饭店——长城饭店开业。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4年6月6日报道，耸立在北京市郊的长城饭店是一座富丽堂皇的20层高楼，乍看上去，它好像与周围的环境不大协调。长城饭店是令人瞠目的暴发户生活方式的象征，是西方物质主义时尚的一个实例。“在这里，只有窗外的尘土是中国货。”
长城饭店开业历程，记录的是中国旅游业在改革开放中艰难起步的历史。
之前，国家旅游总局和中国国际旅行社北京分社的代表，与美国伊沈发展有限公司的代表就在北京合作建造和经营旅游饭店事宜进行了初次接触。
经过5次艰苦的谈判，双方正式签订合同，共同投资7200万美元，在北京建造一座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83000平方米，约1000间客房，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高档旅游饭店。中方占全部股份的51％，伊沈公司占49％。
他们为即将建造的饭店取名“长城饭店”。
鉴于当时的经济环境及条件，尤其是在国家全部外汇储备仅8亿美元，投资7000多万美元建造如此豪华饭店有无必要的争论，一时间沸沸扬扬。
当投资双方决定从英国北欧银行贷款的时候，竟没有一家国内银行给予信用担保。因采用玻璃幕墙的建筑风格，被人指责为不中不洋。原订于1980年11月8日举行的开工典礼因种种原因推迟了。
1980年11月14日，国家旅游总局在向国务院转呈北京市旅游局《关于长城饭店建造标准的说明和请求批准开工的紧急报告》中强调：“无论从经济上或政治上考虑，长城饭店都不宜再拖，应迅速动工。”对此，万里副总理批示：“如有施工力量，国内投资可搞，要搞就要如期如质完成，不得停停打打，请再议后下决心”，谷牧副总理批示：“我主张继续干”。至此，长城饭店从立项到开工建设，共有8位副总理先后做出重要指示或批示。
1981年3月10日，长城饭店正式开工建设。
1985年3月18日，美国喜来登饭店管理集团受聘全面接管长城饭店，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长城饭店成为我国最早引进西方酒店管理方法和经验的大型饭店。
喜来登的到来，给还在旧经济体制下新生的长城饭店带来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管理和销售理念。（马建国、程婷：《北京长城饭店20年发展回眸》，2004年6月18日《中国旅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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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著名的口号，在1984年经邓小平首肯后，成为当年最响亮的口号，也是当年最能体现改革开放精神的口号。
这一口号的提出者，是时任蛇口管委会主任的袁庚。
其实早在1982年，这句口号就已经见诸报端。1982年12月22日的《深圳特区报》头版，一篇题为《从南山到大鹏湾》这样写到：
1982年深秋，全国各省市外贸代表团来深圳参观，在蛇口工业区，袁庚谈了这么一件小事：一个财会人员收到一张支票往抽屉里一锁就下班回家去了，而在香港，人家则是赶忙往银行跑，连夜存入自己的账户。须知一夜的利息就是成百上千，可见时间就是金钱，在蛇口工业区入口处有一块高大的标语牌，北京市的一位代表大声念道：“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人人有事管，事事有人管。”许多人掏出小本本把这几句话记下来，他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说，这就是蛇口精神，也是特区建设的写照，令人耳目一新。
这句口号真正流行，是在1984年之后。
袁庚回忆说，1978年10月，他到香港为招商局办理一栋大楼的购买手续，“和香港老板约在周五下午2时在一律师楼交付买楼的2000万港币定金，招商局的人带着支票到了律师楼，卖楼方亦来了，楼下有几辆汽车停在那里，汽车的发动机都没有熄，一上楼，大家马上办手续，交钱、签字，对方拿着支票就走了，原来他们为了赶在周五下午3时之前把支票存进银行，2000万元的支票按当时浮动利息14厘计算，3天就是几万元的利息收入。否则拖至下周一再存进银行，就会损失几万元”。“时间就是金钱，这是我在香港上的第一课”，袁庚说。
谈到“效率就是生命”，袁庚说，“这个更厉害。我们有两个修船厂，别人同样的修船厂，船一来，需要多少钢铁马上计算好，什么东西好像两下子就搞好，一拍手好像就能收到钱。而我们的修船厂敲敲打打，什么时候修好根本不清楚。这种效率怎么和人家比？当时国企职工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效率观念。”
其实这句口号还有后两句，袁庚称当时很胆怯未敢说出来，但口头传达了下去，就是“安全就是法律，顾客就是皇帝”。
口号提出来后，袁庚感受到了外部强大的压力，他开始就这个问题求教一些领导和专家，希望得到正面支持。1983年下半年，袁庚在与谷牧副总理谈起这个口号时说：“我是准备带‘帽子’的，有人说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谷牧笑而不答。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视察蛇口。在“海上世界”游船上，袁庚斗胆向邓小平提起这个敏感的话题。邓小平随之作了肯定的答复：“对”。袁庚总算吃了一颗定心丸。
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在与中央领导谈话时，有这样一段寓意深刻的话：“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利，500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做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得到小平同志的肯定和赞许，“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从此传遍中华大地，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和行为准则，被誉为“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2008年3月3日《深圳特区报》）
1984年国庆，首都北京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深圳有两辆彩车参加了游行，蛇口工业区彩车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从天安门广场响遍大江南北，成为全国人民务实创新搞改革，争分夺秒图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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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伤透国人心，教练收到刀片、气枪和子弹（1）
1985年，我们的生活终于“与国际接轨”——中国第一次球迷闹事。
5月19日的那场比赛，刺痛的不仅是球迷。它击碎的，是国人的信心。
曾雪麟执教的中国国家足球队再次出征世界杯。当时的中国队是亚洲杯亚军，队员拥有贾秀全、李华筠、古广明、柳海光等亚洲级球星。李华筠更是与荷兰新星范·巴斯藤等一道被国际足联评为世界“六大希望之星”，球迷更喜欢叫他的外号——“海豹”。
5月19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天气晴朗，气温26摄氏度。
这天晚上，是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中国队将迎战香港队，只要平局，就能出线。京城各大报纸纷纷开始预测比分，《足球》报的头版刊登了一篇名为《竹密难堵流水过》的文章，文章认为，“中国队应该赢香港队两球以上”。人们也热衷于猜测这场比赛的比分。大家预测这场球都是2∶0，3∶0，香港根本进不了球，买票就是来这儿度一个很快乐的晚上就完了，都是这种心态。
许多球迷想的是，这个球踢完了，上哪儿去游行，最后上哪儿去喝酒，最后上哪儿去庆祝。
因为中国球迷等得太苦了。
三年前的1982年，刚刚重返国际足联的中国足球队第一次冲击世界杯。因为沙特队0∶5输给新西兰，一只脚已经跨进世界杯决赛圈的中国队又被拉了回来，同新西兰的加赛，中国队1∶2落败，失去出线机会，与世界杯擦肩而过。
这一次稳操胜券，不能再错过了。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向你现场直播第十六届世界杯亚洲区小组赛第四小组，中国队主场迎战香港队。场上身穿白色球衣的是中国队。”这是当天的央视直播开场白。
上半场开场仅仅13分钟，香港队先入一球。
18分钟以后，中国队队员李辉在门前抓住一次补射的机会，将比分掰平。
央视的解说很有激情：“中国队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