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8月1日午后，从哈瓦那来的记者向警察局请求采访卡斯特罗，并得到查维亚诺上校的准许。过了一会儿，胡子被炎热的太阳烤焦、衣衫褴褛的卡斯特罗被警察带到局长办公室接受记者的提问。
卡斯特罗看上去很疲惫，但是，他仍以饱满的精神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在回答中他重复了蒙卡达宣言中一些主张，如：主权归还人民、净化国家管理、完善公共健康和教育。另外，他还揭穿巴蒂斯塔在科伦比亚兵营有关“七·二六”事件的讲话完全是虚伪的，是撤谎。由于谈到了敏感的问题，查维亚诺局长急忙找机会中止了记者的采访活动。
当天，卡斯特罗被转移到波尼亚托监狱。随后，劳尔和其他一些俘虏也被押送到了这座监狱。除此之外，就在卡斯特罗发动“七·二六”起义当天，巴蒂斯塔下令无端逮捕了一些真正党、正统党和共产党人，并将他们关押在波尼亚托监狱。
另外，参加“七·二六”运动的两位女士艾德·圣玛丽亚和梅尔瓦，也在转移中被巴蒂斯塔的军队抓获，并关进波尼亚托监狱同一间牢房，她们在狱中表现出很坚强的意志。
波尼亚托监狱根据上级的命令，禁止卡斯特罗与外界联系，因此他处于被隔绝状态。不过，好在监狱的军事监督利亚内斯·佩列蒂耶中尉是他在哈瓦那大学法律学院的同学，并表示愿意秘密帮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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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世骇俗的自辩（2）
9月间，由于即将开庭审判卡斯特罗等被俘人员，经商议，哈瓦那律师协会指定有威望的律师豪尔赫·帕戈列雷出庭为卡斯特罗辩护。但是，因当局设置种种障碍，辩护方和被告难以见面，只有当紧急法庭出面干预时，辩护律师才获准10分钟与被告见面的时间，见面必须在军事情报局官员的监视下进行。在这种无法容忍的情况下，由于卡斯特罗本身是律师身份，于是决定自己为自己辩护。
9月21日，是个令全社会关注的日子，因为这天将开庭审判卡斯特罗等人。这天从博尼亚托到司法大楼戒备森严，士兵排成了长长一队，被捕人员在重兵的押送下来到司法大楼。卡斯特罗作为头号审判对象，被单独押送到法庭，这天他穿着一身平时爱穿的黑色西装。一个CMKC广播电台的女记者格洛丽亚·奈德拉斯，也是正统党人，特地从哈瓦那赶来支持卡斯特罗。他看到她很高兴，并互相问候。
上午7时40分正式开庭，当法官问到被捕人员时，大家都说：“我们为古巴的自由而战斗，我们不为自己的行为后悔。”随后，卡斯特罗被传到被告席的凳子上坐下，他面对的是军事法庭公诉人的提问，他将全面陈述这起事件的因果。在此之前，艾德在致被捕人员的信中请求委托他以小组名义向法庭全面陈述。因此，他一开始便向法庭陈述说：
“我的责任是理性的和感性的。这些青年和我为古巴的自由而斗争……我没有劝说他们，他们坚信，应走的道路一定是武装之路。”
法官打断他的陈述说：“你只能回答检察院的提问。我请你不要把回答当做政治演说。”
卡斯特罗提高了声调，继续说：“我的政治是真理！巴蒂斯塔需要战争，因为他拒绝任何真正的民主解决方案。”
法官问道：“为了达到你的目的，先生为何不选择文明道路？先生是律师。”
卡斯特罗很干脆地回答说：“很简单。3月10日后，我不能再说话，我徒劳地使用了一切普通手段。最后，我决定求助暴力起义……”
法官问：“先生的意思是说3月10日后不能搞政治？”
卡斯特罗说：“完全如此。”
法官还问道：“可以说一下你如何得到购买武器和组织起义的钱？普里奥总统是你的资助人？”
卡斯特罗在回答中否认了这一点，他向法庭公布了参加暴力起义人员每人捐款的数额。随后，在辩护插话中，一个律师问道：“先生与人民社会党某位领导人合作过吗？”
卡斯特罗直截了当地说：“没有，先生。”
公诉方的律师又问：“你看到过属于阿韦尔·圣马里亚的某本列宁的著作吗？”
他用有力的声调回答说：“不记得。但这是可能的，因为我们什么书都读。但是，这个运动唯一的精神导师，我应讲清楚，是何塞·马蒂。”
将近两个小时的审讯终于结束了，这时卡斯特罗请求法官允许坐到辩护律师的席位上。有关此时的情形，据比利托·卡斯特利亚诺斯日后回忆说：“他汗流夹背坐在我旁边，对我说：‘比利托，最坏的已过去。’这一句神秘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理解，从那么多人牺牲开始，政府真正的面孔逐渐暴露。而此时，这种暴露就在司法的天地下发生着。”
经过两次开庭，法庭认为有几个人是受牵连者，于是当场宣布释放了他们。但是，政府当局认为卡斯特罗的言词玷污了国家，以此企图封住他的嘴巴，并设法阻止他继续出庭辩护。因此，根据查维亚诺上校的命令，两名法医突然对他的身体进行检查，准备开出一张他因病无法继续出庭的证明书。卡斯特罗从法医那里得知这个企图后，立即写了一封信秘密传送给梅尔瓦·埃尔南德斯，请她将信交给法官。他在信中写道：
“紧急法庭：律师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在第37号诉讼案中的自我辩护……并向法庭怀着敬意陈述如下：1这是阻止我出席法庭，以免揭穿围绕‘七·二六’的事实编造的弥天大谎；2尽管司法部反复通告，法庭最后一次通知监狱当局要求取消禁止我们与外界联系的非法、犯罪做法，但我仍然处于不可交往中，甚至在这座监狱的57天中不允许我见太阳和与任何人说话，或见我的家属；3我完全相信正在策划从肉体上消灭我……全古巴的眼睛在盯着这个法庭。对我来说，如果为了活命，我必须舍弃我的权利或我的荣誉，我宁愿放弃生命一千次；深信中的正义原则比一支军队更强大……奥连特省监狱，1953年9月2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
卡斯特罗的这封信引起了军事当局的极为不满，这使他的处境变得十分严峻起来。就在梅尔瓦被隔离的同时，他被秘密转移到了更偏远的恶劣监狱，并打算在这里通过饭中下毒来结束他的生命。然而，他的大学同学佩列蒂耶中尉救下了他的生命，否则古巴的现代史就要重写了。他后来对此说：“我到达博尼亚托几天后，（查维亚诺）命令将一个有良心的军官（利亚内斯·佩列蒂耶）驱逐出军队，撤销其狱监职务，因他拒绝毒死我。他们已准备了毒药和一个编造的有关我自杀的公开声明。他和萨里亚一样，给了我生命……”
这期间，许多人在马路上散发传单，呼吁人们拯救卡斯特罗出狱。与此同时，两名法医出示了他根本无病的诊断证书。但是，监狱仍然将他隔绝，没有解除他可以出庭的禁令。
惊世骇俗的自辩（3）
10月13日，当局对参加攻打蒙卡达兵营的28名人员进行宣判，包括两名女性艾德和梅尔瓦。她俩被判刑7个月，服刑地点在距哈瓦那45公里的瓜纳海女子监狱；其余人被判3至15年，并被关押在哈瓦那的拉卡尼亚军事堡垒里。
10月16日，当局决定对卡斯特罗进行秘密判决。直到此时，他才获准与妻子、儿子以及姐姐安赫利塔和哥哥拉蒙见面。在宣判的前一天，他终于完成了一篇近50页的自辩文稿，文稿中揭露了古巴社会的黑暗和司法腐败。他还将文稿高声朗读给同牢的狱友听。这天早晨，他特意穿上藏蓝色西装，里面是白衬衫，还打了一条红色领带，显得十分庄重。上午9时许，戴着手铐的他平静地走进了临时设在萨图尼诺洛拉医院护理学校的宣判厅。这里已经坐着审判官、法官秘书和司法代表，还有几位很有名气的记者。除此之外，另有被告波利·卡夫雷拉和受伤的工程系学生阿韦拉多·克雷斯波。
这时，有人给卡斯特罗打开了手铐，他的两手被汗水浸湿了，他不由活动了几下手腕，然后用敏锐的目光将整个大厅审视一番。接着，他向比利托要了一部法典和几页纸张，并穿上借来的律师长袍，准备开始自辩。此时，大厅的门外站满了旁听的医院工人和押送犯人的士兵。在两个多小时的自辩中，他成了一个指控者。他指出了古巴面临的严重危机、袭击蒙卡达兵营失败因素和独裁政府的罪行。他高度赞扬了马蒂思想，阐述了自己的民主纲领。
卡斯特罗用充满激情而又严肃的声调说：“法官先生们，我是这么普通的公民，有一天他无奈地面对法庭请求惩治那些违法的野心家……政府反复强调人民没有协助‘运动’……他们想以此显示人民的驯服和胆怯……就斗争而言，我们所说的人民指的是60万古巴人，他们没有工作，想用体面的劳动获得面包，而不用离开祖国去异乡寻求生路；指的是50万农村工人，他们居住在破烂小屋中，每年劳作4个月而其余时间忍饥挨饿；他们与子女共同分担着贫困，而孩子们没有一寸可耕种的土地，他们的生存应当引起更多的怜悯，如果没有那么多的铁石心肠的话；指的是40万企业工人和劳工，他们的未来是降低工资和被解雇……他们的休息意味着坟墓；指的是10万个体农民，他们从生到死就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劳动，像摩西一样悲凄地望着它，那块至死也不能拥有的沃土，而又不得不像封建奴隶一样支付着租金；指的是30万勤奋的教师，后代的美好前程仰赖他们，而他们的待遇和收入如此低劣；指的是20万负债累累、濒临破产的小商人；指的是10万职业青年、医生、工程师、律师、兽医、幼儿教师、牙科医生、药剂师、记者、画家、雕刻家等等，他们走出校门便钻进了死胡同……我的逻辑就是最简单的人民逻辑……”
接着，卡斯特罗提出了6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