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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事情中我看清楚了中国的军队是怎么样的一批人组成的，要带着这么一批人去打仗，还要面对如此精锐的日军，还要打胜仗，实在是不容易。
有一次我们在德国的武官换人，新武官是酆悌（所谓“十三太保”之一。武汉失守后，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下令烧长沙，他明知不对，却又不讲。因为中央要坚壁清野、焦土抗战，不能把一个完整的城交给日本，但是烧城应该由里往外烧，他反而从四个城门开始烧，人民还没撤走，把老百姓烧死在里面，所以他被依军法判处死刑，执行枪毙。当时他是长沙警备司令，阶级是少将）。他看到我有一把漂亮的七六二手枪，要跟我换，他给我的一把手枪是二五的，连栓都拉不开，完全锈死，这么一把手枪，他还好意思自己佩戴，还要跟我交换。军人的枪是第二生命，哪能让枪锈得连拉都拉不开。我对中国军人实在是失望，而且他知道我是谁，竟然敢这样占我便宜，我就怀疑他的智慧，除了用阶级压人家之外，还能做什么事。而且最糟糕的是，他自己所配挂的手枪锈得不能用，还不觉得是耻辱，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即使他对我有礼貌，也只是封建的观念而已。
我们的国家制度的确有很多地方值得批评，官员的办事能力的确欠缺，办事态度也的确不好，但是这不是中国国民党的错，也不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错，这是传统养成的习惯，这种习惯存留在民间也存留在政府内，不论是谁，稍稍有权威后就开始耀武扬威了。有一次大家为此话题辩论，我认为实在不值得如此争论，重要的是，我们要承认现实，努力纠正。例如一个小小的二等兵，当他奉派去当桥头盘查哨时，自认有了权威，执行任务时就对老百姓大声呵斥，或者有其他不礼貌的行为；共产党看准这一弱点，便对老百姓态度亲切，老百姓自然倾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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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敌为友
民国二十一年冬天，有一天在学校大操场上，落雪刚停，有一个同班同学，硬逼我从他裤裆下钻过去，结果我钻过去了。那个学生在我们班上年龄是最大的，个子也是最高的，因为他已经第三次留级了，他当众骂我是“继父的孩子”，我都忍住了。那时候我们在第二、三堂之间有二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其他各堂间则是十分钟。一个普通的教室可以容纳三十位左右的学生，就在同一天，我们合并三个班级在一个大教室上课，那个大教室可以容纳八十个人。在第二堂下课时，那个大个子就在讲桌上把我叫上去，要我跟他扳手。他总是过一段时间要找个机会羞辱我一番，早晨在操场羞辱过我，现在又要我去和他扳手，我说：“你明知我扳不过你，你的个儿这么大。”他说：“给你一个机会你还不要啊！”一定要我跟他扳手。他不晓得我练过工夫，尤其两个人手一握，只要我的手往里边一紧一按，他马上就晓得我有多大的劲，不过我还是让他扳过去了。后来他就当着所有同学的面说：“你们不要以为蒋建镐扳不过我，其实全校没有人扳得过他，刚才我要他钻裤裆，实在是我的不对，我当着大家向蒋建镐道歉，以后希望大家不要看不起他，他实在是一个功夫最好的人。”从此这个人也不做混混了，书也念得不错，跟我们一起毕业，后来他考进上海海关，做了关务员。他的家庭背景也不错，不过我们毕业后就没有来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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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闭门羹
民国四十二年，我的先室过世，父亲就送我到美国陆军指参学院正规班念书。那时候从中国出去的多半都是念召训班，我则进正规班。念了一年后，民国四十三年我回到台湾，与母亲（姚夫人）住在一起。那年冬天，我向石家老丈人借车，他借了一辆很漂亮的七人座车给我，平常他自己都舍不得用。有一个星期天，我一个人也觉得无聊，便带了一本书及笔记本到淡水海滩上做一些思维的工作。情报学校就在淡水河附近，我到情报学校大门口后，卫兵不让我进去，那天我穿了一件灰布棉袍子，我的驾驶就下去跟卫兵说：“那是蒋纬国将军。”卫兵大概念过几天书，他就跟我的驾驶说：“你告诉他，这是蒋经国将军办的，叫他别开玩笑。”就是不让我进去。后来卫兵排排长出来了，他问清楚情形后就骂那个卫兵：“蒋纬国将军就是蒋纬国将军。”那个卫兵说：“对不起，我以为他开玩笑的，我跟他说这是蒋经国将军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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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遇袭
民国四十四年，有一天我从台北到台中，路过铜锣山，那时候的纵贯道上常常会有涵洞，涵洞上有小桥，公路上路肩虽然很宽，但是路面很窄，只有中间一段，两辆车要会车时，外面的轮子就会落在路肩上，而过桥时则只能有一辆车通过。我们的车到铜锣山时，前面有一辆弹药车，上面坐了一大群军眷，男女皆有，看他们很兴奋的样子，可能是到某处参加晚会后要会营房。那天我还是坐我老丈人的大车子，说也奇怪，我在台湾从不戴枪出门的，那天临走时，因为是晚上从台北回台中，所以我就跟驾驶说：“咱们今天把枪带着吧。”于是我们各带了一支卡宾枪和一把四五手枪，我身上带着四五手枪，又在后座摆着一支卡宾枪。
当我们的车子要过桥之前，听到弹药车上的人嘻嘻哈哈的，后来他们开得愈来愈慢，也不让我们过去。到了有涵洞的桥上头，他们就停在那里，我们就过不去了。我们在距离他们二十公尺左右的地方停下来，然后就看到前面跳下两个大男人来，我听到他们说：“肥的！”原来他们看到我们的车子很漂亮，想抢我们。我就跟我的驾驶说：“开远光灯照着他们。”说完后，我就从后面右手门下来，他从前面左手门下来，他拿着枪，我也拿着枪。因为车子开远光灯，所以对面的人看不见我们。对方起先有两个人跳下来，后来又跳下四个人，都是男的。我带枪时一定先上子弹，但不是为了要警告对面的人，我就喊我驾驶的名字：“徐宏，上子弹！”他拿着卡宾枪，我拿着四五手枪“啪嗒”一声上膛，牺牲了一颗子弹。他们听到我们拉枪后说：“小心，他们有枪。”我们两人就绕到远光灯的前面，其实我们车子上已经没有人了，我故意往后指挥，说：“你们在后面看着，我们朝前面走！”让他们以为车上还有很多人。说完我们两人就前进，并对他们说：“不准动！”因为我们的灯光照得很清楚，而且我的驾驶拿着卡宾枪，等于是一支小冲锋枪，他们也不敢乱动，我就拿着四五手枪绕到那辆弹药车的驾驶座旁边，一伸手就把驾驶的识别符号摘下来，我说：“你回去后老老实实地向你自己的部队长报告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我不提出报告，这个识别符号我会还给你师长的，以后不可以这样子。”那位师长是周中峰，后来还当过军团司令、国安局局长，可是他带部队实在不行，他的部队的纪律由此可见一斑。
民国四十五年，有一次在衡阳街，我自己开了一部民用的黑色吉普车，那天我穿便服，路上有一辆“国防部”的交通车把我的吉普车逼到人行道上，我听到、也看到一个中校阶级的军官对驾驶说：“揍他！揍他！”他叫他的驾驶下来揍我，不晓得是什么意思。结果驾驶就跳下来跑到我的吉普车旁边，伸手进来，想要揍我。他把手伸进来后，我就把他的手按在我的胸口，往前一弯身，把他的手一叠，他就“砰”地一下跪在旁边。他一跪下去，我把手一伸，就把他的识别符号摘下来了。我说：“我不会怪你的，是那个中校指示你的，你向总务处处长报告，我会把识别符号还给总务处处长。”那时候的总务处处长是王雨农。
这点点滴滴加起来，账都算在“中国国民党”身上，也难怪民进党有那么多机会指责国民党，实在是有些人做得太过分了，予人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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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义演纠纷
在“一江山事件”之后，有一天我穿着军装到空军总部去接洽事情。那时候我是“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阶级是少将。那天总部外面围了很多人，围墙上也贴了很多标语，这些标语跟共产党的差不多。当时我还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就直接到总部里面去办事，办完事情后，听到广播器呼叫：“请蒋纬国将军到大礼堂门口服务处，有你的电话。”我就到服务处接电话。我接起电话说：“我是蒋纬国。”电话那头就说：“喔！蒋将军，请你稍等，夫人请你讲话。”蒋夫人问我当时人在何处，我说我在空军总部大礼堂门口旁的服务台，她问我知不知道大礼堂里在做什么事，我说我不知道，她说：“大礼堂正在举办‘古今中外服装义演’，是我与陈香梅两人联合主持，特别为‘一江山事件’的遗眷和空军总部托儿所募捐的。陈香梅现在正在大礼堂里，有人阻止他们演出，使义演无法开锣，你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尤其听说今天来观赏的使节有很多人受到困扰，特别是东方面孔的外国使节，不论是在空军总部外面或是里面，都受到侮辱。你赶快去看一看。”
我挂完电话后就进去大礼堂，看到反对者的宣传口号是“我们中国人拿中国女孩子的大腿去慰劳美国洋鬼子”，带头的则是江海东。江海东当时是军邮社的总干事，官拜少将，他带着两辆军友社的广播车，又动员了退伍的青年军，从基隆开车到台北，集结了一大堆人，大概有六七百人聚集在空军总部门口。我走到大礼堂台上，看到第一场是贵妃醉酒装，由当时著名的武旦戴绮霞示范表演。我到后台一看，挡住戴绮霞不让她出场的就是江海东本人，穿着少将的军装，我听到他对戴绮霞说：“你今天如果出台去，以后你就休想在台湾的市面上混。”我就过