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被安排在头版显要位置上。事情发生在1月和2月，有人力图把政变的原因归罪到我头上。我还有两篇文章当时正在撰写中，它们更为尖锐，对腐败更有揭露性，题目是‘不必去危地马拉’。”
卡斯特罗还回忆说：“甚至连那些人都认为我揭露腐败行为造成恐惧，导致发生了政变，企图把罪责归到我头上。这种看法没有丝毫道理，但却很强烈。应该说，一方面，那些人深深地憎恨我，另一方面，大学里人们猜忌我。必须消除人们的不安。”
在这种情况下，卡斯特罗的革命思想在巴蒂斯塔策动的政变中有了新的升华，他清楚地看到只有采取暴力革命才能推翻巴蒂斯塔的独裁政权，而革命只有靠武装斗争才能成功。于是，他向正统党领导人指出，只有采取武装斗争才是推翻巴蒂斯塔政权的唯一道路，不过他并没有说出自己真正的革命目标，即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建立新的国家。这时，在他的主张和推动下，正统党与一个叫“哈瓦那天地”的武装小组建立了联合阵线，以此发展革命力量。他表面上忙于律师工作，实际上在加紧从事革命活动，因此每天都出入于古巴人民党（正统）所在的普拉多大街109号总部，为日后发动的武装斗争作准备。与此同时，他还争取了拉塞瓦和卡约韦索武装小组，并获得了支持他竞选议员的群众的信任，这为他后来发动武装起义打下了重要基础。
然而，到了1953年初，卡斯特罗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几乎到了要卖二手轿车的地步。有一天，他从正统党机关所在地普拉多109号出来，发现汽车已被汽车代理商收回，因为他没有按期付款。这时，他连喝咖啡和抽雪茄的钱也没有了。当他走进食品店时，店主拒绝赊给他食品。关于此时的境况，多年以后他也无法忘怀，他回忆说：
“我诚挚地告诉店主：我没有钱。而那位平时很友好的先生拒绝继续向我赊账。我沿着普拉多大街行走，穿过总统府的人行道，看到列队的卫兵。面对这些权力的象征，我衣袋里没有一分钱……我站在内普图诺街口，那里有一个报亭，我开始浏览刊物的大标题。一个青年助手大怒：‘喂，走开！’把我推了出来。我既没乘电车，也没乘公共汽车，步行了大约三公里，直到大学附近，那里的一个建筑中有我的一个房间。我躺下。天气十分炎热，我睡着了，大约有四个小时。我非常沮丧地度过了一天……”
由此可见，卡斯特罗由于将所有精力投入到革命活动中，完全将律师工作放在一边，因此几乎没有经济收入，这样他难以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家庭生活无疑陷入了困境。当他的衣袋里偶尔有些钱时，便带上妻子米尔塔和儿子菲德利托来到一家中餐馆吃炒杂烩和虾仁炒饭，可以说这是他们这期间过得最奢侈的生活。然而，这种生活渐渐引起了米尔塔的不满，为他们日后婚姻的破裂埋下了伏笔。
尽管卡斯特罗在生活上陷入困境，但却没有影响他的革命活动，他仍然为发动新的革命运动积极作准备工作。这时，好友蒙塔内出面帮他偿还了债务，使他的生活状况有了一定改观。
除此之外，这时的卡斯特罗已经深深懂得要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新革命，必须建立自己的宣传阵地，而宣传的重要性就是唤起民众的革命热情，同时揭露反动的政府。因此，根据计划，他将前往马坦萨斯省，在那里建立两个地下广播电台。另外，在此之前，阿韦尔和蒙塔内秘密创办了一份名叫《还是这些人》的刊物，他热情支持这个小册子的诞生，并成为它的主要撰稿人。当这个充满革命色彩的小册子诞生时，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用昂扬的笔调写道：“《还是这些人》是一个温和的题目，为什么不找一个更有力的题目，譬如‘指控者’？”“除此之外，我们应增加印刷量，散发到卡约韦索、马里亚瑙、圣地亚哥、拉斯维加斯、吉内斯、卡拉瓦萨尔、马德鲁加和阿特来萨。”更重要的是“我们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事要揭发，有许多人要争取！路线就是团结那些没沾染政治恶习的青年！”他还指出说：“‘指控者’还不够，条件来自努力、奉献、坚持！……我们创造我们的条件。以群众作基础，用暴力打垮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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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推翻巴蒂斯塔（3）
随后，卡斯特罗和阿韦尔驱车200公里到达马坦萨斯省，并来到马里奥·穆尼奥斯的咨询事务所。此人是个医生，但从事的却是通讯工作。卡斯特罗此次是为筹建两个地下广播电台而来。经过充分的准备，1953年5月底，广播电台终于在哈瓦那开始工作。与此同时，还创办了《指控者》刊物，该刊的编委为：主任劳尔·戈麦斯·加西亚，笔名老百姓；执行主任阿韦尔·圣马里亚；编辑菲德尔·卡斯特罗，笔名亚历杭德罗；政治指导员胡安·廷瓜奥，笔名廷先生；里卡多·巴利亚达雷斯，笔名谈话者；赫苏斯·蒙塔内，笔名卡尼诺，主要负责“利刃”专栏。除此之外，卡斯特罗还对《还是这些人》这个刊物提出建议，希望它充满革命的战斗力。
经过充分的准备，《指控者》于6月1日问世，该刊共4版，第一期印了500份，每份定价5分钱。刊头特地采用独立战争时曼比战士的口号“不自由，毋宁死”。关于该刊的内容，据马克斯·莱斯尼克回忆说：“小报丑化政府官员，换句话说，是雅各宾式的、反叛的、激进的传单，这就是我在大学结识的菲德尔的时代。”
7月29日，《指控者》第二期问世。第三期属于特刊号，也是最后一期，于8月16日出版，印行一万份。卡斯特罗以亚历杭德罗为笔名，在第三期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他在题为《我指控》的文章中揭露了巴蒂斯塔的虚伪嘴脸，他在文章中还写道：“巴蒂斯塔……你嘴上说的是出身贫苦，住的却是宫殿。你绝非如你所说是士兵的朋友——你是要把他们变成实现你野心的阶梯。你说的是选举，谁又能相信你？你在1940年借用刺刀获得了选举胜利……你讲的是劳动，无所事事的人比任何时候都多。你谈的是进步，你却把自己同古巴和外国的利益紧紧连在一起。最后，你挂在嘴边的是祖国，但实际你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是拍所有大使马屁的仆从！”他尖锐地批评说：“古巴只剩一条路。我指控你，可恶的暴君！”
除此之外，卡斯特罗在《（正统）古巴人民党的自责》一文中，对正统党领导人只注重个人斗争，而脱离群众的问题提出批评。他在文章中指出：“以这种行为对巴蒂斯塔提供服务者不在少数。对那些不同于盲目相信群众者，而是相信伟大思想是不可征服的力量者来说，领导人的动摇绝不是他们消沉、颓废的理由……目前是革命，而不是政治时刻。”
然而，《指控者》只出了三期就被当局封杀了，而且还抓捕了阿韦尔、蒙塔内等人，但不久又释放。另外，在这期间，警察局还下令捣毁了位于普拉多大街的古巴人民党总部，并搜捕与此有关的记者。
在这种情况下，卡斯特罗决定秘密准备武装起义。在他精心组织下，成立了一个可靠的秘密小组，小组的成员大多是无产者，他们将是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同时，他四处奔波筹措武装起义的经费和武器，于是他找到“9·30委员会”负责人佩德罗·米雷特，委托他对小组成员进行基础军事训练，训练地点设在大学生联合会烈士纪念堂，这是个秘密地点。
然而，由于卡斯特罗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革命活动中，四处奔波，极少有时间顾及家庭，这使他与米尔塔之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最初显露出婚姻的危机。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所从事的政治工作。在这期间，他认识了一个叫纳蒂·雷韦尔塔的漂亮女人，他们来往密切，她成为他精神上的支柱和政治上的支持者，而且对筹建小组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武装起义的准备（1）
这时候，卡斯特罗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准备武装起义的工作中，也是他要做的首要工作。他认为只有通过武装起义，才能推翻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于是，他秘密发展着起义的武装力量。
实际上，根据古巴当前的严峻形势，只有发动武装起义才是唯一出路，这完全是统治者逼出来的。卡斯特罗早已看清了这一点，因此他认准了走武装斗争这条道路。关于此时的情形，正如他日后回忆的：“当3月10日政变发生时，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产生了一个以武力建立的军人政府，中断了上述进程。这又是一个挑战，我们并不想单独进行革命。我们认为，从国家利益和爱国荣誉这些基本考虑出发，反对派力量要联合起来开展反对巴蒂斯塔的斗争。于是我们便为这一时刻着手进行准备，与其他力量团结斗争。我们认为，在国内这种联合斗争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我们开始在大学做动员工作。这是一种秘密行动。在这所大学烈士会堂，组织了1200名七·二六战士。”
这个秘密小组的成员大多是正统党青年团的人，在卡斯特罗的精心组织下，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他对此回忆说：“在大学里，我们齐心协力地做七·二六运动的准备工作，还参加各种示威活动，因为我们已经拥有力量。可以说，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存在大量的组织，很多人同时参加这个和那个组织。我们建立了一个由训练有素的1200人组成的组织。整个七·二六运动都是以完全合法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我们使用正统党在（哈瓦那）普拉多大街109号的房产，我在那里同所有的支部逐个进行会面，在大学里对他们进行训练，然后派到其他地方。这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我们基本上依靠正统党青年团。如前所说，正统党青年团在民众中很有威信，在青年人中很受同情。在挑选出来的同伴中，90％属于正统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