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也不容忽略，那就是王国维力图贯通中西学术的努力，而这正是五四精神的一个重要成分。后两点毋庸赘言，仅就第一点来说，1900—1920年代，一批西方汉学家、考古学家，如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AndersHedin）和法国的伯希和（PaulPelliot），频繁来到中国，他们虽对中国文献的钻研相对较弱，但在中国领土上积极挖掘，频繁发现各种珍贵史料，这无疑极大地启发和刺激了一批中国学者。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实际上也可看作是对外国学者工作方法和成就的直接回应：他直接吸收了西方现代史学中的实证科学方法，与中国的文献考证传统结合，这一改革使他成为促进中国史学走向科学化的关键人物。9
我们知道，中国营造学社在1930年由朱启钤创立伊始，仍沿用乾嘉治学传统，专注于对中国古典文献的考证工作。1931年梁思成加入学社，就任法式部主任，以及1932年刘敦桢到任文献部主任后，从根本上改造了学社的研究方法，开始了下面十几年的文献考证和古建筑遗物调查相结合的建筑史研究工作。梁思成在1944年完成的《中国建筑史》初稿中明确称他的成果集合了营造学社“十余年来对于文献术书及实物遗迹互相参证之研究”10，这显然与王国维在1920年代开始倡导的“二重证据法”思路一致。陈薇和赖德霖两位学者都曾撰文，认为梁思成、刘敦桢及其同仁在建筑史领域中传承了王国维的治史方法。11但究竟是梁思成及其同仁直接受到王国维的影响，还是“二重证据法”已经在193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成为大势所趋，而梁思成和刘敦桢自然地融入到这种潮流中去？我倾向于认为是后一种情况。不管怎样，我认为与其抽取中国现代史学发展中某个孤立的点，来推测它与梁思成建筑史学之间的联系，不如整理出1900—1930年代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整体脉络，来考察它与梁及其同仁的建筑史思想之间的种种可能的关系，我们或许能得到更全面、准确的认识。
第4节：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在中国史学界确实是个创举，对后人也有巨大启发，比如，傅斯年在1928—1937年的考古发掘就可看作是王国维工作的延续。但王国维在方法论更新上却没有系统论著。相形之下，胡适的理论成就更为突出。在胡适心目中，他的老师杜威就是西方科学主义、科学方法的代言人。在介绍杜威的“实验主义”时，胡适特别强调它“不是一些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而是一个“哲学方法”。胡适把这方法概括为两步：一是“历史的方法”，二是“实验的方法”。12所谓“历史的方法”，胡适在1919年的《实验主义》中解释，西方哲学界在考察历史演化上，一直沿袭黑格尔的观念，直到实用主义一派哲学家，才吸收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发展出一种新方法，叫“thegeneticmethod”，胡适译为“历史的态度”或“历史的方法”（有学者译为“发生学方法”，我认为更准确）。按胡适的说法，该方法就是“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13。tenluo
换句话说，研究历史，就如同研究生物进化过程一样，考察事物的发生原因、条件、成长过程与后果，并以此来确定其意义。那么，同是研究历史的“演化”，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和杜威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的“thegeneticmethod”区别在哪里？杜威实际上将黑格尔与达尔文“嫁接”在一起。他仍保留了黑格尔关于历史持续进步的观点，但清除了黑格尔关于历史是由某种内在意志、本质和理想驱动的目的论（teleology），转而采纳达尔文的经验主义方法。14杜威认为思想家应从追求本质、追求在智识上一劳永逸地把握历史规律，转到持续不断地关注具体事物的发生和变化，来确定它们的价值和意义。15
所谓“实验的方法”，胡适说包括三个方面：从具体事实和状况，而不是从玄虚命题入手；将一切学说、理想和知识都当作待证的假设，而不是天经地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必须用实践来检验。简言之，“历史的方法”专注于考察事物的前因后果；“实验的方法”则是指在工作过程中，“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16
胡适的“实验主义”在学术上的体现，可见之于他治哲学史的准则：对史料的仔细考证是史家的首要工作。在这方面，他认为中国清代的考据和现代西方的科学研究有相通之处，那就是一个实证的方法—“拿证据来！”17在扎实考证的基础上，胡适认为学者要做到“明变、求因、评判”。“实验主义”反映到胡适对政治问题的探讨上，就是他所谓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不要空谈抽象的概念、理论，而是“历史性”地界定问题和探求具体解决之道。不要指望通过革命“根本解决”社会问题，“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实可靠的进化”。18
胡适对方法论的重视为中国史学发展注入了新能量：一旦进化论成为方法，中国史家们就不再仅仅打浅白的生物学比方，或泛泛谈西方文明在现代的优越和超前，而是可以深入考察各文明发展的来龙去脉，以及先进或落后的原因、过程和结果，并可以相互比较，贯通中西文化。借助现代方法论，对旧有传统重新进行解释，寻找中西文化的共同点，以促成中国文化的复兴—这正是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动机。19
第5节：
胡适影响了一批中国史家，也促进了梁启超的转变。1918年底到1920年初，梁启超赴欧考察，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的凋零，恢复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回国后，他深受胡适启发，开始重视史学方法的更新。20在对待史料上，除了中国传统史学向来专注的文字史料外，他也开始强调非文字记录史料的价值，如“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和“遗下之古物”。在对后一类史料的讨论中，梁启超时常流露出对城市和建筑的兴趣。如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的“说史料”一章中，举出很多城市、建筑的例子，如埃及金字塔、意大利文艺复兴城市、北京古城和古建筑、云冈和敦煌石窟，以及各种建筑构件等。21在处理历史内容上，他开始将中国文化进行专业分类，尝试进行科学梳理。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在1923年草拟了一份百科全书式的“中国文化史目录”。他在其中一章勾勒了创立中国城市史的计划，还单设“宅居篇”，欲在其中探讨中国宅居、宫室、室内陈设、城垒井渠等课题。他还在“美术篇”中，设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和刺绣五个门类，试图构筑一个中西结合的“中国美术”体系。我们可以说，梁思成撰写中国建筑史和雕塑史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传承了其父梁启超构筑中国建筑、美术史的理想。比如，1925年梁启超赠予留学中的梁思成《营造法式》，触动他今后研究中国古建筑；还有1928年梁启超在信中，与梁思成商讨他去哈佛大学做“中国宫室史”还是“中国美术史”的计划，等等。22♀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在重视实物史料，推动中国史学发展方面，另一位杰出人物是傅斯年。傅斯年和胡适类似，鄙视空谈理论，坚持实证主义治学态度，认为所有学科的基本方法都一样—对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傅斯年与胡适也有不同：胡适主要关注文字史料，而傅斯年的研究范围扩充到各种各样的历史文物，可说是王国维的延续。他于1928年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立志要通过对实物史料的科学考察，将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等同起来，成为一种“历史科学”：“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的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23傅斯年相信史家对实物史料的科学考证，再与文献材料相对照，便能获得可靠的历史知识。他的一些警句，如“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史学便是史料学”、“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经常被后人批为片面之论。但考虑到当年的文化语境，傅斯年的夸张言论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时不管是新学还是旧学，仍沉溺于主观玄虚理论风气的激进反弹。在我看来，至少有一点，我们应当理解，如同胡适认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傅斯年认为将历史研究作为某些人主观意志驱动下的工具，来推行某种“运动”或“主义”，是不应该的：
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作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24
1928—1937年，傅斯年派遣史语所的考古小组对河南安阳殷墟进行了十五次发掘。该工程是中国考古学史上首次用现代科学方法做长期挖掘，并且殷墟又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有文字记录的考古遗址，因而意义重大。他们挖掘出来的甲骨文、器物和城市、建筑遗址，将中国的信史向上推进了数百年，在史前文化和历史文化之间作了强有力的连接，被誉为可与19世纪希腊特洛伊（Troy）古城发掘和20世纪初克里特岛克诺索斯（CreteKnossos）青铜文化遗址发现相媲美的成就。1937年抗战爆发，史语所的发掘工作中断，先是迁往昆明，后又于1940年10月搬到四川南溪李庄。这期间，傅斯年仍组织团队在云南、四川、河西走廊和关中地区进行调查发掘。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