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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9年下半年，随着卡特的总统生涯已快结束，古美谈判也日益陷入僵局，“缓和”的迹象再次变得遥远起来。美国政府中强硬派认为，最突出的问题是古巴仍然存在米格飞机及一个旅的苏军。面对美国的指责，卡斯特罗反驳时说：“我不否认在我们的国家存在苏联军人。确切地说它已存在了17年……你们称做的‘旅’，我们叫它‘第十二培训中心’……如果我屈尊来解释我们的军事设施的性质，这又涉及古巴有权力采取它认为必要的防卫措施问题！”
然而，美国却把这看成是威胁美国的新的“俄国战斗力量”，而卡斯特罗将这一新冲突称为“10月小危机”。他还指出说：“有人说历史会重演。不过，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他认为狡猾的美国政府的别有用心，旨在破坏即将在哈瓦那举行的第六次不结盟会议，这也是美国政府惯用的伎俩。
这样，古美之间的谈判再次陷入了封闭状态，而且陷入了可怕的冷战对抗中，一种十分脆弱的“缓和”景象很快破灭消失了。由此可见，两国之间的敌视将遥遥无期地继续下去。不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罗伯特·帕斯特向上司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报告时说：“既然我们进入了反卡斯特罗的新时期，谨请允许我指出：古巴是苏联傀儡的说法是虚伪的。”
由此可见，古美两国间的恩怨将继续在历史的风雨中进行下去。
在冷战中求发展（1）
1979年10月初，第六次不结盟会议在古巴哈瓦那顺利举行，出席此次会议的有数十个国家的领导人，应邀参加会议的除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外，还有莫桑比克领导人莫拉·巴歇尔、巴拿马的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格林纳达总理莫里斯·毕晓普等。总共有致力于改变国际关系秩序的94个国家和解放运动代表团。这是一次迎接新时代、迎接新历史的盛大会议，是一次使世界格局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的会议。
在这次不结盟会议上，卡斯特罗发表了重要演说，他的演说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与会者。在会上，他被选为下届不结盟运动会议主席。另外，他在讲话中猛烈揭露了美国政府的狼子之心。他还尖锐地指出说：“美帝国主义和它的新老同盟不希望在古巴举行这次会议。他们编造了可耻的谎言，说古巴将运动变作苏联的政治工具。我们过分清楚美国政府得到了古巴起草的最后文件的复印件，并掀起狂热的外交攻势，力图修改它。”
然而，不结盟内部也存在矛盾，一个是阿富汗问题，内战爆发在即：另一个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巴基斯坦边界附近集结反对派对抗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卡斯特罗积极安排阿富汗代表和巴基斯坦代表会谈，以此化解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对抗，但并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除此之外，他还建议柬埔寨代表席位保持空缺，以示抗议，而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国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在会上，卡斯特罗还猛烈抨击了南非的种族主义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他高度赞扬以今年开始的阿亚图拉·霍梅尼的###人民革命，认为伊朗的教旨主义是美国渗透的障碍。
第六次不结盟会议结束后，即1979年10月10日，卡斯特罗以不结盟主席的身份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在乘飞机离开哈瓦那飞往纽约途中，他在飞机上接受了美国记者的采访。当记者们问到美军最近在关塔那摩基地举行军事演习的问题时，卡斯特罗辛辣地嘲笑回答说：“很有趣……他们在糟蹋美国的纳税人……”
这时，有记者问起由于古巴搞国有化造成的对美国欠债的问题时，卡斯特罗对此用讽刺口吻指出说：“有一次，《国家地理》在哈瓦那给我拍照，付给了我一张100美元的支票。这不能扣除。那么，在美国，除了别的债务外，它还欠我100美元……”
当记者谈到他生命安全问题时，卡斯特罗坦然地回答说：“谁也不会提前死去。只是我们不知道死的时间。”
记者还问到他的衣服是否有某种保护作用，是否也穿防弹背心的问题。卡斯特罗听后，随即解开外套，向记者们露出胸脯，并用坦然的口气回答说：“我就这样下飞机。我的背心是道德，它在永远保护我。另外，我生活在一块热情的土地上……”
卡斯特罗这种无所畏惧的回答，使记者们很受感动。他的生命虽然时时受到威胁，但并没有因此而躲在国内惧怕踏出国门，他在外交和国内的活动仍然十分频繁，因为他不怕任何暗杀。
卡斯特罗的飞机到达美国纽约时，他的安全问题由联合国警察、骑兵、步兵和应急部队负责。当他在联合国警察和士兵的护送下前往下榻的旅馆途中，街道两旁站满了古巴和拉美的流亡者，他们激动地挥舞着对立的旗帜高呼道：“欢迎菲德尔！”而另一面却叫喊：“滚出古巴！”这种歇斯底里的呼喊声一浪高过一浪。
10月12日，卡斯特罗在联大第二十四次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被媒体认为在联合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在发言中阐述了世界穷富差距、儿童、医疗和文明问题。他用有力的声调指出说：“……为什么一些人民不得不赤脚行路，而另一些乘豪华车旅行？我以世界上那些没有一片面包的儿童的名义发言……以那些无药治病的患者的名义，以那些失去生存和人类尊严权力的人的名义……他们的命运是什么？饿死？永恒的贫困？那么，文明的作用是什么？人们良知的作用是什么？联合国的作用是什么？不用再说了！缺少的是行动，抽象的概念够了！”
随后，卡斯特罗以世界粮农组织的数据为依据，还阐述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扼杀不发达国家的主要手段，如保护主义、垄断、技术控制和富国提供资金的方式等，而这些是贫穷国家巨额外债的根源。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他强烈呼吁全面延期还债。他对此指出说：“发展中国家的外债达到3350亿美元……这对发展规模较小、形势恶劣的国家来说是无法承受的。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免除……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以制止在国际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货币的灾难性浮动，特别是美元……再也不要谈论无人能理解的投机性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卡斯特罗在发言的最后，建议用平行的方程式，使所有国家的和平加以发展。接着，在他充满激情地结束发言时说：“我来此不是预言革命，我不是来请求和希望世界剧烈动荡。不能以世界各地每年死于饥饿和不可治愈疾病的千百万人的名义侈谈和平……永别吧，武器。让我们文明地致力于当代最令人痛苦的问题：这是全世界所有政治家的责任和最神圣的义务，这也是人类生存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卡斯特罗在联大第二十四会议上的发言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给各国代表留下了美好而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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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中求发展（2）
会后，卡斯特罗以更加有力的姿态投入到致力于本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国际外交工作中。这时，由于加勒比局势和其他国际形势发生的激剧变化，他辞去了不结盟运动主席的职务。但是，他仍活跃于国际事务中，在土耳其反对塞浦路斯的斗争中，坚定支持塞浦路斯岛的合法主权要求，这同被美国政府当着“地中海的卡斯特罗”的马卡里奥斯的主张是一致的。在伊朗和伊拉克的战争中，他积极派外长马尔米耶卡以特使身份前往德黑兰和巴格达，竭力为阿亚图拉·霍梅尼的###革命政府与萨达姆·侯赛因间达成和平协议而进行卓有成效的斡旋。与此同时，他坚决支持巴勒斯坦解放运动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建议，在亚非代表中组成一个委员会，并同该委员会一起为制止中东新的冲突而不懈努力。他始终站在巴勒斯坦一边，强烈谴责戴维营协议是犹太复国主义和美国利益在这一地区的工具。1982年以色列发动了入侵黎巴嫩的战争，他为此猛烈抨击了以色列的侵略行经。由此可见，他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为维护世界和平及正义而做的巨大努力。
在1979年12月，当苏联军队进攻阿富汗时，卡斯特罗立即表示支持苏军的行动，与苏联保持一致。同时，他还与法国共产党总书记乔治·马歇一起发表联合公报，说苏联进攻阿富汗的行动是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坚持不懈地支持巴基斯坦边界反对派组织的一个有力回答。
在联大第二十四次会议结束两个月后，卡斯特罗出席了于哈瓦那举行的七十七国集团会议，即联合国不发达成员国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拟定向最发达国家提交的发展计划，落实抽象的“南北对话”。他在会议上的发言中再次批评了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引起了不发达国家的共鸣。会议还决定将与发达国家代表在墨西哥的坎昆举行会议。然而，美国政府坚决反对古巴参加会议。因此，他通过电话告知墨西哥总统洛佩斯·波蒂略，决定放弃出席会议。
这之后，卡斯特罗在哈瓦那主持召开一个世界经济学家研讨会，专门讨论发展的问题。在会议期间的发言中，他第一次提出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能摒弃跨国公司，因为它们是技术、市场和资金的主人。他还指出说：“强权政治没有前途。更有效的是一个聪明的、外交的和经济合作的政策……我坚决反对沙文主义，因为它是国际主义的敌人。我尊重马克思主义的潮流，因为它不是教条，也不是灵丹妙药……”
除此之外，卡斯特罗还积极推动文化艺术的发展，并支持拉美各种倾向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哈瓦那举行活动和聚会。另外，他亲自参与扩大“拉美新电影节”和创立了拉美的电影发放机构，以冲破美国好莱坞大亨们的封杀。同时，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创建了“新电影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