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张先生对古画如此精通，肯定五十岁出头了。”坐在前面的张氏夫妇心中不免好笑，他们哪里知道，张葱玉就在他们眼前，是个只有二十来岁的青年呀！当时张葱玉所达到的鉴定水平，连张大千和谭静都是防着他的，他们造的假画就怕张葱玉给看出来。谭静还雇佣了汤临泽为他临摹古画，一旦张葱玉找不到汤临泽的时候，谭静就推说回乡下去了，可是张葱玉知道这里的奥妙。
20世纪50年代，是个政治运动不断兴起的年代。乡间搞土地改革的时候，对那些家庭出身是地主，或者名下还有些土地的国家干部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坎”，弄不好就被揪回乡下批斗去了。张葱玉就面临了这样的危险，因为大家族分家的时候，肯定也分给他一部分土地的，尽管他自己并不去掌管，从来没有去收过租，都是他的账房先生许先生去操办的。他在金钱上向来马马虎虎，不认真过问，家里的漏洞就不会少了。他家的司机就曾偷盗他的图章拿到外面去卖，他也没有发现，后来被一个朋友在市场上发现了，张才去追回的。所以南浔乡下究竟有他多少地，对他来说始终是笔糊涂账。
可是到了乡下搞土地改革的时候，老百姓就来跟你算清楚了，说是张葱玉名下有一千多亩地，是个大地主，应当揪回乡下，接受批斗！南浔真的有人跑到北京去要人！
这件事引起郑振铎先生的高度重视，他明白，张葱玉只要一回到乡下就不要想回来了，各地的政治运动都是宁左勿右的，这个人才就要被毁掉了。为了保住张葱玉，他毅然动了脑筋，巧妙地把地主的“头衔”挪到张葱玉的母亲邢定老人的头上。那时邢定老人年纪已经大了，又是妇道人家，况且已经作为干部家属跟随张葱玉来到北京居住，地方政府是不会与之为难的。这样一来，张葱玉就被郑振铎“扣”在北京不放，仍旧是国家文物局的干部，可以安心工作，与家乡的土地改革无涉了 。10不仅如此，郑振铎还安排张葱玉参加了一个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组，变成土改队的干部了。
13。从公子哥儿到书画鉴定大师（8）
这件事当时是被郑振铎先生打马虎眼糊弄过去了，谁知到了“文革”期间又被捅了出来。北京文物局的造反派胃口很好，不辞劳苦地南下调查，果真查出了张葱玉在解放前名下曾有一千多亩地的记录，可见当时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的。只是因为郑振铎和张葱玉都已经在“文革”前好几年就去世了，张葱玉的母亲邢定老太太更早于他们去世，造反派才无法迫害他们。但他们还是抓住了活人出气，于是顾湄女士就倒霉了，成了“地主婆”，抄家、挨斗，备受歧视。
现在回过头去想想，在当初，郑振铎先生是冒了多大的政治风险啊！其苦心，不就是为了保住张葱玉这个人才吗？而这样的“罪行”在“文革”中，是足以置他于死地的。
南锣鼓巷北屋轶事
近几年，张葱玉的女儿张贻文写了不少关于其父亲的回忆文字，其中谈到他们在北京南锣鼓巷的生活，非常生动，展现了那个时代北京国家文化干部的生活风貌。
张葱玉1950年到北京国家文物局工作时，先住在郑振铎先生家里，吃饭也在郑先生家里。1951年全家都搬去之后，局里就把他们安顿在南锣鼓巷胡同的北屋，是一溜朝北的平房，生活条件比上海的花园洋房简直不能比。他非常热爱他的工作，热爱新中国的文物事业，每天早出晚归。除了文物工作，其他公益活动诸如兴修十三陵水库等体力劳动，他都乐意参加。国际乒乓球赛在北京开赛，他会买来全套的票，让大家轮流去看，说是只要看到中国人打败了外国人就心里高兴。
那时张家突出的特点是朋友多，这是他们家的老传统了，在上海的时候就是如此，只要是星期天，家中必定是宾客盈门，有时一拨还没走，另一拨又来了。平时晚饭后也是朋友们上门的时候，大家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有时是围绕一两件字画，有时是交流情况，有时就是谈天说地，因为张葱玉见识多广，待人又随和，大家和他在一起觉得很有趣。常来的朋友有启功、王世襄、徐邦达、夏鼐（原北京考古所所长）、周贻白（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张伯驹、张学明（张学良的弟弟）、裴文中（考古专家，邻居）、杨仁凯（辽宁博物馆馆长）、许姬传（梅兰芳的秘书）、许源来（许姬传的弟弟）、唐兰（任职故宫博物院）、谢稚柳、黄永玉、黄胄等先生，还有一些较年轻的专家如故宫的刘九庵，文物局的章敏、罗哲文，考古所的王俊明等等。黄永玉和黄胄还曾画好画，题了词送给顾湄女士。
后来还有一些喜欢文物收藏或和古代文化的首长，如党内理论家邓拓、海军司令肖劲光，也来光顾张家。肖劲光司令来的时候总是在晚上，车停在院子里。还有早期的交通部长章伯钧，也曾来讨论一些文物问题，还有几个警卫员跟着。院子里很黑，警卫员就在院子里打手电筒，照来照去，门口还有人把着，别人一律不让进去了，院里空气显得有些紧张。其实宾主们在屋子里天南海北，谈笑风生，放松得很呢。还有一位叫魏金非的广东省省长，也是文物爱好者，有便到京的时候，总要往张家走走的。11
启功先生住在黑芝麻胡同，离张家的南锣鼓巷只有几分钟的路，所以三天两头晚饭后到张家来。尤其是大冬天的晚上，人家都一家人围着火炉不出门了，而他戴上棉帽、围巾和棉手套，还是全副武装地慢慢往张家走。他说话非常幽默，常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而且声音很像少儿广播电台里讲故事的孙敬修，所以孩子们也很喜欢他。
王世襄住在芳草园，离张家较远，总是骑自行车来。王先生除了精于文物收藏和考证，还很讲究美食，能烧一手上好的菜，用料极为讲究。他常会一个人骑上自行车去北京西山，到山上采摘一种叫“二月兰”的野菜，回家烧制成美味带到张家来。有时他又有了什么美味好菜了，就请张葱玉全家去他家品尝。每年过年他总是第一个来拜年，大年初一一大早，大家都还没起床，他就在门外扯着嗓门叫“过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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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从公子哥儿到书画鉴定大师（9）
自然，当这些老朋友一旦知道他们的葱玉突然离去的消息时，感情上是无法接受的。启功和王世襄一进门就嚎啕大哭……
那时虽然经济生活比较艰苦，但大家相处得很和谐，都以国家利益为重，社会风气也比较淳朴，心情也就比较坦然。政治上虽有“三反”“五反”和“反右运动”，但张葱玉是个不问政治的文化人，上面又有郑振铎先生这个保护伞，也就安全多了。先生们合作得愉快，太太们也相得益彰。郑振铎先生的夫人高君箴女士和顾湄，以及徐邦达先生的夫人，都成了好朋友，她们之间常相过往，在一起度过了几十个“牌桌上的春秋”。
郑振铎先生的儿子郑尔康结婚时，因顾湄正患肋膜炎卧病在床，张葱玉就带了女儿前去王府饭店参加婚礼。若干年后到张葱玉的女儿结婚时（1972年），两家的男主人都早已去世了，郑夫人就带了老佣人唐妈和孙子孙女到南锣鼓巷来贺喜。从当时留下的照片看，满屋的人除了新郎官就是女性世界了，徐邦达夫人是带着儿媳妇和孙女来的。一张紫檀木八仙桌子还是当年从上海带去的（是当时张家仅剩的两件值钱的家具之一，还有一件是张葱玉的书桌，也是上好的紫檀木的，台面上还嵌有一大块暗红色带花纹的玉石，抽屉的拉手都是精美的雕花玉石。后来在天下大乱的年头家中屡遭盗窃，不得已就卖掉了。当时卖了17万元人民币，如果放到现在，真不知价值几何），铺上台布，放上几盘糖果，几碗茶水，就算是婚礼了，大家身后没有任何家具，只有一个小小的天窗高悬在天花板下面。对比张葱玉夫妇上海大东酒楼的二十几桌酒席，回家后又有茅台酒招待，真如天壤之别，而时间上只是一代人之差。历史巨变中的豪门盛衰，有时真的无法预料。
张葱玉的女儿张贻文与郑家也有一段温馨的交往，在她十岁左右读小学的时候，每星期都去郑家借小人书看。因为郑振铎先生是文化部部长，出版社出了书都要送他一本，所以他家的书房里堆满了书，其中有不少是小人书，堆在书橱的下格里。张贻文一到周末，就提上个小篮子到郑家去。她沿着皇城根到景山后街，再转到黄化门，走上约半个小时，就到文化部的宿舍大院了。她可以先坐在地板上翻看，挑出有趣好看的就放在篮子里带回去，下周来时再调换。那时就已经有《红楼梦》小人书了，给她很深的印象。她一进门，胖子哥哥（郑尔康）就会迎上来，告诉她哪些是新送来的，可以先看。
张贻文还记得改革开放之后，他们全家离开北京、移民美国时的一个插曲。当初他家从上海搬到北京时，厨房里所有的坛坛罐罐都被装进了一只巨大的缸里。到了北京后，要用什么餐具了就到那大缸里去找，总能找到合适的，所以张家的那只大缸好像聚宝盆似的，要什么有什么。其实那些餐具在张家人眼里，都是些平时家用的东西，根本不稀奇，而在别人看来，就是康熙、乾隆年间的好东西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张葱玉的子女要出国的时候，上级领导还发话下来，说是“张家人走东西不能走”，要把有文物价值的东西留在国内。其实经过十年浩劫，他们觉得家中好东西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不值钱的了。后来经过领导协商，仅仅放行了两只大些的盘子，说是给他们留作纪念的，其他“锅碗瓢勺”还是没让带走。12
在文物鉴定的岗位上鞠躬尽瘁
张葱玉原本就是一个精神贵族，对身外之物不是很上心的，只要工作得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