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停靠在黄浦江边的外国轮船，货舱里不是茶叶就是蚕丝。
至于“人和”，那是一门更大的综合性学问了，除了商场的种种技巧，还包括了传统的豪门联姻和借助官力，这是只有张颂贤个人才明白的超级智慧，是他对“天时”、“地利”的清醒把握和综合利用。关于这一点，后人在他经营盐业的过程中可以看得更明白些。
有了这三条，“小黄狗”就长成了“大象”。
现在从上海西区驱车向西，只要两个小时就可到达那个诱人的小镇——南浔。这个地方方圆不过百里，老城区依旧粉墙黛瓦，河道纵横。镇上现在也只不过四万人，解放初只有一万二千人，在一百年多前的张颂贤时代，恐怕固定人口不会超过五千人。但就是这个弹丸之地，因为有了小小的、白白的蚕宝宝而变得不同凡响，每年源源不断地向世界输出着中国最好的生丝。
这在南浔而言，使小镇成了中国最富的一个小镇；这对上海来说，使上海在当时通商的五口当中，成为其中最富活力的一个城市。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南浔，是中国近代水上丝绸之路的源头。
％半个江南都吃张家盐公堂的盐
关于张家老太爷张颂贤，著名状元实业家张謇在1896年写的《乌程张封公墓碣》中说他：“公仪度广颡丰颐，声若巨钟，饮食兴止有常节，独居危坐，竟日无怠容。言行守慈俭，践然诺，应事敏而无机心，亦诙啁而不触人之隐”。几句话，把一个神完气定、仪表堂堂、举措有方的智者形象勾勒出来了。还说：“浙人尤喜道公纲纪斡盐之善。”说明他在浙江办盐的成果是得到了大家的公认的。
1。从湖州南浔闯进上海滩的“大象”（3）
张颂贤三十来岁的时候，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横扫浙江，各地官府一片混乱，“小乱住城，大乱居乡”，大家望风而逃，作为历代官府所依为赋税重课的盐官，也逃得无影无踪。
这下可解放了盐民，私盐得以产运销旺盛，也不用交税了，而原先拥有官府特许专利的、有营业执照的盐商就失去了黄金饭碗，拿着“盐票”（经营盐数量的凭证）也没用了。于是，杭州城内小粉墙一带的大盐商朱恒源，就急于将手中的10万“盐票”脱手。当时路人皆视“盐票”为废纸，以为大清王朝气数已尽，将来就是太平军的天下了。恰恰张颂贤独具慧眼，他认为食盐乃生民之日常必需品，历来是国家专营而私民不可为，眼前的混乱是暂时的，即使是太平军坐了天下，也要将私盐收为公办的，“盐票”目前不值钱，而将来必定大有可为。于是把朱家的10万盐票全部“吃进”，使张家于丝业之外，又诞生了一个张恒源盐号。10
那时的规矩是，沿海“煮海为盐”的盐民只有生产权，而没有经营权，也没有运输权，只有获得了盐票的盐商才能到盐场收购，之后从事运输和销售。盐票是官府掌握下发的，假如盐民私卖和私自运输食盐，那就是私盐贩，手握盐票的盐商就有权力缉私捉拿。
如同做丝的生意一样，张家自己并不直接从事食盐的生产，而是低价从沿海的盐户那里一家家地收购上来，集中之后运到指定的地方，再转运到各地销售。那时无论是运盐还是卖盐，没有不发财的。张恒源盐号的总号（俗称张家盐公堂）最初设在杭州，后来迁到上海。
没过几年（1864年）太平天国果真失败，大清王朝重新恢复官盐了，“盐票”的价值一路攀升，小票值500两银，大票值1000两银，向人出租一张“小票”一年也可赚500两银子，张家的财富一夜间暴涨10倍，骤然成了浙江盐业巨头，连李鸿章的亲家江苏宜兴任家（李鸿章最小的女儿嫁宜兴任德和，任家后代称之为“九公公”、“九婆婆”）业盐，也要仰仗张家的鼻息了。所以，后来张颂贤的孙子张静江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出使法国时，想开辟一条中法之间的贸易渠道，托孙宝琦写信给上海的实业巨擘盛宣怀，求其与之沟通，孙宝琦在信中称张静江“其家世代饶于资”，即是指此。11
张颂贤的“盐票”后来还不止于此。张謇为其撰写的《墓碣》（即《乌程张封公墓碣》）中还说：“同治初年，寇乱甫平，改引额为票运，继又规复旧章，而私贩充斥，引滞课诎，商用愈病，浙西盐法大坏矣。巡抚召商集议，令愿弃引者听，弃则悉畀公。”12这就是说，在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的时候，清政府又要恢复正常的盐业秩序和税收制度了，浙江巡抚大人曾召集过一次商业巨头的会议，而张颂贤也被召集在内，这就很清楚地说明了他当时的地位和影响，此其一。不仅如此，巡抚大人还看中了他的才能，要他出来参加整顿盐务，并在会上动员各位：凡对大清“盐票” 失去信心者，全部将“盐票”让给张颂贤好了！如此一来，张颂贤有了官府的支持，更加大胆地收“盐票”了，先后共得20万引（一引为380斤盐），成为浙江最大的盐业垄断者。
至于巡抚大人为什么这么看重张颂贤，为什么动员大家把“盐票”让给张颂贤，为什么甘做他的后盾，回答这个问题，用得着张静江对他儿子张乃昌讲的一句话：“因为张家人对朝廷立了功，作为回报，官家给了盐票，从此经营盐业，就更加发财。”13
至于张家祖先究竟为朝廷立了什么功，朝廷具体给了张家多少权限，为什么他居然能调动前任安徽按察使张学醇和知府沈平章，来先后为他“总其事”14，如今已经难以详加考证了。总之张家确实是得到了官府的支持，是在有“尚方宝剑”的情况下，来从事具有垄断性质的盐业的。如何获得官府的保护伞，这是张颂贤留给后人的又一个谜。
然而光有“盐票”还只是得到了官方的许可，有了营业执照，想要真正生利，并能如数交纳盐税，就必须有效地遏止私盐泛滥。于是，他“连约诸商，变通成法，并江海、浦靖之巡为二，以分缉内地、外洋之私，并常、镇、苏、淞之廒为一，设帑引三万四千道，均于诸盐商轻课减价，以阴敌缘江并海之私。于是商利溢滋，官课以充，而公之家亦日以丰大。”（张謇《乌程张封公墓碣》）可知此张老太爷，还以刚柔并济的管理才能称雄，居然成功地“怀柔”了诸商，加强了缉私，把常州、镇江、苏州、松江等地的盐仓统一管理（这很可能就是后来民国年间的苏五属盐商公会的雏形），既保证了官府的税收，又使各地盐民、盐商获利。
1。从湖州南浔闯进上海滩的“大象”（4）
当然，他成了这一垄断性的行业中最大的得益者，营销的范围从浙江发展到江苏和安徽，除了在上海九江路大庆里设立盐务总管理处（又称“张恒源老账房”）外，还在芜湖、宣城、太仓、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宜兴、溧阳等地设立分支机构，亦称“盐公堂”（因不仅有专营盐业的各种特权，还有查缉和扣押私贩之权，故名），就使张家的家业，更加迅速地膨胀起来。
缉私盐（盐枭）之事，历来极为危险，历代朝廷都是要真刀真枪地镇压的。扬州的盐枭徐宝山，曾拥有上万人的武装，与官府抗衡多年，直到民国后才被招抚。招抚后还不老实，最后被张静江设计炸死15。浙江沿海产盐区一向也是“事故多发地段”，想必不动用枪杆子是无济于事的。那么张颂贤一个商人，何来枪杆子去对付盐枭横行呢？这真叫老天乐成人之美也，此事是他的亲家庞云钅曾帮了大忙。
张颂贤的亲家庞氏即他的二儿媳（张宝善之妻，张静江之母）的娘家，是南浔另一“大象”庞云钅曾。而庞云钅曾恰恰是商业兼营军火的特殊商人。庞云钅曾（1833~1889）字芸臬，15岁时即去当学徒，在镇上后来成为“八牛”之一的陈熙元的陈裕昌丝行干活儿，满师后已通晓经营蚕丝的经营之道，遂以小本贩运谋利开始，逐渐积累资本，也是一位从“辑里丝”起步发家的传奇式人物。他的两个儿子，就是在民国史上很有名气的庞莱臣（虚斋）和庞青城。庞云钅曾在上海经营蚕丝的过程中，结识了杭州的“红顶商人”、胡庆余堂国药号老板胡雪岩，成为莫逆之交。胡雪岩帮庞云钅曾在南浔开设庞滋德国药号，与胡庆余堂挂钩，设药栈和制药工场；而庞云钅曾则帮胡雪岩在上海做蚕丝生意，他们互相合作，互补长短，极为相投。胡雪岩有官方支持，是左宗棠的得力助手，胆子比庞家大得多。
胡雪岩在结识左宗棠之后，曾受左宗棠之托，向洋商购买军火，以镇压农民起义以及出征新疆。胡就转托庞云钅曾在沪与洋人联系，从洋行进口军火。庞云钅曾做成了这笔生意，从中谋得暴利，遂又开辟了一项新的财源。在其亲家张颂贤也需要军火来缉私盐时，于他来说，就更是一个顺水推舟、多多益善之事了。后来张家、庞家这两头南浔之“象”的后代中，竟出了两位横枪跃马打天下的人物，即张静江和庞青城，不知是否与当初家族生意中的火药味有关。
据张宝善的孙子，如今已经102岁了的张乃凤先生说，张家的缉私船上是有货真价实的洋炮的，非常神气，那是一艘炮艇，专事巡逻缉私。每年炮艇上的管带在过年时都要来张家汇报业绩，张家自然会给些赏钱。16
张颂贤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张宝庆（字质甫），国子监生，以后又捐得花翎候选郎中，可惜长年患病，二十来岁就得忆忡病，“沈绵不能治，卒年四十三”（缪荃孙《张封公家传》），竟先于其父五年而逝（1887年），未能继承和掌管家业，仅有一个儿子即张石铭（钧衡），成为“承重”家业的长房长孙。老大多病，老二自然就肩挑重担了，所以张家第二代当家人就只能是张颂贤的次子张宝善（定甫），即张静江的父亲了。
张宝善（1856~1926）成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